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民政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统计没有列入低保户内的低收入家庭共有887户，2792人。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困难，生活窘困、疲于生计的家庭远不止这个数字。

　　东兴社区的洪老太已经80多岁，没有经济来源。年轻时没有生育，领养了一男一女，现在和子女分开住。儿子和媳妇都无正式职业，靠卖蔬菜度日，孙子在音像店打临时工，这一家收入仅够自己糊口，根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照顾洪老太。养女靠出租私房，稍微有点节余，平时经常塞点钱给洪老太。由于不够低保标准，洪老太只能作为困难家庭每年拿些临时补助。“现在这日子虽然紧巴但还过得下去，但以后要生个啥病，这日子就难了。”洪老太对于将来满是忧虑。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一些家庭虽然有收入来源，但入不敷出，家庭抗压能力很低，而更多的困难家庭是因病致贫。

　　住在东兴南区的金阿姨每月有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资。相依为命的女儿30多岁了，但因病无工作能力。女儿每年都会发病好几次，这时高昂的住院费成了母女俩最难过的槛。因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她们被排在了低保之外。虽然参加了合作医疗，但10%的报销率，对动辄上千动万的治疗费，还是杯水车薪。社区也多次动员金阿姨参加社会救助，但金阿姨碍于面子，一直没申请。平时就靠亲戚的接济和政府临时救助。

　　老乔家也是因病拖垮的一家。老乔在政府的安排下做协管，每月有500多元的收入。老婆３年前得了胰腺炎。儿子在读高中，女儿在厂里打工。全家每月收入1000多元，而今年仅妻子看病就花掉了１万多元。老乔过着四处举债的日子，外面已经“荡空”了好几万元。“虽然政府对我家帮助不少，每季有几百元的困难补助，年底还有慰问金，前阵子慈善总会也送来1000多元慰问金，但生活还是很窘迫。”老乔显得很茫然。妻子的病也不能断药，老乔给记者算了笔账，按照合作医疗政策，1万元以上的治疗费用救助30%，但里面一些治疗内容都不列入报销范围，所以到最后能报销的只有2000多元左右。

　　为避免低保户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出现“政策断层 ”，新出台的《关于推进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困难家庭辐射面更广，真正做到社会救助 “对症下药”。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已呈现“斜坡式”特征。更多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也加入到救助队伍。市慈善总会今年前三季度调拨救助款118.51万元，受众人员1618人，其中助医达到51.56万元，救助人数1003人。社区工作人员指出，这类困难家庭在各个社区都存在不少，单靠政府或社会团体，显然势单力薄，这时更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