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认为，“本周的中美对话将成为一个转折点：保尔森将告别他的谈判对手——即将退休的吴仪”。 本报记者 高洁/摄

       频密展开的中美、中日、中欧经济战略对话，是以“中国方式”协调双边及全球发展问题的成功尝试     

       2007年岁末，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经济对话日益频密。

       12月14日，达成多项共识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以发表联合声明而结束；而此前的12月2日，中日高层刚刚结束首次经济对话，并约定第二次这样的对话于2008年底在东京举行；再往前的11月28日，则是已进行到第十次的中国与欧盟高层峰会。

       美、日、欧三大主要经济体与中国的互动，表明崛起的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一支 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要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全球经济要协调平衡前行，都越来越倚仗这种“中国方式”的双边经济对话机制。

       从未来看，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亦开始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经济走势、协调国际间利益冲突、保障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共赢，成为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更高层次上“经济对话”

       从2007年的特点来看，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在巩固了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同时，开始在服务业、能源、原材料、环境等更综合的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产生了合作与摩擦。

       中国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中表现出色，被视为全球化的样板。但中国持续不减的顺差也继续着中国与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正是双方对话的关注焦点之一。比如，中欧之间，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为971亿美元，今年1～10月顺差达到108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几乎一半，同时中国也是欧盟惟一的贸易逆差来源，这使贸易成为中欧对话的首要议题。再如，中美之间，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美贸易顺差应为1141.7亿美元，但美方的计算结果是2020亿美元，因此，贸易顺差问题依旧是中美交锋的关键点之一。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造成了中国必然是顺差国。例如，美国对华逆差扩大的同时，与亚洲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则在缩小，这说明国际产业转移到中国是美国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全球产业向中国集聚，什么都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惟一受益者。2006年在中国出口的7600多亿货物产品里，58%的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的顺差中包括不少欧美企业受益成分。

       而2007年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多年的贸易摩擦中开始向真相靠近。当然，在真相被拨开之前，冲突、恶语中伤、保护措施等都是贸易战中常见的。比如，今年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质量门”。这背后难免有对中国的不理解甚至恶意炒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以十分积极务实的态度来回应。

       除了贸易摩擦，2007年的不平凡还来自中国宏观经济的起伏和全球经济失衡加剧。这一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制造业优势地位巩固后向更深的领域迈进。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人民币汇率、服务业开放、热钱、证券市场、中国对外投资等问题成为2007年的主旋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折点时期的内外考验，仿佛进入了全球化中更为湍急的水域，任何一步尝试都须小心谨慎；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却步步紧逼，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出面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另一方面希望早日进入中国最后一块全球化的自留地——金融领域。

       2007年中国被世界记忆的还应包括中国的“和谐之道”，即这种和谐思想衍生出来的经济观。不用外人指点，中国政府把环境、能源等问题提上了经济日程，并积极出击，在世界舞台上寻找合作，阐述立场，扩大了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对话领域。

       与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停滞有关

       在中国经济调整的同时，全球经济动荡失衡。国际争端增多、国际格局重新定位，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有稳定、运行良好的国际协调机制，但此时的国际协调机制却处于停滞的困境中。

       首先，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处于停滞状态。加入WTO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非歧视的贸易制度环境，使中国贸易处于鼎盛发展时期。而今，中国经济向深水区迈进时却面临双重尴尬：一方面，WTO本身处于谈判停滞的低运行阶段；另一方面，即使WTO仍有效运行，WTO在新问题如能源、金融、环境等方面也无法为各国提供协调机制和磋商依据。

       多哈回合的停滞在经济运行表层的影响虽不十分显著，但其结果对于世界贸易体系来说是灾难性的。目前全球贸易不平衡日益扩大、矛盾突出，各国政府可能会试着寻求一些在政治上可行的办法来代替WTO。例如，各国开始避开多边机制的约束签署低标准的双边、区域贸易协议，零散、块状的协调机制将会进一步扩散。WTO正试图重新发起谈判，原本2007年应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将被推迟，即使明年3月在日内瓦召开，但按WTO客观估计，这次会议也是低调的，在新议题上不会有任何突破。这说明，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问题已不能单纯依靠多边体制来协调，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协调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贸易和外交中的首要问题。

       而国际金融体系也可能陷入困境，过去10年维持全球金融运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是非正式的全球汇率机制，它依赖发达经济体实行浮动汇率，而新兴国家则对本币汇率（主要是兑美元汇率）进行管理。这一体系内美元不断贬值，美国面临外国投资逐渐增大的压力；欧元升值，欧洲面临出口压力；人民币升值，中国面临金融稳定压力，这都挑战全球金融体系的协调能力。很明显，非正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比WTO的协调能力还弱，让人不能不为2008年后的全球稳定担心。

       第二，欧美各有布局，中国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但在其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尚不完全清晰。

       亚太地区的合作格局还未最终成型，2006年11月，21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自由化行动，同意“认真考虑”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构想，但美国政府仍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崛起会在太平洋中间（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间）划一条分界线。美国的一个可执行的应对措施是和单个亚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2007年美韩FTA谈判已完成，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也被加入美国FTA的谈判名单；若日本能在谈判桌上放弃对农业的保护，美国会将其放入谈判名单中。而日本也和美国一样，为寻找双边合作的可能，已和新加坡签署了FTA。东盟国家行动更快一步，开始踏上了自由贸易的实质征程。欧洲自有其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欧盟已扩展到27个国家，最近又重拾与非洲的关系，并正在探讨与东盟各国贸易谈判的可能性。

    但在欧美各国的战略布局中，中国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对中国也有各种定义，从美国的利益攸关者到欧洲的全面合作关系，欧美在肯定与谨慎中琢磨着与中国的交往方式。

       第三，各种意识取向交错，全球共识远未形成。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退回到保护主义阵营中去。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将会有增无减，这反映了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双方都是经常项目最不平衡的国家，双方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举足轻重。虽然这种不平衡在经济上能够被理解，但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将必然导致保护主义的复兴。而随着中欧贸易摩擦的深化，欧洲内部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出现向“右”转现象，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欧的蜜月期已结束，而某些欧洲高层官员也认可这种说法，但大家都说，“蜜月结束不等于离婚”。进入婚姻关系的中欧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琐事仍是疑问。

       确立中国式“对话”方式

       在全球经济动荡起伏、国际协调机制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如何传达中国的和谐世界思想、交换解决问题的意见、缓和矛盾、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还要找到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应该说，2007年在中美、中日和中欧之间举行的战略对话，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协调双边及全球问题的成功尝试。

    其一，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凸显了中国政府在战略上重视全球经济协调及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关系。当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时，中国开始发挥其影响力，并采取温和、沟通和务实的方式来传达中国主张。

       其二，高层对话机制表达了中国价值观并有利于全球共识的形成。“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和世界和平发展息息相关，和主要国家建立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对话机制是化解矛盾的理性选择。中国价值观还包括了“双赢”思想。过去，在全球失衡的体系中“你死我活”、“强者通吃”的价值观很流行，但今天，中国方式表现出了适应日益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全球体系的新思想。

       其三，高层对话机制填补了全球机制滞后的不足，成为有效可行的工作方式。2007年的对话机制从议题方面覆盖了全球最新问题，从形式上具有高层性的特点，从效果上具有执行力强的特点。

       再有，高层对话机制下，中国和主要国家的民间、半官方机制和政府操作机制也正不断完善，成为高层机制的补充。例如，在中美对话中，国家质检总局等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这使得很多问题能够在对话后得到落实解决。中美商会等民间行业组织也积极参与对话意见并适时签署了不少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