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师，我倒常常会想起大学校园里以班主任为首的那群性格鲜明的年轻老师们，因为年纪相差不大，我们喜欢叫他们“小老师”。

　　最年轻的彭老师，那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只比我们大两岁。彭老师是北京人，讲一口好听的京片子。哪知学期还未结束，就通知我们提早考试，原来他美国留学的签证下来了。去美国后，彭老师来过信，他在信中说最头痛的是在美国读文化人类学居然要修高等数学。因为长得高大，假期里他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帮人背钱袋，居然能轻松负担自己的学费。

　　教中国通史的张老师，太太去了美国学习。有彭老师的前车之鉴，我们常在担心张老师什么时候也不翼而飞。第二个学期，他仍然与我们照面，据说因为学的是中国历史，他很难申请到美国的学校。后来总算走成了，是以陪读的身份出去的。听说去之后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想起那么英俊的张老师在美国捡豆芽，女生们都惋惜不已。

　　还有教博物馆学的陆老师，月月跑各国领事馆，总不见他走。在课堂上，就他敢“大逆不道”地鼓吹文物是世界的，属于全人类。在遭受美国领事馆将他载入入境“黑名单”后，被我们视为“崇洋媚外”的他仿佛换了个人，扬言要与美国政府打官司。

　　所有的年轻老师都在忙出国，除了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出生教授世家的杨老师，性格沉稳，厦大毕业后考回上海念研究生，女友也是大学教师，两张单人床一拼，就简单结了婚，这符合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清贫的想像。

　　１０年后，我回学校参加同学会。彭、张两位老师杳无音信，赶来赴会的陆老师让我去虹口的家中玩，我随口问你贷款买房了吗，他还是那么张扬：一次性付款，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司。而杨老师，已是我们的新系主任，虽然很少见到他，但在上海的各种媒体上，我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