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地震后的汶川县城中有很多星星点点的蓝色救灾帐篷。

 

　　今天距汶川大地震整整两个月，大地震震中汶川县“尘埃仍未落定”。关于汶川县城是否需要异地重建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反对异地重建者，称这是“逃跑的行为”；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

　　而真正的当事人，数万名在酷暑与密集的帐篷中等待着的羌民们，一直在等待着争论的结束。

　　漫长的等待

　　汶川县绵篪镇板桥村，远远望去，一大片帐篷群几乎看不到缝隙。

　　板桥村是汶川县居民紧急避险的临时居住地，在这里，帐篷与帐篷的前后距离只有10厘米宽，最密处，帐篷与帐篷几乎紧紧贴着。

　　20多天前，为了躲避暴雨可能导致的滑坡和泥石流，整个龙溪乡5000余人均临时避险，安置到绵篪镇板桥村。

　　一个乡安置到一个村，此地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因为汶川县绝对安全的地带几乎没有，紧急避险的暂居点只能如此狭窄。

　　负责居民安置点的防疫人员表示，如此大密度的人群，防疫任务非常艰巨。

　　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村民余永清说，几天前，周围已经有多个孩子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阿坝州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杨诗义，在地震后不久就下驻到汶川县城龙溪乡峨布村。他证实，确实出现了部分人拉肚子的情况。“好在，人并不多。”

　　而帐篷区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余永清说，大约在7月5日，自来水才通到帐篷区，每村均有一个取水点。此前，数千人均需要到一里远的街上排队接水。

　　直到现在，正常的电力仍未恢复，每天晚上，帐篷区只能在柴油发电机的巨大轰鸣中，点亮少量街灯。

　　比这一切不便更麻烦的是，所有居民都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熬多久？

　　当记者询问安置点的居民，是否愿意搬离汶川时，听到最多的回答是：“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我们也能接受。”

　　但直到大地震发生整整两个月后，汶川如何重建，仍然悬而未决。

　　曾被忽视的县城

　　“我也很急，但决定权不在县里。”7月10日，在回答何时能确定汶川是否异地重建时，副县长吴光旭回答说。

　　早在6月15日，汶川县县长廖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急切地表示，他希望早日能确定汶川将如何重建。

　　然而，直到7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公开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要把汶川县城全部搬迁。

　　记者了解到，由于是否原址重建至今未定，汶川县也无法出台灾后重建规划。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汶川也和其他各受灾县一样，很快开始进行灾后重建的规划，该规划是建立在将在汶川原址重建的基础上，但规划尚未完工，专家指出，汶川地质灾害隐患重重，已不适宜人居。汶川重建规划就此戛然而止。

　　6月16日，本报率先披露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汶川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并建议异地重建。

　　这一报告，也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汶川县城的关注。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震中在汶川县映秀镇，大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大地震”。由于交通中断，汶川县城也一度成为孤岛。

　　“到汶川县去！”成为当时各媒体的重要报道方向，公众也极度想了解，汶川县城遭遇了怎样的破坏。

　　绕行1000多公里，最早一批抵达汶川县城的记者传回的报道，让人有些错愕，汶川县城95%的房屋没有倒塌，人员伤亡较少。

　　与此同时，北川县城全城几乎夷为平地和大量人员伤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强烈的关注。相形之下，汶川县城的受关注度迅速降温。

　　当5月下旬，尹稚教授一行抵达汶川县城时，几乎已经很少看到媒体记者。

　　事实上，汶川安全的假象，一度也让初进县城的尹稚对同行者说，“这地没准儿能找到宾馆呢！”

　　而入城后才发现，那些“屹立不倒”的建筑物多裂出触目惊心的X形裂缝，根本无法住人。

　　一个星期后，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尹稚发现，滑坡和泥石流的次生灾害威胁，已使得这个县城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尹稚带领的规划专家组，是第一支在汶川山地进行详细实地考察的队伍。在此之前，对汶川地质灾害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卫星遥感拍照。

　　尹稚在北京曾经看到过这些遥感照片，进入汶川实地考察后，他马上发现了遥感照片的局限性。一是读者对原始状态并不熟悉，往往新旧难辨；一方面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多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

　　他举例说，汶川震后新增地质灾害点3590处，而遥感图像上不足100处。

　　6月10日，尹稚在关于建议紧急异地转移汶川部分受灾群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议汶川“考虑新县城选址”。

　　报告甫一出炉，都江堰的玉堂镇，当即成为汶川县政府及普通居民认可的一个迁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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