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急需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体制问题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
“有人表示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央行的货币政策，又会是什么情景？”在昨天的“第十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一直以温文尔雅、低调谦和著称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对于“宏观调控无效论”反常地以激烈语气加以反驳，并反复强调“宏观调控取得了预期成果”，“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
“中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成果”
事实上，自樊纲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一年多来，市场对于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效果不佳，从而导致物价、房价不断攀升的批评一直挥之不去。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和决策的参与者，樊纲对中国宏调措施作出了上述评价。
不过，樊纲同时承认，当前我国经济确实存在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储蓄多、贸易顺差多、外资流入多、外汇储备多和流动性多的“五多”特征。“由于流动性过剩很容易引起经济过热风险并产生资产泡沫，央行一年多来已经采取大量措施以抑制流动性过剩”。
樊纲所指的“大量政策”，包括央行九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发放相当规模央行票据。樊纲表示，“这些政策已经基本实现货币增长稳定。”
“当务之急是财税体制改革”
而对于流动性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正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部分观点认为，今年以来，物价蹿升以及股市、房地产价格的攀升与流动性过剩密不可分。樊纲对此激动地表示，“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的货币增长速度将会是30%，甚至40%，而不是目前的18%，由此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
“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急需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樊纲表示，体制问题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配合，而当务之急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樊纲进一步解释，国企不分红和资源价格猛涨，使得资源性企业的盈利变成了企业留利，大量的盈利又变成了储蓄，这些都是财税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比如国有企业分红、资源有偿开采、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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