当年茅盾、丰子恺虽然身逢乱世，人生漂泊，几度坎坷，但依旧乡音无改。他们不光在说话时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还把故乡的乡音自然地带到了作品中。如茅盾《林家铺子》中的“外面又有谣言，说是你拆烂污卖了一批贱货，捞到几个钱，就打算逃走。”茅盾《速写》中的“圆脸人却没说，用手到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来，丢在那账房手里，便又仰起了脸，摆出‘大好佬’的气概。”又如丰子恺《梦痕》“后来这套戏法渐渐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说，若是再拿出蜈蚣来，就要打头颈拳。” 丰子恺《桐庐负暄》中的“明晨，兵队果然把地扫得精干丝净而开拔了。”就像北京人老舍的作品带有许多京味一样，茅盾、丰子恺的作品则更多地带有“桐乡味”。每当读到这些地方，亲切之感便油然而生。

　　我不是茅盾、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可以顺其自然地把乡音搬到自己的作品中，但我是一名语文老师，乡音无改，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让桐乡话进入了课堂，发挥了其应有的教育价值。

　　当我讲到《木兰诗》中的“爷”应该解释为“父亲”时，有些同学不解，“爷”为什么不是“爷爷”呢？我说，这是古代的称呼，我们桐乡话中也不是有“爷娘”的说法吗？我故意把“爷娘”读作土话，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

　　掌握入声、浊声母和一些古汉语音韵对学习古汉语有重要意义，这是桐乡话能提供的便利。曾经有一位学生告诉我，《唐诗三百首》的很多篇章用普通话读不出韵脚，我建议他用桐乡话读一读。也有的说，学习诗词的格律平仄经常搞错，我也建议他用桐乡话读一读。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女士在《茅盾、丰子恺故里乡音录》的序文《土白实在痛快》中说：“我们家里一向都是说家乡的石门话。在家乡时如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家逃难到大西北，也仍然如此。”丰一吟的大姐丰陈宝也说：“我生长在故乡，虽住在上海，却乡音未改。”可见乡音无改这是人的习性所致，也是浓浓的乡情使然。

　　人们常说：“月是故乡明，情是故乡深”。我们每个人的家乡虽然不同，但对家乡的热爱却几乎是一致的，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家乡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