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同学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华书局、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主办，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桐乡伯鸿讲堂，今天伯鸿讲堂第35期，讲座仍然由两部分组成。我们请到的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思勉研究专家张耕华教授。第一部分是张教授为大家带来近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第二部分是张教授和现场的朋友进行半小时的交流互动，各位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那么，在开启今天的讲座之前，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座嘉宾张耕华教授。(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思勉研究专家，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熟悉大学、中学历史教学，著有《史学大师：吕思勉》、《历史哲学引论》等书，编有《大学中国史》(合编)、《吕思勉讲中国史》、《吕思勉国史通论》等历史读物。我看到今天好像也是有人拿着我们张耕华教授的书来到现场的，等会儿可以找张耕华教授签名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明太祖，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帝王，但是为什么吕思勉先生对他们的评价却不高呢？历史上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建成的长城究竟有没有作用？对于人才的选拔，是要更看重才能，还是要更看重德行？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华几千年优秀文化的途径。今天就跟着吕思勉研究专家张耕华教授来走进吕思勉先生的关于历史的精彩论断。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思勉研究专家张耕华教授给我们讲：一部写给大众的《国史通论》——吕思勉的史论为何值得一读再读。
掌声有请张耕华教授登台。有请！
张耕华：各位老师，下午好。很高兴啊，我已经第二次在桐乡和桐乡的读者朋友见面了。那么今天下午呢，借这个机会，和各位老师、同学一起聊一聊这个吕先生的书，吕先生的书。那么今天下午呢，大概是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讲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吕先生《国史通论》，吕先生《国史通论》。那么这本《国史通论》呢，是今年出版的，今年出版的。我们下面呢，先说一点题外的：引言，引言。
2019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本《吕思勉讲中国史》，2019年。这本书出版以后呢，我们也在桐乡图书馆做了一个讲座，专门介绍2019年出的这本书。那么今年呢，出了一本吕思勉的《国史通论》，《国史通论》。那么正好借这个出版的机会呢，我们又来这里再做一个讲座，把第二本书给大家做点介绍，介绍。那么这两本书呢，你们看书名呢，前一本叫《吕思勉讲中国史》，讲中国史，说中国史；后一本呢，叫《国史通论》，通论。题目上就看得出，它有点不一样，它有点不一样。
《吕思勉说中国史》，《讲中国史》，这本书呢，主要是说历史的事情，主要是说历史的史事。那本书呢，它是以原来民国年间一本中学教科书做底本，民国年间的、中学的教科书。不要看(是)民国期间的中学教科书，写得相当好，写得相当好。那么所以尽管是民国年间的，出版很早，我感到还是有必要重新出版，让今天的读者来看一看民国年间的史学大家(是)怎么写中国史的，所以前面那本书呢，主体部分呢，是讲历史的内容，通常说是给一般刚刚学习历史的人读的这样一本书，讲的是史事的来龙去脉，讲的是史事的真相。就是学历史的人呢，是打个基础，打个基础。那么这本书出完以后、编完以后呢，对我来说也是意犹未尽，好像这个话还没说完，话还没说完。这个历史就是这样，你把故事讲完以后呢，它实际上背后还有一点话要讲。我们讲个故事，讲完之后其实背后还有话，但是刚刚开始学习的人呢，他先要把事情弄清楚，要把史事弄清楚。所以这本书编完以后呢，我自己也感到意犹未尽。那么中华书局呢，也确实感到有必要再编一本吕先生的书。这样呢，就两年之后我们就现在出了一本吕思勉的《国史通论》，《国史通论》。那么后面那本书呢，主要是论中国历史，主要是论中国历史，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做一点评判，做一点分析，做一点分析，讲历史的影响，讲历史对我们的作用和意义。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两本书的关系，前面的那本书呢，把事情讲清楚；后面的那本书呢，是要延伸下来，深入下去，把史事的影响、作用、对我们的价值意义讲清楚。
当然我这样讲呢，是把事情两分法。前面那本书呢，也会有一点讲影响作用的，后面这本书呢，当然也会有点讲史事部分的，但是它的重心不一样，主要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呢，是把它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说史、讲史，一种是论史、评史。这样呢，我们看到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的书写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告诉大家史事的真相。这一步也不容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事情，要把事情的真相、来龙去脉讲清楚，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第一个目的要把史事真相弄清楚，我们通常说是考史、说史、讲史。
再进一步第二个目的那就是要知道历史的意义。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它，为什么几百年以后后人还要说到它，还要讲到它呢？一定这个事情同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关系的，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所以历史研究它有两个目的或者两个层面。先知道史事真相，然后再要进一步探讨史事同我们的关系，史事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
那么这两层关系呢，实际上是很密切的，很密切的，但是通常大家都会认为，我把历史史事弄清楚就够了，史事真相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够了，是不是还有必要要去论史、评史，要揭示历史对我们的意义呢？所以很多人认为，有些人认为好像不必要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历史记忆，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做过的事情都会把它记住。为什么要记住这些事情呢？我们仔细想一想，一定是这些事情同我们今后的、当下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我要记住它，记住这个历史的事情，引导我们现实生活，或者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需要借鉴以前的经验教训。所以这点道理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所以讲历史的人他把史事弄清楚以后，他总是感到不满足的，他还要进一步追问，进一步地探讨，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何意义。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他就说了，历史是为当下的人写的，对不对，历史是为活着的人写的，历史虽然写着死去的事情，写的死去的人物，但是是为当下的人写过去的事，那当然它里面就包含着历史对当下人的意义和作用。
这话呢，看起来呢，雷蒙·阿隆的话呢，就表达这个涵义，就表达这个涵义。
所以历史的重建不是说拿来什么事情我来写个真相就可以了，它一定是包含了我们对它的一些什么，要求、目的、希望，以及它对我们的意义，意义。所以历史一定会写它对我们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像这段“平王东迁之失策”，是来自于吕思勉的书。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吕思勉国史通论》。我们下面举的案例都是《吕思勉国史通论》里来的，我呢，就是页码不打出来了，因为这个版面比较小。文字上也会有点差异，为什么呢，我要缩小这个版面，尽可能版面缩小一点，但是文字的意思基本上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很明白，因为犬戎等入侵呢，到了东周末年，东平王于公元前770年时候把都城由原来的镐京，就是今天的西安，迁到了现在的洛阳，洛邑。这个叫做平王东迁，我们学过历史的人，东周的历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这是一个历史事件，研究历史的人呢，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来龙去脉搞清楚，什么年代发生的搞清楚。
这样一件事情它带来的什么后果呢，这就是第二步了，历史研究的第二步。所以历史学者要探讨第二步。第二步，他吕思勉就说了，西周的时候，周王有两个地盘，他自己的地盘，一个称为西幾，一个称为东幾。这两个地盘加在一起呢，这个周王室的地盘呢，大体上同齐啊、晋啊、秦啊、楚啊相当。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候还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王分封了以后，他的自己的地盘并不大，那边是齐，那边是晋，那边是秦，那边是楚，他自己有个地盘，西幾、东幾，那么这两个地盘呢，是他的大本营。所以有了这两个地盘呢，它规模基本上和诸侯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能够维持这个共主的资格，他还是个共主，对吧，天下共主，有自己的地盘。但是等到犬戎入侵以后，他的西边的这块就就保不住了，他只能迁到东面，迁到东面。迁到东面以后，这个形势就变了，形势就变了。所以吕先生就说，以前的人也都这么说，平王东迁这个办法当时当然是迫不得已，但现在看起来呢是失策了，如果他再能坚持，如果能坚持，如果在那个地方能够抗击少数民族、那些少数部落的入侵，还是恢复西幾，那个后来的形势就不一样，后来的形势不一样。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写了。讲了历史史事，然后再讲一个历史的影响。
历史有这两层分析，这两层分析，对我们的关系就很亲近了，就很亲近了。吕思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议论呢？那也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不是把都城迁到了重庆，对不对，当时形势也非常危机，但是按照吕先生的观点，一定要怎么，一定要保住原来的南京，一定要保住原来的南京。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实际上既是讲历史的，讲历史的影响，实际上它又同现实的生活呢挂起钩来，挂起钩来。所以历史就好像同我们不远，同我们不远。
比如说像这段，叫“异族为兵的后果”，这个(问题)吕先生也经常考虑，读书的时候也经常考虑，就是秦汉之后国家统一了，国家统一了，国家统一了国内没有战争，就不必要人人当兵了。人人当兵就不必要了，因为对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当兵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也是个很重的负担。古代的时候当兵不仅要自备粮食、自备武器，还要影响农事。农民在家里干活的，影响他的农事。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以后国内战争结束了，老百姓就不要人人当兵，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反过来呢，总是要用兵，总是要有些对外的战争或者说抵御外来的战争，那么怎么办呢。秦汉的时候就征发一些罪犯、罪犯，征发一些流民去打仗。这样在秦汉的时候好像问题还不大，大家甚至还感到好像还是一种便利的方式，打仗的时候我们不必、老百姓不必直接去征兵了，或者说老百姓交点钱，那么国家就专门去征发一些流民啊、罪犯的人啊去打仗。到了后汉光武帝的时候，东汉的时候，东汉刚刚建立的初年，国家财政经济也很紧张，所以就把郡国的民兵制度给废掉了。所以这里写着“省郡国都尉”，郡国的这个都尉原来是负责地方上一般老百姓的秋季的操练，按照传统呢，老百姓在秋收的时候还要组织起来进行军事操练，这是古代民兵制度的一个遗存。到了光武帝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废掉了，废掉了。这样的几个朝代这种做法慢慢慢慢带来一个后果，当时一时是看不到的，一时是看不到的，时间一长呢，后果就来了。一个呢，老百姓都不会打仗了，老百姓不应征入伍，没有军事训练，所以老百姓都不会打仗了。老百姓身边也没有武器，也没有武器。所以吕先生在这里他就说了，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于兵，不完全是在军队上，但是多数的老百姓如果都受到过一定的军事训练，都有点军事的训练，如果身边都有些简易的武器，缓急之际，少数民族入侵的时候，那么他们都能够怎么，都能够奋起反抗，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看到少数民族军队入侵以后，除了国家军队能够抵抗，老百姓基本上就没有抵抗力量，没有抵抗力量。一来他们长期不接触武器，都是拿农具去应战，二来也没有训练，这方面没有训练。所以他说贪一时之便利，有时候还要用少数民族的军队去打仗，结果呢军权、军队反而掌握在少数民族手里。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就是由这个的一个因素造成的。这里就不仅是讲一个史事的问题，也把史事里面的因果关系给我们梳理出来了。而且这个时间很长，秦汉、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后果才出来，对不对。所以历史学家他就这样一个眼光，拉长了时间看到历史里面的一些原因，深远的原因。到了结果，南北朝的时候后果就来了，后果就来了。像这种都属于评史、论史，论史，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就看到历史里面包含了很多历史的智慧，很多历史的智慧，那么我们后人可以体会。
再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题目叫“都城的选择当首重社会风纪”。这个话题从哪里来的呢？话题从汉朝有个人叫翼奉，翼奉(来)，翼奉有一次对元帝说，汉元帝说，我们现在要做改革，为什么没有成效，因为这个都城风气太坏，都城风气太坏。这个当然是洛阳，指洛阳。都城已经风气太坏了，风气很坏要做很多改革都没有效，所以翼奉就对(汉元帝)讲，现在要改权易帜一定要迁都，都城要迁一迁，这个是个历史事件，是个历史事件。吕思勉呢，就很有体会，他就后面就发议论了，就发议论了，他说都城的选择实际上人事关系要重于地理关系，古人很看重地理关系，地理关系，一个都城地势要好，地形要好，天下居中。地理关系。他说现在没必要，古代是冷兵器时代，对不对，冷兵器时代，所以这个都城要讲究地理位置，讲究天然屏障，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要讲飞机、坦克、导弹，对不对。你这个都城的地理位置就不重要了，你再选得好，一个导弹过来也同样是危险，对不对。所以现代社会选都城一定要注重人事关系，人事关系一定要胜于地理关系。这个人事关系就是讲一个地方的风气，讲一个地方风气。所以他说古人有治，也首重风化，这个风化就是讲一个地方的风气，风气。所以他特别赞同翼奉的话，就是有些老的都城风气太保守，太腐败，风纪太糟糕，在这些城市里面，你要把它作为一个都城进行改革，不容易成功，不容易成功。所以他就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文章，写了这个文章。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碰到一个迁都的事情，重庆当时是临时的陪都，要迁回来。当时在国内舆论界就发生了议论，到底是迁到南京好呢，还是迁到北京好呢。当时就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北京形势好、形势重要。按照吕先生的观点他还是嫌北京太保守，北京太保守，北京的社会风气不如南方，不如南京，所以他当然不好干预国家的这个都城选择，但是他写了这个文章，希望大家都能讨论这个问题。
国家的都城是大家的事情，不是政治家个人的问题，所以他发表这样的意见。京师要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区，首善，你不仅是一个经济中心，你也是一个社会风气最好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在老的都城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看就知道讲历史也是讲什么，讲当时的社会现实。把历史的意义同我们的关系都放在一起讲。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是活的历史，而不是死的历史，对不对，活的历史，历史同我们息息相关的。
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讲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呢，到民国年间大家都批评的，大家都批评的。停了科举，办了新的学校，科举就废除了。但是当时有一些，有一些思想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看到科举里面也有一些好的东西，不能完全把它丢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把它丢了。科举里面什么东西是该丢掉的，什么东西该保留下来加以改造的。那么梁启超就说了，说科举有一个优点，当然科举也有缺点。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科举制度在实行的时候呢，用不着教而民自励于学，就是用不着教，老百姓都自己在家里会认认真真地勤奋地学习，都会自己的自学。这个功能是科举有的，是科举有的。所以呢梁启超在清朝末年就讲了这个话，就是科举废了，但是科举里面或许还有些好的东西，我们头脑要清醒。所以吕先生也是沿着梁启超这个话在说，在说，他也赞同梁启超这个话。他说这种功效在唐朝实行科举以后一直就有。就是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普及到农村，农村里面之所以仍然有很多人在读书，在农耕读，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原因就是这个科举的作用。当然他这个目的是通过考科举做官，这个目的我们把它抛弃了，我们把它扬弃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读书不是为了做官。但是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督促人、促进人去读书，促进人去自学，这个却是科举的功能，科举的功能。所以他说向来科举就有这样一种功能，但它呢只是一个文官考试。如果今天把它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功效就一定更加大。这就是一些学者提出了科举的考试，这个考试本身还是值得继承，考试的内容要改造，考试的目的要改造，考试不是为了做官，但考试的形式是好的，要继承下来。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研究历史、书写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它有两个层次，两个层面，一个知道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历史上有哪些事情，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另外一个要知道历史同我们的关系，知道它的价值、知道它的意义。这样历史就是活的历史，历史就没有过去，我们就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取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这是人学习历史自然而然所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学习历史实际上是很自然地会带有这个态度，带有这个态度。那么学历史一定是带有一种借鉴、学习、了解，甚至于想什么，想把它为我所用的这样一种立场和态度，一种态度。那么我们就要对古今的历史进行它的意义的鉴别，目的说到底是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做个借鉴，做个借鉴。因为历史上保留了很多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参考，参考。这当然牵扯到怎么活用，而不是死用。等会我们会讲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层学术上的一个梳理，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要读一些好的史论性的著作。实际上，我编这本书，目的也是在这样想。就是除了让一般的读者首先知道史事的真相之外，当然知道史事的真相也不容易的，也不容易的，之外还要了解史事的影响和意义。这个史事的影响和意义，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去体会、自己去评论，这点也很重要。历史书，不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书是人人可以读、人人可以写，人人可以评价历史。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叫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念，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观念出发去评历史。但是呢我们确实也需要读一些历史上史学的名家、思想家的名家，他们写的一些史学评论的著作，看看他们是如何评说历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的比我们多，他们史事的真相了解得比我们多，他们对人生的体验比我们要深刻。这样呢，我们就用不着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去苦思冥想，至少前人的那些史学著作里的史评可以为我们做个参考，做个引导。
所以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一些史论性的著作，我想在座的大概都会有同我一样，就是看了历史书，总喜欢把里面的那些评论的话、史评的话，把它抄下来。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那么这样你会知道、你会传承了前人的经验，传承了前人的思想。你用不着自己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思考，都要去苦思冥想，当然你也要自己思考。所以这里呢我就主张，我们要读一些好的史论性的著作，读一些著作。这样的话呢，我就介绍了吕思勉。我们这里稍稍做点介绍。
吕思勉先生是江苏武进人，现在的常州(人)。1884年，上个世纪，1884年到1957年，1957年，1884年出生，1957年去世。那么在座的各位大概1957年还没有生吧，我们在座的还没有，大概还没有吧。我是1952年生的，我后来在吕先生生活的、教课的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我生的那年吕思勉刚刚进入到华东师大。就我来说，冥冥之中还有这样一层联系，这样一层联系。吕先生长期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在光华大学，上海的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个私立大学，后来解放以后光华大学就并到华东师大，那么吕先生也到华东师大。1951年并进去，那么1952年、1953年以后就在华东师大任教，1957年去世。这个人呢，是一生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老师，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那么教过的课也很多，地理课、国文课、历史课都教过，都教过。他的研究的范围也很宽，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好多领域，好多领域，著作等身，著作等身。你看，两部通史，这个现在都做不到，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都做不到，我们现在的人一个人都不敢写通史，两部通史他写过，而且都是一个人自己写的，一个人自己单干的。我们现在像这样的中国通史，我们要有个编写组，好几个人一起写。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他原来计划是要把先秦到明清一个人全写完，全写完，原来计划是一个人全写完。如果身体好的话，他确实能写完，他确实能写完。当然后来是没有完成，写到隋唐五代史，也了不得，也了不得。写到隋唐五代史，那么宋辽金元和明清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没来得及写完，没来得及写完。然后写过一本《吕著中国近代史》，还有很多专题的历史书，《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社会史》《民族史》等等，文字学专史，那么大量的史学论文、杂记、讲稿，讲稿。现在算起来大概是1200万字，1200万字，1200万字。
有个学者讨论现代史学最重要的，他称之为叫史学四大家，四大家。他说，这个学者是华人的学者，历史学家，后来在美国，严耕望，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他讨论现代史学，他认为这四个人最重要。那么谁呢，就是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和钱穆，这四个人。他认为这四个人论方面的广阔(就是学术研究范围的广阔)，著述的宏富，著述的宏富，且能深入为文，深入为文，我认为四大家风格各异，风格各异，风格不一样，但是研究都非常深入，在现代史学上他称之为叫现代史学四大家，那么吕先生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我是建议这四位学者的书都可以念，但是我是先推荐给大家吕先生的。
这么这里简单地和大家把这四个先生做点比较，这个比较不是说谁的本领大、谁的本领小。学术上很难做这个比较。以前有个相声叫关公战秦琼，谁的本领大不能这么比，只是个人的风格不一样。陈寅恪写的东西那都比较深，比较深，比较窄，比较窄，比较精，很精致。一般初学的人呢，不易读，初学的人不容易读。我们现在捧得很高的几本书，实际上初学的人都往往不容易读进去，不容易读。他是学院派的，学院派的这种的风格。那么陈垣也接近于陈寅恪，陈垣他也是学院派的，他搞的东西比陈先生稍稍宽一点，但是也很深，也很深，也比较多的在宗教方面、古籍的考证方面、古籍的整理方面，当然造诣很深，造诣很深。四个大家里面写的东西最适合大家看的，最适合大家看的，是吕思勉和钱穆，吕思勉和钱穆。这个钱穆说起来还是吕思勉的学生，小学时候的学生，但是师生两个的关系很好。钱穆当年名声还要比他的老师更加风光一点，吕先生是比较低调的，比较低调的。那么这两个人的著作是比较适合大家看的，比较适合大家看的。这个适合大家看，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写过大量的面对一般读者的书，就是写作的时候我要预设一个对象，钱先生和吕先生都预设的对象就是给一般民众看的。你像钱穆的《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他就是写了给一般读者、一般的青年看的，那么这样他在下笔的时候，行文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读者，这和陈先生，陈垣、陈寅恪二陈不一样，二陈写书的时候他就想我是给学术界看的，就给那个小圈子的人看的。那么这两个人呢，像吕先生也是这样，他写书写文章的时候，他原来就想好是给一般的读者去看的。这样他们的书呢是比较适合给一般人看的，我们的一般人也比较容易接近它，能够深入浅出，深入浅出。
所以呢，如果大家看书，当然有很多好的书，很多好的史学家，就我这个范围来说，就我今天讨论的范围来说，吕先生和钱穆先生的书都是可以看的，都是可以看的。但是这两个人的风格有一个明显的差异，明显的差异，这不是谁好谁坏，就是这个风格，写作风俗上的(差异)。钱穆是专门或者说比较偏向于讲传统文化历史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他自己也说我写历史要写出历史好的一面，写出历史有精神的一面，所以他对历史呢，褒扬的比较多，赞扬的比较多，赞扬的比较多。吕先生比较冷峻，比较持批判的态度，他在分析历史的时候会持一些批判的态度。我这样说理解吧，所以这两个人呢正好是一正一反，我们拿来如果学历史恰好是个互补，是个互补。你光看钱穆的呢，当然是好的一面，但是还不够，你确实还是需要看一些吕先生的书。我有时候给学生讲课，我就说，吕先生和钱穆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妈妈和爸爸，妈妈和爸爸。那个小孩，学校回来，拿了个成绩报告单，妈妈总是表扬的多，当然我是举例啊，妈妈总是看到他进步的地方，表扬的多，那就好像钱穆。爸爸往往是看到的他不够的一面，批评的多一点，是不是？所以往往说慈母，对不对，慈母。所以呢他们两个风格正好相反。对一个孩子来说，即要有母亲，也要有父亲，即要有鼓励他的，表扬他的，也要有什么，也要有批评他的，督促他的，所以这两个人的史学风格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借这个四大家呢，跟大家说说，如果看一般的、比较和普通读者能够接触的、能够马上读了上手的，那么这两个人的著作是最适宜的。那么钱先生和吕先生风格又是正好相反，一正一反，正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来讲讲吕先生的史学评论。这是吕先生现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全集，26卷，26卷。中华书局又从里面选了一些精选的，选了一些精选本，这个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可以挑一部分读读。我下面来讲吕思勉史论方面的三个题目，三个题目。给大家讲一讲，从中也可以体会吕先生怎么评史。
先说一个是吕先生论长城。
秦始皇筑长城、造长城，这个是一个老话题了，老话题了。从这个话题里呢，带来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这个长城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用？究竟能够不能够抵抗、抵御北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个历来就有分歧，历来就有分歧。所以造长城这个事情没什么分歧，这个长城造了以后它究竟有什么用，起到什么作用，历来就有不同看法。肯定的人认为它是历来万古夷夏之防，千年以来预防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长城。批评的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作用，没有能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吕先生说这两种评论都有点问题，都是“不察情实之谈”，就是说史事的真相没弄清楚，你就发议论，这个议论就站不住脚，对不对。那么史事清楚，你才能发议论，那么吕先生就要把史事弄清楚，我们这里也就学了一个方法。要论历史首先要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对不对，要批评一件事情你要把事情弄清楚。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不要发议论。吕先生就说。匈奴，那时候秦汉时候，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主要就是匈奴，匈奴在秦汉之前，它还是小部落，小部落，小部落对小部落它不断地或者时不时地入侵，我们中原的农业民族很麻烦，很麻烦。怎么个麻烦呢，小部落来了，你派了大量的军队，大部头的军队追到北边去，你追过去，他这个小部落就逃散了，逃也逃得毫无踪影，草原上找都找不到它，少数民族是骑马的，马背民族。不可得而诛之，找也找不到，等到你这个部队回来了，他又来了。你开销很大，你即便没有打仗，你开销也很大。所以呢，你要留守防在那边呢，你也是开销很大，北边是草原，需要粮食供给，而且汉民族到北边是没法生活的，等会我再来讲。所以这个长城的修筑原来就是要预防小部落的入侵，就是北方是小部落的时候，长城是有效的，或者说长城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北方的民族统一了，北方民族统一了，那形势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就说长城、筑长城并不是起于秦始皇，在秦始皇之前，秦啊、赵啊、燕啊都有修长城，这时候为什么有效呢？主要就是北边少数民族还没有形成大的部落，都是分散的。分散来的，我们派军队去打很麻烦，那么就是以长城来作为防守。所以长城的修筑原来针对的就是小的部落，小的部落入侵，那么长城还是有效的。所以它的目的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你明白了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你就知道了，从秦以后，实际上也包括了秦，秦时候再来修长城，实际上对象已经变了。我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吧。就是从秦开始，北边的匈奴，小的部落就怎么？就开始统一了。所以秦始皇修长城呢，已经是滞后了，当然他当时确实对北边不了解。所以你看秦始皇一方面修长城，一方面还要什么，派军队到北边去什么？去防守。实际上北边的匈奴已经统一了，统一以后匈奴就不是小部的部落了，所以你看“控弦数十万”，来来去去它的人数就很多了。南侵的动辄数千骑，都是骑兵，所以这时候要防御少数民族的入侵靠长城是不够了，应该“别有策”，“自别有策”，应该要想另外的办法。
从历史上来看，北边大体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大体还是安静的时候，不会修长城。等到北边有事情了，修长城往往无效，往往无效。所以他把历史上秦汉的情况做了分析，隋唐明清也做了分析，他就提出来一个观点，长城是用来防小部落的入侵，等到北边已经形成了大的部落，已经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已经统一了，这个时候修长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它有效、没有效要放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每一个朝代做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今天就很明白了。我今天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我们在这里搭了一个图。中国的疆域，疆域有一条线，有一条线，我们今天叫作“瑷珲—腾冲线”，瑷珲到腾冲这条线，这条线是一个地理学家叫胡焕庸提出来的，所以现在也叫“胡焕庸线”。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地理形势可以划分一条线，向东向南和向西向北呢，完全不同，既是人口的分隔线，也是降雨的、地貌的分隔线，也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分隔线。这条线现在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今天都能够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向东向南是平原，是水网，是丘陵，是农耕民族的聚集地，农耕民族的。向北向西呢，是草原、沙漠，还有高原，那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中间呢，长城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一个过渡的地带。历史上我们汉人的农耕民族是没有办法跨过长城到北边去生活，因为北边是游牧区，你到了北边就要放弃原来的农耕，你就要放牧了。同样北边的少数民族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中原，他进入中原就要放弃原来的农耕(游牧)方式。这是历史的地理条件决定的。降水、地貌、气候都不同，这样就制约了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两种情况，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处的时候，他时不时的要发生矛盾冲突。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经常地确实需要南下，我们今天说起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他们的抢掠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到了冬天，水草没有了，没有办法放牧了，或者某些年代气候特别寒冷，那么游牧民族就以抢劫作为他的生活的一种补偿。每年秋冬之际，他们要南下的。农耕民族呢，每年秋冬之际呢，我们要收藏了，要过年了，这时候他们来了。所以两个相邻的民族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冲突。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也没办法的。我们今天一看就很清楚了。所以长城就放在这样的背景上去理解，对不对，放在这样的背景上去理解，是农耕民族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这个办法是要在游牧民族只是小部落的、没有统一的时候才有效。一旦游牧民族变成一个大的部落，他们统一了，像匈奴统一，像蒙古统一，统一以后他们人口、人数就很多了，长城确实难以抵御他们的南侵。
所以在评价长城功能的时候，有的就评价很高，有的就评价很低，我们要统观历史，把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长城及其功能都分析了，我们就知道它的功能了，就知道它的功能了。所以我们看，吕先生评论一件事情，首先要把它的史事真相弄清楚，这个史事真相两个字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弄清楚的，不太容易弄清楚的。像长城的问题，还是没有什么需要隐蔽的，是可以公开的，只不过需要放在一个长时段里面，需要深入分析各种因素，把前因后果、地理条件各方面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综合地加以分析比较，才能弄明白长城的真正的作用，否则任何评论都难以确切。所以我们说哪一个史论好，哪一个史论不好，哪一个史论我能够接受，哪一个史论我看起来不能成立，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它有没有史事的基础，史事真相是不是弄清楚，史事真相没有弄清楚，他的评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太确切的，或者说一定是有偏颇的，一定是，往往说我们说起来，是偏向一面的，不太全面。就这个意义上说，吕先生的史论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他的史事弄得比较清楚，他对史事的评价就比较确切。我们往往可以自己不评价，就信得过他，就信得过他。当然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用了很多史事可以帮吕先生的这个评论做一些补充，好像史事更加清晰了，史事更加清晰了。我们看了很多长城修建的书，它往往是长城怎么修的，怎么建的，长城从哪里到哪里，这种工程学上的研究很深入了。像这样的评价我看得还不多，还不多。这样的评价说起来好像还是讲历史，有好多读者说，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吕先生这个研究没有到此结束，他还延伸着，就是说历史上的这样修长城以及长城的功能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他经常脑子里要想的。他就想到边缘地区，就是长城以北的边缘地区每每要受到少数民族、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屯兵去驻守吧，开销太大。我们说中国，我们现在有些学生、有些青年不大理解，好像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派军队去打仗呢？实际上你要回到历史场景，回到历史场景。你想想看，一个南方的农耕民族，像我们这个桐乡的，桐乡的老百姓，我们桐乡的气候，你把他往北方冰天雪地一站，那个自然环境是冰天雪地，他如果没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这种服装，他马上就感到非常冷，马上就没有战斗力了。农业民族我们中原地方大量的是牛，马比较少，马有的呢，这种马都不能去用于打仗的。我们知道马是要放在深山大川里面放养的，气候越寒冷，这个马越养得越好。我们南方地区的马都养的是像牛一样的，当劳动力使用的，不能打仗的。所以北方少数民族到天气冷的时候，马正好是长得肥膘的时候，弓箭很硬，正好是打仗的时候，他们的服装又适合打仗，骑在马上就像一个轻骑兵一样，机动性很强。我们南方的农民穿着南方的衣袍，又没有马，往冰天雪地一站，那个打仗气氛就不一样，天时地理人和完全不行。我们到了汉代去看这个李凌打匈奴、卫青打匈奴，骑兵很少，大量都是步兵跟在后面的。所以派士兵到那边，要粮食给养，你跟不上。发兵攻之，他们又逃得老远，这是一个很难的难题，此谓历代之大患，历代都想不出好的办法。
那么今天怎么办呢？吕先生也一直在想，所以学历史的人，他有时候确实是，历史的事情就是现实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事情，不是说长城过去了，入侵的事情过去了。他每天也在想，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屠敬山先生屡游蒙古”，这个屠敬山呢，是吕思勉的老师，吕思勉的老师。师生两个人呢，谈话了，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历代的少数民族入侵，长城不是很有效，派军队呢又不行，打仗呢往往打不到，怎么办呢。屠敬山就说，他说“制北之策”，到北边，“制北”，对付少数民族入侵的办法无逾于秋高的时候焚其牧草。他想了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每年秋天的时候草黄了，对不对，草黄了，把他的这个牧场一把火烧掉，一把火烧掉，那么我呢没什么折伤，没什么折伤，他呢就怎么，他不能放牧了，对不对，他不能放牧了。那么他说了这个办法。这个老师(屠敬山)对学生(吕思勉)说了这个办法。那么吕先生实际上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我猜想，吕先生当然不会说，当面不会说，这个老师的话，当面不会说的。但是他后来写文章呢，他说应该还有好的办法。一把火把他那个牧地烧掉了，那他也不能生存，这不是好办法。他说应该是“以畜牧卫长城”。就是在长城周围兴办畜牧业，这样这块地方就有人口驻守了，就有人安守在那边了。能够做到彼此相安、各守疆界，这样慢慢慢慢地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可以同化起来。他想的是这样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个办法是不是好，我们每个老师、每个同学都可以自己思考。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历史的意义，然后到这里他又想到，今天的意义，今天应对的方法，今天应对的方法。所以历史就是一门活的历史，就是一门活的功课，没有死去。这个呢，是吕先生的有关长城的这个讨论，有关长城的讨论。
吕先生第二个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呢，叫才不中器，才不中器。
他有一段史论，也在这本书里有的，这段史论文字上没多大难处，我们简单地跟大家说说。他说“世之论人”，世上社会上讨论人，“率先才而后德”，都讲一个人重要的是才能，然后再讲他的德行。才能第一位，品行第二位，以为徒善不能为。一个人人好，做不了事也不行，对不对？要有才，有了才，哪怕这个人不是很好，品行不是很好，也能够把事情做好。他认为这个观点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实际上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的一个争论。我先把后面一段打出来。
中国古人呢，中国古人看人、用人、选人，这个标准上是受儒家的影响很大，儒家影响，今天也是这样，影响很大。所以刚才讲的那段话是针对汉代的察举制，汉代有一种选官制度叫察举，就是推举，推举的时候以什么标准呢，就看一个人的品行，品行。这个制度，看人、评人、选人的这个依据呢，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实践。儒家看人是比较看重一个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他的起点是放在我这个人的家族里面的生活，看看他在家庭、家族里的生活怎么样，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然后推及乡里。所以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叫修身齐家，首先把这个人自己修身，然后齐家，把家庭治好，然后出来治国，然后出来平天下。儒家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那么这个思想观念对中国人的用人、看人、评人影响很大，影响很大。但是到了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毛病，出现了一个毛病。就是过于看重了一个人的品行，而忽视了人的才能，好像也不行，好像也不行。而且这个人的德行是可以伪装的，一个人的德行好不好，有时候一时半时看不出来，他还可以伪装。这样呢社会上就形成了一个争论，刚才这个争论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到了后汉，到了三国时代就有很多争论，认为才很重要，德行其次，德行其次。那么这样呢，就吕先生看了书，看了文章，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三国时候一个叫卢毓的人，他就说了，他说实际上重德行或者说选人德行第一位还是对的，才是其次还是对的。那么他说了一个理由，他说“才所以为善”，这个才能是用来做事情的，把事情做好的。“大才成大善”，你才能大，把事情做得更好，才是做事情的，“小才成小善”，小才，才能不太好的，但是也能做小事情，但是往往有才不能为善，有些人才能是有的，但是他不能把事情做好，或者说把事情越做越坏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的德行不行，他的心思不好，他的私心很重，私心很重，心思不好，德行不好，才能再好也没用，才能好反而把事情做坏，这个叫“才不中器”。才要用到正当的地方，才不中器反而坏事。那么吕先生认为这句话呢也很重要，这句话呢把德才的争论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才也重要，德也重要。为什么德很重要呢？就是如果你不重视德，那些有才的人，他往往德行不好，反而坏事。世界上呢，有很多事情往往不是缺才的问题，而是缺德行的问题。
那么吕先生就在这里发议论了，他发议论了。东汉的时候有这个讨论，它是有特殊背景的。你像曹操，曹操叫“唯才是举”。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要打天下，打天下，所以他说我现在要用人，我现在用人可以暂且地把才放在第一位，有污辱之名的，见笑之行的，或不仁不孝的，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我都要。为什么呢？我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所以他这个用人，你要放在他那个背景下去领会他，你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不要考虑德，都只要考虑一个人的才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就认为才和德一定要放在具体的时代上来看，时代上来看。吕先生这个史论我认为非常重要。好的史评不能跟着人走，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才重要，你一定不能跟着走，你要听听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德重要，你也不能跟着走，你也要一定分析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还有另外一面的原因，不能出于成见，不能出于偏见，好的学者一定要独立思考。
我在编这本书里，都是把吕先生与众不同的史论编出来，与人家差不多的议论我认为没什么必要再重新看了，或者说看了以后也无非加强了这种观点。一定要选一些与众不同的，我们要听一些不同的东西，就会受到启发。看看他，这个看法不一样，有没有道理，可以补充我，可以纠偏，纠正我以前的偏见。吕先生的史评就是这样，他往往与众不同。不要人云我云，不要因为人家、大家都这么说，我也跟着这么说，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第一个一定要史事真相弄清楚，第二个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个要慢慢慢慢养成这样的习惯，当然人家的观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你要思考了以后才接受。吕先生这个道理很简单，才能是用来做事的，做事的，如果一个人的品行不好，他的心思不正，私心很重，才能再好我也不敢用，对不对呀，用了以后肯定坏事。这个时候我倒老老实实地用一些才能稍稍差一点的人，至少不会坏事。所以才能一定要辅助于他的品行，考察他的才能也要关注他的品行，品行也确实很重要。天底下的事情有好多不一定是坏在才能上，有时候就是坏在人心上。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不能顾了才能就忘了品行，当然品行也要与才能结合。
第二个他说了天下的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常事，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经常做的事情，一种是非常事，就是偶尔碰到的事情。比如说像历史上有时候要找一个能够出使到国外去的使者，那就是非常的事情，要懂外语，要精通当时的少时民族的语言，那就是不是常人能够做的。所以天底下的事情有些是常事，有些是非常事。常事是常人都能做的，一般性的事情我们通常一般都能做，这样的事情不需要有太多的才能，但必须要有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精神，就是这个人品行好一点，按照规章制度去做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些职能的事情不需要有特别的才能。但是非常的事情，不是常有的事情，它需要有一定才能的人才能胜任，当然我们就需要在才能上对他要求高一点。
所以我们看那个吕先生的论史评史，他没有很深奥的理论，他都是从常识、常理来做一些判断。历史是一门常人之学，每个人都可以学，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体会历史，它不是非常深奥的，离我们生活非常远的那些学科。你比如说像数学啊，像一些抽象的物理学原理啊，理论本身很抽象，离我们生活很远。历史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来的，就是生活的智慧。我们凭常理、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常理、常识经过他这么一说，就出现了，我们突然感到这里面确实同我们的生活很近，道理又很顺，理顺，我们马上感到生活当中可以用。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碰到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周围的有些事情做不好是才能不够，但是有些事情做不好，不完全是才能不够，对不对，是做事人的心术不正，那么我们就知道历史上关于才能和品行的争论，对我们确实是有帮助的。里面有好多讨论的话，有好多争论，各执一端的话，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来，我们发现各有道理，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处理好，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所以论史就帮助我们学会用历史的经验，学会用历史的经验。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那么这样呢，吕先生也不是就史论史就完了，他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用到很多他碰到的难题上，他碰到的难题上。他碰到的问题他要解答，由这样一个问题他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历史上看人用人评价人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比较深，这不是单纯的好坏问题，这是一种影响，这是史事。就好像我，在我家里面，受我母亲的影响很大，这是一个现象。这种现象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吕先生是一个老师，他就碰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们现在的学者都说中国的教育太偏重于人伦，太偏重于人际关系的人伦，伦理道德，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话同刚才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是一个引申，一个引申，以致于自然科学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个讨论对不对呢，吕先生说未必对，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先不讨论中国的自然科学的不发达，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多地重视了人伦关系。但是他说中国传统社会过多地或者比较重视人伦关系的也不能算错，也不能算错，因为自然科学不必人人学得很精深，但是人伦方面的教育却每个人都不能缺少的。
他就说了个比喻，他打了个比喻。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坐火车、都要坐轮船，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家里点灯、开灯，每个人都要打电话，但是呢，电学、火车、轮船的原理你未必知道，电的原理你不知道，但是你只要能够用电，能够开灯、点灯就够了。所以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些人专门研究自然科学，有一些人的自然科学知识不足，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一个现成的研究成果，都是用一个现成的研究成果。
但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不是这样了，你结了婚了，你说我不明白夫妇之道，叫人代替行不行呢？当然也不行。出门行走，你不明白走路的规则当然也不行。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人伦关系、社会的伦理关系是每个人都要好好地学，这个不能靠别人代替。我不能说电灯不懂，我不开，我不用。所以他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伦关系本来不错的，当然也要重视自然关系。但是错在哪里呢？就错在我们讲的这个人伦关系太落伍了，太陈旧了，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为什么呢？我们中国讲的社会关系，讲的人伦关系是以五伦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家庭、家族关系的扩大。刚才讲的儒家讲的社会关系立足点是放在一个家族，由家族把它扩大，这个人伦，夫妇、父子、兄弟都是家族的伦理关系。等到组织了社会，组织了国家，社会关系复杂了，国家的关系也复杂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五伦关系加以扩大，加以扩大。吕先生认为那个是历史上这个时代不得不如此的，那个时代只是这个水平，它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把家族的伦理用到国家、用到民族，那是不够的，社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内容，所以人和人的关系、社会的人伦关系，或者扩大一点就是整个社会科学是每个人都要懂得一点的，甚至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学习的，认认真真学习的。自然科学稍稍学得差一点，吕先生认为倒是不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学了历史，看了历史，然后用到自身身上来的，他就认为我们仍然要保存原来的传统，就是要重视人伦关系，但是人伦关系必须赋予新的内容，原来的是不够的，原来的是不够的。你把原来家族里的五伦用到国家、用到社会是显然不够的，太落伍了，所以吕先生由古至今，由自己家族，然后慢慢慢慢扩大到社会、国家、民族。他就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想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史论不仅仅是史论，史论还是史论，也表达了现在社会的一些看法。所以他是这样做，这样想的。
吕先生的第三个史论，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论古代的帝王，古代的帝王。
吕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帝王评价都不是很高，都不是很高，在他的《秦汉史》里面，他讲到了汉成帝，汉成帝。讲到汉成帝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大部分都比较昏庸，除了开国皇帝，为什么大部分(比较昏庸)，都是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一个人看他怎么样，主要是看他的生活环境。“所习由其所处”，他所处的环境很糟糕。生在深宫当中，不了解民间的疾苦，深宫大院高墙，在里面生活，周围都是一些太监小臣小人物包围着他，天天和他们一起生活，“民之情伪，一物不知”，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怎么可能聪明呢，怎么可能不昏庸呢？这个是环境使然。所以他就说历代凡是开国皇帝，开国的皇帝，政治比较清明的，原因都是他起于草莽，他来自于民间，他原来就是来自于民间，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民间的情伪比较熟悉，所以开国几年政治都比较清明。等到后来这个皇帝慢慢慢慢都是长在深宫当中，那么这个就变了，他就不了解外界的情况了。所以他说故知历代帝王多在今天水平线以下，都是中等水平之下，中等水平以下，这个就很难把国家治理得好。那么这样呢，他就来分析一些皇帝了。
秦始皇在吕先生的这个史书里呢，评价不算低的，不算低的，还算可以的。他说秦始皇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政治的理想，统一以后不行分封制，行郡县制，还是有个理想的，但是政治是不能光讲理想的，不是说你这个理想多好就能够做到了，还要顾及实际情况，不管实际情况做得到做不到，你硬是要这么做，那社会就会有问题了，就会有些反弹了。所以他说秦始皇有些想法、有些政策虽然好，但是行之于过急，过急，太急了。特别是焚书，那是复古的，焚书就是春秋以来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百家争鸣的这个状况，你却要回到历史上去，他认为这是复古。秦始皇大部分的事情是变古的，不按照古人的做法做的，但是这个地方他是复古了，他要统一全国人的心思，那个地方是复古了，这是他对秦始皇最大的批评，最大的批评，就是有些地方他是复古了，尤其是要统一思想，他认为这个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汉武帝的评价，秦皇汉武，汉武帝的评价，吕思勉也不高，汉武帝我们现在一般评价都比较高。我们做老师的，看看中学的教科书，秦皇汉武，汉武帝吕先生也评价不高，之所以评价不高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人评价人物的时候，他自己内心有一个尺度，我有个评价的尺度，我是拿这个尺度去评价的。他说汉武帝这个人做事不经济，好大喜功，开拓疆域、打匈奴这些事情都需要做，但是问题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汉武帝做事情是大刀阔斧，经济上不算经济账，所以这个吕思勉先生就说，花一个铜板能够做好的事情，到他的手里非得要花十个铜板、八个铜板，所以汉兴七十余年的积累到他手上没几年就用完了，就用完了，钱就哗哗地用掉了，而且效果不好。汉代打匈奴完全是凭国力，完全是我们体量很大，我们体量很大，反正就是这个体量打匈奴，全力扑上去，所以等到匈奴打的差不多了，武帝自己也老了，汉代朝廷的财政也发生困难了，所以下来要桑弘羊经济改革，要收钱了，钱都用完了。这就是汉武帝做事的作风，开销太大了，开销太大，无论做什么事情，想到就做，不按计划来，钱不够用再想办法。所以汉朝到了武帝时候实际上开始转折，要走下坡路了。实际上按照汉代的国力，如果碰到一个好的皇帝，那就是吕思勉想象的，好的皇帝能够有计算、有部署的话，汉代的国力还可以扩充得很大，还可以扩充得很大。所以你看汉武帝到了晚年，他自己也知道打匈奴花了时间花了功力花了钱，所以他要轮台下罪己诏，要改写国策，重新要恢复汉初的修养生息，原因也在这里。所以像吕先生就不大喜欢这样的帝王，历史上好大喜功的皇帝吕先生都不喜欢。就是汉代这样好的条件，到了汉武帝时候做了这样一点事情，他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得不偿失。
所以他说汉武帝的武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我们今天还是要称道他，然而当时用兵的必要实在只有一个匈奴，整个对西域的战争都没有必要的，都没有必要，只有匈奴是有点必要的。然后花了最大的功夫，最大的劳费，得到了最小的结果，匈奴问题大家知道，没有完全解决，匈奴问题一直要到东汉，东汉才稍稍好一点，而且汉的通西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开始的时候呢，是想联络大月氏，因为什么呢，这个大月氏是被匈奴打跑了，汉人是想联络它，一起打匈奴，实际上他到了那边已经没有心思再来恢复原来的地盘了，算了，不想回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实际上没有必要通西域了，但是汉武帝还是要一而再而三地花钱，这个当然通西域后来还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历史影响，这吕思勉也肯定的，也肯定的，但是就当时来说，花的钱太多了，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吕先生认为这个国力、国家的钱都不用在正当的地方，并没有为国为民之念，你看到我这里特别用红字打出来，没有为国为民之念，他所以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高。
唐太宗，唐太宗也是我们现在评价比较高的人物，对吧，吕先生认为他是“中材”，中等水平，“中材”。贞观永徽之治，历史上论者都把他比作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实际上不完全如此，不完全如此。即使以文景之治来说，也不是当时君臣特别有过人之处，都是时势使然。唐朝的起点确实要比汉代要高很多，这个历史发展了好多年了，所以唐太宗不过是“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忧深思远之资，他比不过梁武帝和陈武帝，这两个人等会儿我们再说，也属于好大喜功的人，吕先生专门做了一个考证，我这里简单地讲下。贞观年间的贞观之治实际上史书里面的记载是过誉了，过誉了，史书的记载过头了，过头了。实际上按照吕先生的说法，文景之治记载也过实了，也过实了。他这里有一个考证的，所以我刚才讲了，要评论一个事情首先要把事情弄清楚。因为我们现在通常用的这个史书讲贞观之治的时候，用的是《旧唐书》的《食货志》里面有些话。但是在这个史书里呢，还有些其他的传记里面呢，讲的同样年代里面，有些民间的记载，有些民生还是很疾苦的，还是很疾苦的，所以吕先生就说了，同样年代为什么在他那个史书有些段落里面看起来贞观年间生活，老百姓生活还是很疾苦的，为什么《食货志》记的那么好，看起来我们的史书记载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
这里我要插一个小故事，从唐朝开始皇帝是越写越好。我们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去看看《史记》，《史记》里面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评蛮多的，也就是说《史记》的时候写书，作者还是没有忌讳的，像司马迁他不大满意汉武帝，所以他这个行文当中就有一些对汉武帝的批评，他有机会写下来。但是越到后来呢，我们看《汉书》就差了一点，《汉书》就差一点，《汉书》这个批评的地方当然有，但是稍稍不像司马迁这么能够自由地发挥，写得比较隐讳，但也有。越到后来呢，越少，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史家写书的时候确实越来越多地有忌讳，保留的材料也越来越片面。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中国传统宫廷里面有一种官方的档案叫“起居注”，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中国史书的记载传统很长，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了，就是宫廷里面的一言一行、大事记专门有一个人记载下来，专职，记载的东西皇帝都不能看，不能看。你想，皇帝不能看，我记载的时候就怎么，就比较胆子大了，该怎么记就怎么记，今天这句话我就把它记下来，对不对，反正皇帝不能看。所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到了唐朝，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就被唐太宗破坏了。这个官方每天有人记起居注，每天宫廷的大事都记下来。唐太宗就想看，他就想看了，他就跟史官说了，他说我能够不能够看看这个《起居注》。当然原话说得很婉转，你记了什么，什么事情你也记下来了，史官说当然我要记下来。那么我该不该看看。褚遂良就说了，历代皇帝都不看的。唐太宗反反复复地就跟史官说了，今天说明天说，他就说如果我有做错的事情你把记它下来，那么我看了以后好改正，他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你要给我看看，三番五次地提出要看，那么就没办法了。所以后来房玄龄就把原来记的起居注做了修改，因为有些东西他(唐太宗)看了不高兴，修改了以后给他看。所以从唐朝开始官方的档案它的记载就比较片面，这个唐太宗之所以要看，他是不放心玄武门之变，大家知道吧，因为玄武门之变实际上他自己是动手的，他先动手的，他把两个兄弟杀了，他怕这个事情在官方的档案里面记下来，当然也怕宫廷里面他有些不妥当的话记下来，那么他要看。他要看呢，后来房玄龄就把已经写过的也修改了，那么正在写的呢，他就要当心了，明天要看，我今天有些地方就不写了。
所以从唐以后我们看到史书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不好全信。史书里面就对唐太宗正面的东西留下很多，反面的东西留下很少。我们唐太宗很有名的就是纳谏，对不对，唐太宗纳谏，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写了很多。当然这是一面，但是唐太宗听不进意见的地方也很多，拒谏的地方也很多。魏征是他非常信任的人，甚至于他要发脾气说要把魏征这个乡巴佬杀了，这种话也很多，但是在史书里面往往就不会记载，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看得到。所以从唐以后史料记载就不好全信。所以吕先生就说“书其可尽信乎？”，是吧？文献的记载也不好全信，唐太宗的东西有的是一面之词，唐太宗也不过是“中材”，唐的起点很高，很高，做到这个水平不算什么成绩大。他的看法是这样，不算什么成绩大。
另外一个人物朱元璋。朱元璋也是历来大家都喜欢评论的人，吕先生就说了，朱元璋确实不简单，他起于草泽，起于民间，把元朝赶走，而且初期订立的制度也都不错的，也都不错的，所以后来清朝继承了他(朱元璋)的制度，行了好几百年。但是朱元璋最坏的事情就是把宰相给废了，也是私心太重，怕宰相分他的权，把宰相废了，宰相废了以后，“朝无重臣”，朝廷里面没有大臣，主心骨没有了，政府的主心骨没有了，那么就很麻烦。后来就明朝的政治越来越糟，和他这个做法有关系。所以他(吕先生)就批评朱元璋私心太重，“废宰相，天下大政，分隶六部”，如果他自己有才能还可以，六部的事情他自己管。但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实际上自己都管不了。管不了怎么办，就委托身边的宦官，宦官，所以明朝政治越来越坏。有明一代政治之所以这么坏，追它的源头就是朱元璋私心太重，废了宰相。所以他(吕先生)这么说。
那么陈武帝和梁武帝为什么吕先生评价这么高呢，这两个人是不起眼的皇帝，对不对？朝代也是不起眼的朝代，皇帝也是不起眼的皇帝，为什么吕先生评价很高呢。这就是吕先生评价的另外一个特点，他就是认为有些时代时局很艰难，时局很艰难，像这个陈武帝兵力也很有限，在这样危难的时节他能够阻挡北方的入侵，保护南方不受北方入侵、少数民族的侵略，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他的这个评价标准和人家不一样，不是看你的事情做的有多大，而是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像陈武帝和梁武帝都属于这样的危难时机能够方显英雄本色的人物，他对他的评价就比较高。反过来隋唐的时期，这个平台本身就很高，起点本身就很高，你做这点功绩不算什么稀奇。所以这里就看到吕先生的评价尺度不一样，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思考的一点。
所以我说吕先生评价史论另一个特点是他一定是站在民众和国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个别帝王的立场上。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把人放在时代背景当中来看，同时通过一个人来认识时代背景。而不是说你这个人事情做得多大。你的条件很差，你当时时代很危急，你能够做这点事非常了不得，非常了不得，所以他认为像陈武帝、梁武帝这样的人，虽然是保守了南方的一个小地盘，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他能够做到这点，拯救民众于水火，非常了不得，非常了不得。反过来隋唐时候的很多帝王起点很高，铺张浪费，好大喜功，没有真正为民众做事。他对他的评价就不高，就不高。这个是我给大家看的三个案例。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小结，我们看史评，看史论，如何看一个史论评得好不好，大概这样三个：一个是看他事情真相有没有弄清楚；看看他是不是有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我云；看看他的评价立场是不是端正，他是为谁写史，为谁评史。
有这样三个尺度，我们来看看他的评价我接受不接受，我愿意不愿意跟着他，或者说愿意不愿意看他的史评做我的参考。这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吕先生的特点就是说他研究历史确实是想社会得到改善。他说一个学者一定要端正你的研究的态度，一个读书人一定对现实总是感到不满了，他才要去研究，要希望社会好，是吧。对社会有不满，你要进行研究，希望社会进行改革，这你才去研究学问，你研究学问如果是抱着私心，想捞摸点什么好处，这种学问一定不会好。所以他就说了研究学问的人一定要端正他的真正的动机，对现实的不满然后希望改良现实，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基础和真正动机。他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研究历史，然后改善提高，希望社会能够越来越好。语言非常朴素，没有任何深奥的理论，所以为学一定不要有利禄之念，你不要什么做学问去升官发财，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做学问就是希望我们对今天的社会有所贡献。所以他说要绝去名利之念，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却是也希望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心向往之，心向往之。所以我是非常赞赏、非常愿意给大家推荐吕先生的史论，他的史论立场很纯正，我们读他的书能够得到很多启发。有一句话叫“读史使人明智”，我们从中得到很多历史的智慧。
最后讲讲我编的这本书，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后来做老师的时候，读吕先生的书，一直在做笔记，这个源头就是我的老师在教我读书的时候，他用了顾炎武一段话。他说顾炎武说“著书不如钞书”。“著书不如钞书”，就是不要急着写书，先读书抄书。原话是“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这话确实有点过，今人不及古人，这确实有点过，但是他说的方法是很对的，就是读书、著书是放在后面，先要抄书，认认真真把前人的书看，看的时候要抄，就是你要好好的读，然后抄。这样我的老师就用这段话来勉励我，我呢就按照这段话来做，读吕先生的书呢，就一段一段把我认为有价值的话抄下来，这样一年两年三年，慢慢慢慢自然就积累了很多，于是和朋友交流，把这些东西发给同学看，发给老师看，同学交流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有些评论我们在看吕先生书的时候不注意，把它抄出来后一看很有意思。这样抄呀抄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快要快要70来岁了，这么多年了我几乎把吕先生的书前前后后看了很多遍，当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会抄出来，我认为有价值的我都抄到这本书里面，这样把它按照它的内容加以分类。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把吕先生的史论的精华能够非常简便地把它提出来让大家看。那么设了一些标题，然后每一些类别里面我做了一些引言，后面有个出处大家可以查原书，大家就不必或者说不用直接从吕先生的原书里面入手，就可以从我这本书入手、通过这本书来了解吕先生。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值得大家读，值得大家抄、体会的东西。这样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工作。这样可以系统地了解吕先生的史论、史评，我们从中也可以理解一些史评的方法，史评的方法，吕先生史评的特点，以及吕先生由古至今的淑世胸怀。吕先生说历史、讲历史不完全是为了古人，为了历史，而是带来很多现实感。这样我们领略了很多历史智慧，我们也看到历史确实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关系，它不是一门死的学问，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乐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个讲座，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这里面分享读书的喜悦和乐趣，读书的乐趣。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教授的讲座，给我们以史论今，以事论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有一个提问的名额，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提问时间，有谁要提问的，可以举手示意。抓紧这个机会，我们只有一个提问的时间，有什么想跟我们张教授交流一下的，有要提问的吗。看来大家今天都听得都很明白，没有听不懂的，是吗？我在底下听得云里雾里的。有要交流的吗。(尽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