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内聚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闪耀着传承千秋的理性光芒。学习国学，既有利于认识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又有利于修身养性，塑造良好人格。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古已有之，《周礼》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曰：“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历史上的国学是指教育机构和官方开办的学校。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居于强势地位。面对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争之中。“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提法即为后来国学概念的雏形。1902年，梁启超致函黄遵宪，商讨创办《国学报》，黄遵宪在回信中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这大概是近代最早提出和使用“国学”概念。国学概念提出以来，众多学者纷纷从历史、文化、学术等角度进行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一直没有定论。最早提出国学概念的梁启超，没有直接定义国学，只是指出研究国学的路径，“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繁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邓实提出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国学概念，“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其治其一国也”。章太炎著有《国学概论》，提出国学本体概念，采取“是什么”、“非什么”的办法建构国学理念，“国学之本体是：一、经史非神话。二、经典诸子非宗教。三、历史非小说传奇”。胡适提出“国故学”观点，“‘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马一浮指出：“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儒家经典，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综上所述，国学似可定义为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统称。儒学为主体，是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历史地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引领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更因为儒学所具有的入世意识、家国意识、道德意识、自律意识和教育意识，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意识的构建发挥着主体作用。佛道为两翼，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儒佛道三家，佛道两家的作用不可忽视。佛家属宗教，是外来文化，且经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改造，实际已成为儒道化的佛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要是儒道两家，植根于中华大地沃土，在历史长河中深刻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儒道两家思想的主要载体是《老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本经典和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十个概念。学好五本经典，读懂十个概念，就能掌握国学要义和传统文化精髓。
二、学好国学经典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认为：“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是《老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亦称《道德经》，相传为老子所著，是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先秦诸子所共仰，被誉为人生宝典和万经之王。《老子》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计81章、5000余字。《老子》是道家的元典，全面反映了道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人生哲学。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哲学的思想家，他探讨了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问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汉书·艺文志》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急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全书20篇，计492章、15000余字。《论语》是儒家的元典，系统阐述了儒家的伦理价值、政治主张和人格理想。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主题进行议论，以后各篇分别论述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层层剥离，依次展开。其中首篇至为重要，是理解《论语》全书的关键，宋人吴寿昌认为：“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余自然易晓。”《孟子》相传为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共同编纂，主要记录孟子的哲学思想、治国理念和人格行为。《孟子》全书7篇14卷，计60章、35000余字。《孟子》学说出发点是性善论，强调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是区别于禽兽的社会属性。在政治方面，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保民、养民、教民，实行仁政和王道政治。在教育方面，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认为教育是君子“三乐”之一，“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大学》相传是曾子的思想，为曾子后学所写定，主要论述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大学》全文计11章、1700余字，围绕“修己以安百姓”的主题，提出并阐述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朱熹评价《大学》是“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主要论述心性修养，富有哲学色彩和意蕴。《中庸》全文计33章、3500余字，其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中庸》解释和倡导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三、读懂国学概念
概念和范畴属于理性认识，都是人们的思维对于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和反映。在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是本体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同时，道又是辩证法，“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在孔子那里，仁的本质是爱人，先从血缘亲情开始，“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进而推己及人及物，孟子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义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范畴，也是伦理道德评价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在孔子那里，义主要与利相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本质是别异，荀子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这里的贵贱、长幼、贫富似乎不是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社会角色的差别和道德规范的不同要求。智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范畴，在孔子那里，属于德性范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也是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在孔子那里，信是立身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孝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孝是仁的基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忠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忠字的构造是上“中”下“心”，即中在心上，中正不斜。在孔子那里，忠一般都和信、恕合并使用，即忠信或忠恕，侧重于修身和待人处世方面的内容。孔子确实提出了忠君观念，却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两者是相对平等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廉是一个政治伦理概念，与腐败相对立。在孟子那里，廉的实质是不取不义之财，“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在孔子那里，强调通过德政和礼治，让人们知耻和有耻感，更好遵守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四、国学与文化自信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简称，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头和根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国度，这充分证明中华文化具有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当然，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而要在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观照中，发现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西方文化强调天人之分，追求人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对自然界的征服，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如今却带来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天人合一思想，则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同一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注重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能顺应自然，不能征服自然；只能利用自然，不能毁灭自然。天人合一，对于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认同和推崇天人合一思想，老子认为，万物都要融入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强调知天命和畏天命，尊重和遵守自然规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从天人合一的高度论述人性本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西方文化强调矛盾的对立和冲突，最为典型的观点是“文明的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矛盾对立和冲突思想指导下，西方国家不断地对外扩张，推行战争，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动乱与痛苦。而中庸之道，则主张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与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中庸之道，对于促进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依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大禹谟》叙述舜传位时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整体思维是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西方文化从主客两分出发，强调分析方法，把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复杂问题划分为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分别加以考察，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研究。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对于人类文明贡献巨大。但是，分工过细，以至互相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影响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而整体思维，则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与整体不可分割，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很重视整体思维，老子就是从整体上把握道的范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孔子作《易传》，完美体现了整体思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君子人格是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本位，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强化个人对国家的权利和国家对个人的义务。这一理念聚焦于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和对自己权利的保护，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却忽视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个性张扬和极端个人主义。而君子人格，则主张个人对于家庭、他人、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其基本行为准则是孝悌忠信，孝悌是对待家庭的责任，忠信是对待群体的责任，孔子说：“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全面论证和阐述了君子人格，“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坚守气节，敢于担当，能够为他人、社会和国家奉献自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对比个人主义者，真有天壤之别，君子是多么伟岸的人格。比较中西文化差异，一方面为了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为了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国学面临着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和自我改造重建的任务。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说过两句名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两句名言正确指明了国学前进的方向。国学既要在古人的思想学术与今天的现代化实践之间寻找结合点，又要在坚持中华文化与借鉴西方文化之间探求平衡点，从而使中华文化再创辉煌，对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