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鸿讲堂

好雨知时,当春乃发。

由中华书局和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伯鸿讲堂(桐乡)”在2018年的春天里启动了。

陆费逵先生,字伯鸿,祖籍桐乡,中华书局创始人。为示缅仰,讲堂以其字名。

中华书局积百年厚重,名家迭出,海内驰闻,此次与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家乡合作开坛,举出版界优质资源落地于风雅桐乡,实为桐城文化之盛事。

讲座所涉,内容涵盖时政经济,人文美学,诗词歌赋,科学修养等多类学科,由各界权威学者亲授。

讲座所期,旨在为大众构筑优秀文化的全阅读平台,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进文化精品的分享传播。

讲座所施,伯鸿讲堂(桐乡)每月第三个周末如期开讲。

第二十五期:文化高度的吸引力:乾隆下江南的意义与危机 发布时间:2021/09/28
刘东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嘉宾介绍>>
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

  主持人:今天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华书局、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主办,广电文化旅游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堂——桐乡讲堂,我是来自桐乡市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子清,很高兴认识各位。

  今天我们继续将目光来聚焦到中国历史上来,来说一说清朝。提到清朝,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康乾盛世,对,康指的是康熙,乾指的是乾隆。

  那么我也特别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对历史稍微感兴趣一点的朋友,你们觉得康熙、乾隆是两个什么样子的人?有人说,第一:乾隆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点我认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8岁,对吧;第二,乾隆这一生虽然文采平平,却非常喜欢在珍贵名画上盖章,写上自己的名字;这其三呢,就是乾隆这人,一生无功无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划水皇帝。

  那么我个人认为以上观点需要辩证地来看待,当然我觉得如果要从他这一生挑出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一点,那就是他曾经六下江南。我们要探寻其历史意义的话,我们站的角度不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同。如果要从“文化高度”的角度出发的话,作为乾隆,他代表的是满族统治精英,他既要保持自己民族的那种彪悍,同时又要最大程度地来完成汉化。

  为什么要汉化呢?这其中又该如何保持制衡呢?学问来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刘东教授做客我们第25期桐乡伯鸿讲堂,请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乾隆下江南的意义与危机。

  那么我们今天一共是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请刘东教授给我们做讲座;第二个环节,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提问。

  在今天讲座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刘东教授。刘东教授是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习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是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那么接下来有请刘东教授进行授课,大家掌声欢迎!

  刘东:各位听众下午好,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到桐乡跟这边的女士们、先生们交流我的思想。大家知道今年这个疫情——我看你们都还戴着口罩,使得我每年在三亚的度假,本来是一个月的时间,拖成了接近四个月。那到了最后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一本书也写完了,这本书后来就放到了中华书局,我也知道你们桐乡跟中华书局有最多的联系。因为我那本书叫做《长问西东》,编辑一看校样,一定坚持叫我讲这个,当然换了一个题目。

  我刚才给你们馆长说,大概就是“乾隆下江南”这样的题目,桐乡的人会更有兴趣一些,当然实际上我已经删掉了很多复杂的理论讨论。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讲。

  题目叫“文化高度的吸引力:乾隆下江南的意义和危机”。大概分四个部分来讲。需要回应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作者是一个叫Michael G.Chang(张勉治),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写了一本《马背上的朝廷》,大家看这儿,江苏人民出版社,实际上是我主编的那一套,相信你们爱读书的人大概多少都看过中国第一大丛书,叫“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刚刚过了200种,那这是其中200种之一。

  这个书的上面有一句话,看起来完全没有用,“本研究极大地受益于标榜为清史研究中的阿尔泰学派”,什么叫阿尔泰学派呢?其实简单说就是新清史。这本不算什么代表作,但是国内的读者总算是有机会可以管窥到新清史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件好事。我刚刚陪你们馆长看了图书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在徐州出生的,他们把图书馆的书拉出来烧掉,烧藏书,这就完全学秦始皇了,所以你应该去看这些书,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把这些书全都拒于汉学的门外。实事求是地说,它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它就算有问题,你也不知道在哪,因为你没看过这书,是吧!

  文章本来的题目叫这个——“如何看待汉化”,新清史说它和汉化学派对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讨论这个汉化的时候,是对于新清史在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背景,或者理论上的讨论一个迂回的回应。尤其是新清史后来主要针对的人是谁呢?何炳棣,我在一个月前才从清华国学院的院长位置转到浙大来,所以那就是我的学长,我在清华也多次地接待过何先生。他晚年的时候,写过一个《捍卫汉化》。对于何先生再多说几句,当年有一条船,这个船上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何炳棣,两个人到了美国,一个就变成了理科第一,一个变成了文科第一。何炳棣是中国人中唯一当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人,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晚年写过一个《捍卫汉化》,这就是何先生。他对清华简直是有深切的感情。你想他是哈佛读书,在芝加哥教一辈子书,后来就住在加州。那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很好的地方,然而他说“这一辈子如果我有过什么天堂般的感受,就是在清华”,这就是何先生。然后呢,我用他当年在美国亚洲协会的讲演——“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我尽快用我的学长徐泓的一个叙述来概述一下,大概讲什么呢?清代怎么重要呢?我标红了,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疆域,这个不用看他的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清代之前我们中国没这么大。清代杀了很多人,最后的结果他们把他们的土地都献给我们了;第二个就是人口总数,汉朝只有六千万,后来宋明到一亿多,到康乾太平盛世的时候爆增到四亿,中国人口第一大国是在清朝完成的。这里面你说一定是个成就吗?那也很难说,明末徐光启那个时候讲的《甘薯疏》是和1492年的那一次全球物种大交换有关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番薯、玉米、辣椒这些作物,以前都是在美洲的,哥伦布发现这些作物后,才传过来,你们如果经历过“文革”,(“文革”时)我在徐州乡下,老百姓一年365天有364天是吃红薯干的,只有那个东西的产量才能够养活突然暴增出来的这些人,否则一个马尔萨斯障碍只能让中国的土地养活一亿人,再多就会出现灾疫、疾病、农民战争;第三个何先生说的就是宋明理学,他用宋明理学作为汉化政策的核心。第四个就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臻于成熟。其实成熟不成熟很难说,因为你们看过好多的宫廷戏:军机处(的设立)、区域间的社会整合,这个是有的。第五个就是说物质文化、艺术、印刷,你们知道四库,你们旁边有天一阁,有图书,但是这五个是好的。而且好的几条里面都是有问题的。第六个就是说经济有很大的难题,贪污腐败、官僚溃败,最后对付不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还是说了两面,尽管前面说了五个后面说了一个,还是说了两面。这里面他也说了汉化,刚才讲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他也用了征服王朝,“征服王朝”来自于魏特夫,他的那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我们都有一个二十四史的概念,承认二十四史的概念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要知道明史是清代的人组织人修的,他承认明朝是他的前朝,所以中国人认为是有一个统绪的。但是对于新清史的人,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会认为,别说什么中日甲午战争,那就是日清战争,那是个清国,是一个外国,不能代表你们。所以矛盾就是这地方,他说征服王朝和汉化是对立的。二十四史和王朝循环都是中国自己自有的。你们要知道,清朝进来的时候,你们旁边不远——其实你们这里也是受这个苦——扬州喋血,大家知道吗?那都是血与火。但是中国人最后好像都觉得他们是受天命的,这种观念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

  忽必烈本来还是用了一个不偏不倚,希望能够尽量平和,但是后来这批美国后起的汉学家他们都开始与他们的导师有一个学术的进展,像我的导师叫魏斐德,他自己写过《洪业》,在我那个丛书里面出的,但是他写明代末清初这可以,再写到后面,他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困难就是不通满语,所以他指挥他的弟子就去向欧立德学满语,结果后来这些人就是所谓新清史的代表,他们懂得满语了,他们提出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他不承认全部都是汉化的过程,他认为满洲给清朝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一直想保存这个影响并不想汉化。这样就激怒了何先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捍卫汉化》。罗友枝也是,他其实接着何先生很快也当了亚洲协会的主席,所以他们强调的是另一种观点。结果何先生一上来就讲佛教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受了佛教很大的影响——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我的丛书里面还有一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这是很有名的许理和的书,可是那一种说法我们中国人更喜欢,不是“佛教征服中国”,而是反过来,是说“佛教中国化”。你看第一次进来的佛教是什么?后来变成禅宗,禅宗再被宋明理学给吸收,于是它就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两个方向可能都是有的,但是中国人更喜欢听的是后面这种让中国人舒服的。实际上,自唐代以后,佛教最终被汉化了,所以已被汉化的佛教,形而上学部分是宋代的新儒学。那么,何先生摆出一个架式就是中国本位,在这个中国本位之下,无论谁来,我们中国人都很谦虚,中国的文化最后就把你都化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老美就和我们争论,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背景。

  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前办公的地方。最早的时候,这一块地方是清华国学院,因为刚盖起来只有这一块。后来又盖了那边的楼,后来我们在恢复清华国学院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西侧楼,为什么呢?这边太吵了,这边每年有上千万人在参观,而且有导游,不断在那儿用小喇叭说话。这里面应该是李济研究室、陈寅恪研究室、赵元任研究史、梁启超研究史,大概这样子。为什么说到这儿呢?何先生跟我聊天的时候,几句话就说到他老师,他老师是谁呢?就是伟大的陈寅恪,其实何先生这个话完全是从老师的论著里面拖出来的,就是“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但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陈先生给冯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报告下册,“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你们看,如果把这段话和何先生的《捍卫汉化》比起来,几乎意思是一样的。何先生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他的地位要比陈先生高,到晚年最后的时候还跟我说“否则的话我就白话”。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陈先生是我们心中神一样的人物,所以我就想那你只能白活了。其实陈先生也不是搞这个的,陈先生大概写序是写的最漂亮的,但陈先生的序有个特点,他从来不说这个书本身,他王顾左右而言他,从来说一套自己的想法,这是给冯友兰的。

  底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有一次带着柯文,到了我们海淀图书城,我喊了一嗓子说“《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者来了”,老板推了一车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过来了,他在美国哪见过这个阵势,读者一长溜有半里路长,老板很高兴都卖出去了,他就签,这本书在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书,为什么呢?中国人爱听这个话,中国中心观。但是你要换一个词,欧洲中心论,老实说,欧洲中心论就是批判的,谁是欧洲中心论,这时候有个雕像在欧洲、美国待着,很可能叫人泼漆或者直接拉倒。但是中国人一听到中国中心论心里很舒服。但是,如果欧洲中心论不对,中国中心论一样的不对。所以说这本书有很多的问题。

  回到当年,陈先生当年是在中国非常危殆的时候讲的那番话,你要知道,我们的清华学堂是建立在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上的,所以周围的人全都是西仔。我不断跟我的弟子说,你们不要先说清华国学院的其它导师国学怎么样,他们当时的西学就是天下最高的。除了梁启超,王国维是第一个敢用洋文直接啃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然后到后面三个,像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那完全都是哈佛回来的。你先别说他国学怎么样,西学当时就是最高的。因此在清华那个氛围中,陈先生说这个事要不要本民族之本位,它有另一层意思在里面。他这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如果学过人类学,会知道主位的议论和客位的描述是不一样的。陈先生说的是主位的话。你们如果去看钱穆先生写的《国史大纲》,他上来那些话都是主位的话。然后你把陈先生的话一下子挪到国际上变成客位的描述,那边的人当然受不了。继续说何先生的一个问题,何先生也很了不起,他关于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是非常经典的著作。我刚才说了,杨振宁如果是理科第一,他就是文科第一,华人过去的这些学者里面。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认为何先生都是对的,你们看到,美国的大学相当的“左”,所以呢,反而是那些说欧洲好、西方好的人,其实在美国的大学是待不住的,只有在中国,他没出过国他这么说,你们还觉得他挺洋味的,其实他是土得不能再土了,因为美国的大学里面很少有这种声音。如果你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会发现西仔都不流行于世了,当年的“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在西方或者欧洲学界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沿着同样的逻辑,何先生也就被说成一个“汉族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所以他受到很多的批评。

  无论如何,从我在晚生的、后生的学者来看,这个东西是说不清的,它们就是双向的融合。你只说成是一个单向的吸收,说成是一个消化力,汉化的过程,这样肯定有很多的麻烦。不管怎么说,还是双向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汉族处在弱势。你们知道,历史上很多汉化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会控古琴,而且大部分中国的民间乐器实际上都带一个胡字,二胡、京胡、琵琶,什么东西?都是胡,都是外国的音乐。不用说现在,钢琴、小提琴,更不用说了。所以实际上为什么说汉化是一个弱势呢?我三十八年前在浙大教书,后来我考到北京跟李泽厚读博士去了。读博士的时候规定要做宋代研究,做宋代,宋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宋代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你们这几天有人看《清平乐》了吗?那个电视剧,都没看,你们都专心读书了。就是讲仁宗一朝,宋代仁宗一朝,那是中国最好的一朝了。当然这个弄得很糟糕,它除了画面好看之外,它的意思前面弄反了,然后反而把司马光弄成是非常遭人恨的。实际上那个是中国君主共治的天水一朝里面最好的榜样了。到了谁?神宗,就不行了,就是仁宗最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宋一代富甲天下,四大发明里面三大发明是宋代的,粮食产量普遍达到了唐代的一倍以上。那时候有征服全世界的势头,火药,你发明出来了,宋代人还特别喜欢玩兵书,结果大家也知道,从澶渊之盟开始,尽打败仗,然后燕云十六州也没收回来,宋代是没有长城的,因为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来。这样我做宋代的时候最早遭遇这个问题,汉化就是弱化,它就带着屈辱和积弱。

  汉化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汉化过程在何先生那里,是撇开了史可法那样的困难、文天祥那样的困难以后后发制人。后发制人是三百年以后的事,至少元代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一百年前他是杀你的,然后你向他叩首一百年、三百年,你把你的辫子留成那样,把这半劈掉。所以这个后发的过程你不能够去唐突古人。史可法不想要,文天祥不想要,所以它不算什么好事。当时我怎么知道后面它把它的领土交给我了?那是后面的事,现在他是占我的领土,不是吗?

  你如果在北京住,看那个京片说的最响亮的、那些说的最好的京片儿,那些人往往你一问都是胡人,为什么呢?旗人,你们看过老舍的《茶馆》,玩的最好的是旗人,因为他又不用干活,他是铁杆庄稼,他有占籍就能领东西吃。后来玩的最好什么蝈蝈、风筝、蟋蟀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都是旗人玩得最好。所以最早是汉人汉化,然后后面胡人也汉化。至少在宋代以后的时候是这样,是暗中被不知不觉、不可避免地弱化。我们看宋代是很富裕的,但是在宋之前,中国的军队是能打胜仗的。尤其是汉武帝,大家知道的,匈奴给打走了。可是到了宋代的时候,那就是先是辽,我们有杨家将,然后是金,金我们有岳飞,总而言之都是屈辱的,而且找很多的借口都是说皇上不好,不然我们早就直捣黄龙了。然后底下呢元,元是彻底没打过。然后元后我们恢复了一次,明,然后是后金,又来了一个清,于是它一波一波,不断的有马蹄声在索命般的叩关。

  那么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马背民族的族人,刚一出生基本就会骑马,很快的,马背民族最灵活最生猛。还有一个他能忍住那个艰苦——汉族人是受不了那个的,然后保持它整个群体的原始血性。所以成吉思汗崛起的时候不光是把咱们打败了,整个的阿拉伯,整个的一直打到莫斯科,所向披靡,蒙古人厉害。所以这个汉化带来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一方面,正因为汉族自己是最早的,最充分的汉化,他汉化了,所以他就总是逃不脱被马蹄践踏的命运,那个时候任何的农耕的民族,都是打不过马背民族的。

  另一方面,外来民族有条件享受汉化了,他们也照样会逐步地堕入那条弱化的曲线中间去。顶多我们有一个范仲淹这样的人在那儿守着,我们守着了,这个时候他们打一次没赢,一下就跑了拿他没辙,一跑没有影,跑到草原深处,沙漠深处,他一赢就抢你天下,我们永远处在这样被动的状态下。那么因此,刚才讲到的这个曲线,一方面是汉族先汉化,后来外来民族一汉化他就弱化。在我看来,汉化就几乎等于弱化了。刚才讲了宋辽金元,我们来看一下金世宗,其实在金世宗的统治下他是最大程度地加速了汉化,他热衷汉族的经书,尤其是孔孟的书。你看一个金代的皇帝口口声声都是孔子,“孔子《为政》”,这个金世宗本纪里面都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热衷于汉化的金世宗又对这个过程充满警觉,看史书经常也会说金世宗是最最最怕汉化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里头有“今之燕饮”,因为他以前见过他们本族的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就是本家子弟现在都唱的汉曲啊。于是“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然后他自己唱,他替子弟唱女真族的歌曲,皇上唱你们听,我们灭亡了北宋,现在你们也玩这个了,他们要不玩这个我们能打败他们吗,他这么大一民族,咱们这么小一民族,它那么富,可是我们用什么打败它,就是我们习惯于这种马背的生活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有一个情节,刘备有一天看见自己的腿上生髀肉,就是两腿的中间,这地方生肉,马上就吓得掉眼泪,因为骑马的人这儿不生肉。那么慢慢他们还会骑马吗?所以说汉化其实不像何先生说得这么好,其实它恰恰相反,它基本上是代表了弱化。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向前再回溯汉化等于弱化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已经暴露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结构性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不管它原先的结构性怎么样,只要进到中原,尤其是进到你们这地方,就是江南这一块地方,它马上就被这套文弱之风所熏习所软化,马上就文弱、怯弱,临阵不前,这是华夷之变,就是华和夷是可以变的,夷就变成华了。这个呢也是我们陈先生写的话,我不能念完,我这个论文五万多字。比如说“吴人不习战”,然后如果打的话“必败我军”。这底下“南人怯懦,岂办作贼”,他连当贼都不敢。然后南朝前期“北人善战”“无人不善战”,这是陈先生说的。然后呢,他是“江左侨寓之寒族北人”,至南朝后期,即梁代“亦成为不善战之民族”。这是非常清楚的,陈先生本来是我们国学院的导师,国学院其实只办了四年,这一次在我主持下无论如何坚持了十年。这一次他应该是在中山大学的家里照相,这个时候眼睛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但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人老年都有老年的漂亮,这个相片如果给画家看的时候画家有很多人很震动,他一脸的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就来看宋代史实的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如果从宋徽宗联想到有宋一代——这里引入陈先生一篇很好的序,陈先生有两个特别好的序,一个是给冯先生写的,一个是给邓先生写的,都是他的小辈。邓广铭我见的时候已经很大了,北大的老主任。这篇序就是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然后呢,“华夏一族之文化,历经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来“造极赵宋”就成了赞美宋代的一个词,这是宋代好的一面。宋代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也是这一面。但是另一面,那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写的,它不光是“造极于赵宋之世”,它也是衰没于赵宋之世的。你比如说王夫之说宋代人,“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代人那个议论不得了的,结果后来有句话叫“宋人议论未定而兵马过河”,是吧?所有的事情都互相争吵,然后呢这个邓广铭他和辛弃疾是同乡,所以他说他给辛弃疾写文章,那个时候是在西南联大,就是说一方面宋代这么好,结果宋代这么惨,他如果去李贺描述的那种“若个书生万户侯”“男儿何不带吴钩”那种具有开边的慷慨气势的汉唐时代更好。相反,你看范仲淹这个,说“范老夫子胸中正有十万甲兵”,可是范仲淹一写这个《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片惨,谁搁那待着?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方面是说明我们那时候实在太好了,一方面我们谁也不想上那个天地去。

  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从中国文化历史角度来说,特别是当它要沐浴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又要面对往上循环的某种洗牌的时候,这种汉化绝算不上什么好事,不像何先生说的那么好。前一阵子上海那边的龙舞美术馆办了一个康雍乾大展,叫我去看了。当时看的时候呢,那些人说,你看我这个展览16亿,包括那个鸡缸杯大家知道吧,各种各样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当时都是被视为汉族人玩物丧志的东西,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用?你看宋徽宗,当时金人把他的嫔妃都弄走了他都不在乎,一说动他的这些,就是收的这些画这些东西马上动容,他那么痴迷于艺术,可是这个是玩物丧志。大家知道一大堆中国这样的皇上,像李煜,像宋徽宗,都是痴迷于艺术然后亡了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昆山人顾炎武——这个和你们这个吕留良和等会要讲的黄宗羲都是一辈人,天崩地解以后那一批最有出息的人,他就最恨这个。他说“士人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个是黄鲁直说的,黄鲁直就是黄庭坚,“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所以本朝嘉靖,因为他是明末遗民——顾炎武在里面说的,“亦有此风”。就是我们一直是强调这种华而不实、华而不实。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有“亡国”和“亡天下”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我想强调的是什么?中国文化并不像何先生讲的,中国人很幸运,中国人很谦逊,中国人很什么,中国的文化并不是没有检讨的余地,不能径直就把这个看成一个高峰和顶点:我等着你们,我招降纳叛,反正等着你们来归降吧,你们来汉化吧。正好相反,尽管从那个辉煌的宋代算起,中国的文化又顽强演变了上千年,而且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去感化、同化外来的侵入者,但我们仍有绝对的必要去继续攀高,而且就在这种持续不断地向上攀升中,去克服自己已经暴露出来的自身缺陷,去谋求脱胎换骨的自我更生。刚才说了,我们光顾着注意北边了,船坚炮利,南面来了,五口通商,如果不学别人是不行的,所以何先生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

  那么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家是屡战屡败,我们才能够放一个长时段去看这个后发制人。你知道后来由于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大家庭,有愚蠢的历史学家就不知道岳飞还算不算民族英雄了。如果岳飞算民族英雄你说难道金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吗?就会有这种傻学者。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他有一个后发的问题。当然前面史可法还能不是民族英雄?他为保住自己的民族而战斗。后来你汉化了,你也变成我们那是后边的事。所以说,当时史可法感受的就是真正的国仇家恨。

  我刚才讲到,秦汉时代汉民族的特征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时候中原帝国还是不断开疆拓土的。在魏晋的时候就形成一种胶着的状态,此后,由于实际上就是鲜卑——刚才讲的那几个,辽金元清,实际上就是鲜卑的部落民族,他们自己扩张起来了。他们扩张起来不光给汉族压力,他把那个高丽给逼到了朝鲜半岛去了,本来在我们大陆上也有,然后它入主中原,顺利征服了蒙古民族——实际上这个成功的是鲜卑族不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说我们汉族的领土扩大了很多这是事实,但那不是我们祖先追求的,他们是先被人家给占完了,然后呢就不断的有像鲜卑一样的东北部落民族,契丹、女真,征服蒙古草原,入主中原,建立了辽金清等帝国,如此说来,东北成为今日中国的一部分并非由于中原帝国对东北征服,而是相反,人家征服了我们。坦率说当然对中华民族是很大的帮助,大家知道吗,如果没有东北的黑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所以让人纠结的两面性在于,至少从既富甲天下又积贫积弱的宋代开始,中国广大疆域持续开拓和扩张就并不是来自汉族的对外征服,而是他总是要被外来民族所征服。但是人家征服完以后,从你的外族变成你的本族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开疆拓土,并不是我们的祖宗们想要去追求的,恰恰是想去避免的。但是这是历史的一方面。如果你是努尔哈赤,你是成吉思汗,你会怎么想?你预测历史能预测多少年?下一盘棋你能算几步?你能想到三百年以后你的民族会消失吗?你能想到你整个的部族会如盐入水一样进入汉族大家庭,最后他们连自己的文字语言,什么风土人情,什么衣着都忘干净,最后连姓都没有了吗?我在北京有很多同事他们本来就姓完颜的,后来等到1911年以后都改成了姓王。是吧?那么你也小心,你把中原当成战利品的同时,在一轮一轮发起攻击的时候,结果反而把本民族弄成了战利品,把自己的祖宗的之地全都交给了汉族。

  大家知道西方有一种理论,叫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你短时段看,那时候史可法都是血与火,长时段看它同化了,它就会变成另一个东西了。所以说要劝你小心一点,就是说你决定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时候要保持谨慎和思忖清楚。可是话说回来,那成吉思汗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你叫他思考五百年以后的事?所以说那种征服即使旗开得胜,长远来看也是个双刃剑。因为过去啊,大家知道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协同,西方经济学家说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只是现在的一种形式。大家都读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那是干嘛的?那编个理由说我们的女人被他们拐走了,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抢一百个美女回来的要掠夺就是一种经济形式,抢就是一种经济形式。其实历来汉族都是要被他们抢的,他们的马来得快,抢了就跑,你防备它你得有多大的成本是吧。可是这个掠夺经济不足为大患,因为它抢了就跑,可是这一回它不跑了,它要在这儿待着,这是个问题。一旦在巨大的诱惑下冒然入关,长久的安家在令人垂涎的中原,这种反客为主的角色短期内可能成功,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个代价甚至被比征服者还要沉重,什么呢?那就是变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如盐入水化有乌有。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宋人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里面一段话,大家前面都会背,——《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言,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说,“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而实际上那个金主完颜亮,他是最后死在这次征服的路上的,所以他说“为金子送死之媒,未足恨也”。我想叫你们知道的,就是你看他是干嘛来的?想想今天的主题,乾隆下江南,就是来看江南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去过白活呀是吧,来吧。当然这一次是弄败了,金主就死在这儿了。那么鉴于他们来一次又一次,到清朝的时候第四回了,是吧?于是他有前车之鉴的,其实清朝相对比他们更成功,他们的时间比较长,比起前朝,你说辽弄一半它瘫痪了,辽就开始弱了,就被金干掉了,金弄一半也是开始汉化了,他也是弱掉了,他也被元干掉了,元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元从长远看他还不是那么成功的。清近三百年的,和其他的朝廷差不多的时间,清是最成功的,为什么呢?谨慎。我在北京有一个别墅,这个别墅它现在叫静之湖,它在那个地方叫上苑,上苑是什么呢?就是皇上保留它的一个皇家猎苑,如果这个上苑还不够的话,他们就会再到木兰狩场,就是承德了。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持腿上不要生髀肉,要骑战,这都是祖制,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规定,跑马圈地,做了很多的规定。但即便如此,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从文明的基本结构来看,既然已经冒险入关,入中原,安家落户,那你知道你有多少人?咱们汉族人也真够出息的,你知道咱们是被多少人统治的吗?咱们一亿多人的人口是被几百万人统治的。所以呢,在海量的汉族人口簇拥下,在汉文化无所不在的包围下,这个汉化的过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金世宗想阻碍的,康乾也想阻拦的,但是这是个趋势。

  最简单的就是你们知道什么是八旗吗?我们北京人一说八旗那就是一玩主,鸟人。在老舍的《茶馆》里面,你看这个说“我饿着也不能叫它饿着”,那都是旗人,溜鸟的早上起来。但这个八旗,清初的时候当时谁都打不过他的,八支最彪悍的部队,略等于美国现在的海军陆战队,每一个八旗的士兵都是特种部队的人员。到最后关头,清朝灭亡之前,根本连弓都拉不起来,堕落成这样。干嘛呢?就是八旗这个名字都改变了,查字典,“八旗最彪悍的马队”“最羸弱的玩主”,这能是搁一块的吗?但是历史就开这样的玩笑,弓箭拉不起来,最羸弱的。后来闹“长毛”,在南京,凡是八旗部队去打,都叫人打得一塌糊涂。曾国藩回家叫了一些乡勇直接给它灭了,因为太平天国本来也是农民。所以说你就想想,这个变化是历史趋势。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呢?这是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文化高度的吸引力。它自身的吸引力如何,感召力,向心力如何,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如何。我说一个很相似的比方,比如说你们现在出国——你出国还不要紧,你大了,你可能外语也学不会了,你把你的孩子送出国,叫他二十年以后回来,让他完全保留中国文化,因为西方全都是不好的,你们信吗?那为什么?如果这个人去巴黎他在法国吃奶酪,一天吃一种一年还吃不过来,那么多的红酒,哪一种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多的香水,那什么是伦勃朗,什么是哪种画,那就是文化高度了,全部加一块给你那个生活,你们再看看电视片里面成吉思汗的生活是什么?一个蒙古包,一会沙尘暴,一会雨,一会敌人来了,拿刀砍,这两种生活你们想过哪种?很简单,他们到这儿(中原)来了,这不是新清史的专家他们说平等就能平等的,这就是文化高度。

  说到这地方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说陈寅恪面对西仔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说陈寅恪某种意义上保持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最早是美国的人类学家的鼻祖叫博格斯他设定的,说你研究任何其他的文化,你都要相信那个文化不能够用你西方的文化视角去看。这个原则有人信吗?必须得信,不信你完全进不去那个民族,可是有人真信吗?没有一个人真信。就说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你问特朗普或者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信吗?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一律平等那就好了,一律平等又不好了。对吧?怎么可能,你这么大一国家,他这么小一国家一律平等。这个文化相对主义,从人类学挪到历史学就变成一个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会说此一时非彼一时非。你们看《楢山节考》,有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吗?他把他的老娘背上山,当垃圾扔那儿就算完了。那你也可以说此一时非彼一时非,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资源少,这个时候就是这么对待老人的,非洲人还有把老人吃掉的呢,那也是一种文明。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你那就是野蛮。实际上文化相对主义是文化人类学要进入其它文明的时候自己预设的一个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从来都是有问题的。你们今天晚上在哪吃饭,你们就开始一个价值选择了,川菜好吃还是粤菜好吃,中餐好吃还是韩餐还是西餐好吃,是吗?你喜欢哪一个,人是一个价值选择的人,他每天都要做无数的这样的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告诉你你不能选择,都一样。今天你会觉得吃一个我们乡下的饭和法国大餐都一样吗?我们发二锅头和法国的勃艮第的好酒一样吗?所以这样的话,相对于文化相对主义,我提的一个概念——文化高度,这在国际学术界大概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们肯定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概念。

  那么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博格斯他为了“同情”,包括他的弟子他们都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写的《菊与刀》,你们有谁看过?马克斯呢某种类型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他是把西方当成一个标准说人家的,无论摩尔根还是泰勒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博格斯其实比他进步,他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后退一步,接受文化相对主义,你看陈先生他也没说哪个好哪个坏,只是说我们互相要吸收,可以把文化多样性看成是一个护身符。但是进一步来说,你比如说我是巴黎人,从拉伯雷以来,我们一直都有嘲讽的传统,所以有《查理周刊》,那么有个人是从中东刚移民过来的,他看你嘲笑他的真主,给真主画一光屁股,于是他拿激光枪扫你。你说文化相对主义,他骂你他对,他扫射你他也对,行不行?这不行吧,所以说文化相对主义会变成战争,宗教战争。小布什打中东一些国家说是圣战,然后中东国家反击也是圣战。所以实际上一旦我们相信人类永远停留在文化相对主义,那就是一个泥潭,这样大家也能够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同世界。

  文化相对主义它传递给你的一个理念是文化是不可比的,窝头和奶酪不可比的,二锅头和红酒不可比的,XO和青稞酒是不可比的,甚至没有酒是可以比的,但是呢,文化高度就是可比的,它是可以对比的。

  但这个对比有的时候也是相对而言的。比如说,大家知道,满族人的文化中,有一件事物是姑娘们最喜欢的——旗袍,马背上的民族,衣服如此得性感。你们看《花样年华》里面女演员穿了几十套旗袍,民国的时候特别流行。所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我们也不断地跟其他民族学。即使在美国,你知道美国的音乐家,包括最有名的伯恩斯坦,他的音乐像《西城故事》,他为什么不像莫扎特那样去写了,是因为美国的爵士乐兴起了,而爵士乐就是黑人带来的,像布鲁斯爵士乐。尽管美国这么强大,可是它也跟黑奴学了很多,所以文化永远是这样。这就叫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北京尤其是,一到冬天大部分吃的都是胡食,为什么呢?涮锅子,那个涮字,外面人不认识,说你们满街都是刷子,相传那就是成吉思汗当时打仗的时候吃的东西,因为要快速熟,所以它是各有千秋,互有高低。

  而且正因为这样,文化高度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了一种习俗,得到了一种文化,但这个文化不是不可改变的,它为什么会改变?是在我们各种各样的价值选项中间我们去进行选择的。如果你送你的女儿到哈佛去,十年以后拿了博士学位,她的价值观念可能变了,也可能她信了基督教了,可能更惯于喝咖啡而不是茶了,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文化是相对主义,双向的。不承认可比性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反过来,文化相对主义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都是双向的,这是很复杂的。

  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个文章就叫做《大空间小空间》,也是在说这个问题。大家知道,退上五百年或者五六百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国际通行语是什么吗?那时候他们说英语吗?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跟他们说什么话?说汉语吗?说汉语伊朗人都懂吗?马来西亚人也懂吗?其实当时国际流行的是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当时的地位就略等于现在的英语。所以传播的影响力的大小和价值的真伪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现在西方文明为什么大家普遍容易接受,因为它传播,就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不断传播,摧毁别人那套,然后让你的理解变成西方式的,因此我提出一个理论,用价值中立的方法重新提一套“大空间”“小空间”的理论。我知道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大能说清楚这个事。

  总而言之,它想克服的是普世的概念。一说普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它说成是唯一的真理,比如说基督教去传教,传到了全世界,就说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其实并不是,它就是中立的,“普世”更多的体现了传播力,就像阿拉伯世界曾经也这样传播过一样。那么,如果从传播学出发,小空间和大空间什么意思呢?一个一个小空间互相结合,结合出一个大空间来。每一个文明都向这个大空间里面贡献一些东西,但是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完全在这个大空间里面的。比如我说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这个叫欢乐颂,席勒写的词。实际上贝多芬在写“贝九”之前,他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他就写了一个《庄严弥撒》,这个可能你们就不一定知道了。他后来把《庄严弥撒》完全给挪过来了写的这个“贝九”,为什么“贝九”大家可以接受?因为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光知道一个音节,有点像练声歌手。《庄严弥撒》从头到尾就这一句,叫连理经,因为弥撒就是不许有词的,教会规定就这一句词。所以《庄严弥撒》还在贝多芬的那个小空间里面,但是传到这儿来,被我们重新解释就变成大空间,大空间是比较稀薄的。就这样一个概念。不多说这个事,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那么然后它就有一个相互涵化。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高度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时间性的,我打个比方,如果一切都是命定的,你特别想读书,我现在请你生在阿富汗你怎么办?要么一辈子不读,那你也肯定信了伊斯兰教了;要么你读书,第一本一定是教本。如果不能有一种不断地相互地涵化,比如可以随意读读基督教的书,读读根本不信教的书,慢慢地进行价值选择,那么读书这个东西反而带给你的就是不自由。

  实际上一旦有那样一个不断地相互涵化的过程,就会有创造转化。它的价值是通过后天积累的而不是先天一贯给你的,然后它就有再选择的机会。

  这是文化高度所提出来的问题,我来具体地说。文化高度关键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我写了一组——“更加公正的价值理念”。比如说,你女儿从哈佛回来,大概她多数的时候会为了这件事跟你争论,哪好哪不好,是吧?我有一个亲人,他们在德国很多年。他们在我的说服下准备回中国了,结果没想到在首都机场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回中国了,因为德国人他们能做到的事你这儿全没有,全得走后门。这就是“更加公正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更加敏锐的审美感受”。你看康乾玩那些东西,宋徽宗玩那些东西,那些陶瓷大家知道,都是在乾隆的监制下烧的,那种釉是什么颜色的,怎么变的,审美感受。“更加细致的生命表达”,就是乾隆写那些诗,几万首表达你的生命的诗。然后“更加精致的生活质量”,这个你们江南人比我们北京人会生活。然后“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可靠的社会规范”,“更加精细的文化分支”,“更加齐备的部类划分”,比如说中国的经史子集下面的分类,越多越好。然后“更加活跃的创造能力”,“更加恒久的自我更新”,“更加宽容的开放水平”,“更加久长的延续能力”。

  再说一条,到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做得不好,因为我来自北大和清华,我亲眼看着,一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当地的状元,以一种很优秀的状态考进来的,但是他们的创造力都不高,因为我们那样一种教学本身就限制他们。太过活跃的同学其实反而被高考挡住了。而且中国的大学制度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叫严进宽出,进来以后压力没那么大,这样的话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把最好的孩子送进北大清华,教出来就不怎么好了。其实杨振宁说的不错,我们清华招进来的学生是最好的,后来我们把孩子一弄到美国去,在哈佛,你们知道多少年以后长成詹天佑、赵元任啊,是吧?那为什么?就是这一个社会里面对鼓励创新做得非常之不够。尤其中美现在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最危险的。但是相对来说,有的文明做的好一点,如果说还回到满汉之间,满那个时候跟汉比起来,你们觉得哪些更有高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你算算,你学满语查查它有多少词汇,和汉语《康熙字典》比起来,《康熙字典》多少词汇?这能比吗?所以说其实文化高度只是相对的,但是他对于历史中当事人来说是真实无误、确凿无疑的,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会入题。如果你到了巴黎,然后你在巴黎生活了20年,或者你到伦敦,或者你到纽约生活了20年,然后你闭着眼说其实我情愿回到白山黑水弄一个帐篷住,可能吗?当时全世界生活条件最好的就是中国了,他因此才来了,你来了以后还不汉化,叫他还永远保持那个茹毛饮血,他做到了吗?要说他来干什么呢?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又回到刚才没怎么讲清楚的小空间大空间,就是越是有文化高度的这个东西,你能够带到大空间来的越多。你越是没有文化高度,刚才说的《楢山节考》,把娘背山上扔那儿,这个你自己乡里面留着这个传统吧,你拿到这儿我可以说全村把你打死,信不信?所以这个带不过来了。所以说你越是能够具备理性、公正的文化属性,越容易被带到大空间里面来。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实际上很大程度也是当时蒙古人互相征战太厉害了,他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蒙古的法律。大家觉得这个法律好,于是他才成功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一方面刚才说了汉民族绝不是无懈可击的,汉化有的时候就是弱化,但是说到底,文化高度里面最高的是谁?就是孔夫子,你看金世宗三句两句说到孔子,他们民族里毕竟没有一个这样睿智的孔子。所有我刚才说的那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孔子。大家回到公元前2500年,整个的欧亚大陆上出现了几个被雅斯贝尔斯说成是轴心时代的人,第一个是印度的释迦牟尼,很快就出现了孔子,然后出现了希腊的苏格拉底,然后出现了犹太先知应该是摩西,这样就导致了我们说的四个轴心文明。其实其他的文明有很多,比如罗马,它可以征服希腊,但是它的思想还是被希腊所征服。一样的,就是你那几个是人类文化的制高点,就是说的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摩西,无论如何这里面文化高度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他三言两语,比如说西方伦理学家怎么论证怎么论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来来个外星人,也不能像西方人那样问你信我的神吗?外星人没听说过你的神,你不信我就打你,那正好你地球灭亡。如果外星人能上你这来,科技比你高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跟他说孔子的这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有两个生物,他们一定得守孔子的准则,孔子没有任何论证,张嘴来。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除了客位的人类学家他们这个“价值无争辩”,还是说甚至文化相对主义不可比,但作于主位的人,我怎么可以说不可比,我今天坐什么车回家都行,包括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今天晚上肯定回不了杭州了对不对?然后他总是有一层一层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戛然而止呢?他每天都在面临着怎么去选择的问题,那个对他来说就是文化高度。那么有文化高度就有文化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所以人类就是一个进行价值选择的动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顾及像文化相对主义那种人类学的要求,他们会自然趋向于那些欣然接受的东西。

  同样一个问题。在西藏,西方的很多人是希望保存那个香格里拉的,他们自己弄坏了,还希望人类有这么一个完全没有开发的秘境。可是藏民他们不那么想,因为他们也有文化选择,对吗?这是个问题。所以说正因为每时每刻具体的人都在进行价值追问,人们有可能在生活实践中,通过对比、鉴别、思考、选择,然后对他们过往的轨迹进行偏转和修正。因为这样总要追问好与坏,优与劣,他们才获得一种恒久的上升的动力。他们不断地向大空间攀越,我们才能想象到如果人类所有的小空间最后叠合出那个大空间,那就是世界政府,所有人类现在的困难,比如说战争一定没有了,比如说所有污染也没有了。污染为什么会有?大家都知道汽油要污染,为什么还开车,因为我们开他也开,民族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囚徒困境。如果有一个世界政府——康德也在梦想这个,爱因斯坦也在梦想这个,等到没有文化空间、文化高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上升的动力。只有这个,我们才能不断去向一个大的空间攀登。你看,乾隆下江南的题目里包含了很多问题。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当华和夷,当被我们称为夷的少数民族他们一旦从关外进入了关内,他反客为主,就是汉民族对他来说从对外关系变成了对内关系,于是形势就开始转变了。

  那么汉族确实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止戈为武”也是我们后来儒家硬给拆的这个字,说武就是一个止和一个戈,所以武就是不打仗。最早的时候“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经》里面本来这个士就是武士,可是后来经过儒家的反复交待一定要和平,一定要热爱,一定要什么,所以出现了“止戈为武”。于是慢慢的士就变成《西厢记》里面那种士了,弱不禁风,只会读书这样的士了,就不再是武士了。后来梁启超很为这个事头疼,就写了这个“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但是越是中国自己独特的上到这个文化的高度,他越难抵御马背文明。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拿着枪进来以后要杀一屋里的人,最好的办法,大家集体涌上去,他有多少枪,他打那一枪的时候别人就把他的枪抢走了,或者打死三个人也行,打死五个人也行,他不可以行刑式的把这一屋人一个一个全打死。如果你们去逮鸡你们有这个感觉,如果是圈养的鸡它就等着你逮,如果是外面跑的鸡早不知道跑哪去了,你逮你费劲,一样的道理。汉族因为他自己达到了一个文化高度以后,因为他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谁老是那么勇武的,他的基因都传不下来,因为他老是走街上跟《水浒传》里的牛二似的,肯定叫人杀死,或者官方就给杀了。所以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睾丸素越厉害的其实在汉族空间就越不容易传下他的基因,而在丛林里面能传下基因的大多是睾丸素强暴的——因为古代丛林里面的性行为大部分是强奸——所以他反而就能够留下来。所以汉族一旦“止戈为武”以后就很难能够对付异族,这就是我在我的一本《悲剧文化解析》里面想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汉族就有一个缺点,伟大的孟德斯鸠就发现了,“中国人在一个主要的点上有缺陷,轻视武科”。宋代就是这样的,重文轻文,这就是伟大的孟德斯鸠,大家知道现在的国家,主要的一个观点是来自他的《论法的精神》,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那么这个是《马可·波罗游记》,“若此处的人是赳赳武夫,这个国家原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偏他们不善征战,落得国破家亡”。这是马可·波罗,因为他是在宋以后元朝的时候到的中国。但是呢,形势微妙地变了,就是汉民族以前突出的弱点是重文轻武,精于安内,疏于攘外,这时候失去意义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只要不再存在外部世界的烽火,那么所有囊括进这个大空间里面的,不管是他是胡、是华、是满、是汉,还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辽啊,金啊,元啊,后金啊,为什么他一来他弱了,其实他是升华了,进入汉族地带马上就马放南山,不惯征战。但是这个是不是汉族的缺点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刚才我讲了半天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能不是,为什么呢?这要从世界主义角度来说。西方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西方在科技上更先进,他认为中国人有更高明的社会,他们不但不无知,而且因为他们鄙视人类中所有滋生助长暴虐的行径,也因为他们紧迫追寻的是更高的教育,这个是他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这句话最重要,倘若地球上只有他们存在,那这样做事情是可以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世界大同,没有战争了,都止戈为武,那就是我们想象的世界政府了。

  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探究一下在中国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中国人总是产生出内部如此大的吸引力,它总是喜欢安内而不是攘外,总是重文轻武——我叫崇文和修文,是什么东西造成这样?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就是在这个汉民族这个大空间里面,什么特殊的奥秘使这个汉化是有风险的。从金世宗那时候就意识到了,可是这个汉化的过程仍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也就是说,文化高度这个词,在西方没有碰中国之前,就因为孔子的原因——我说那四大轴心文明,它只要碰上谁,谁都能够体会到它那种文化高度。只有到了西方碰了,两个文化高度撞到一块,才有另外的事情。为什么?其实,用我的语言,我的哲学概念,叫“人生解决方案”。其实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哲学家就是给你一个人生解决方案的。其实,你们如果有一个孩子,你们观察他,他几岁意识到人是要死的?那是他生命中成熟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所有的生物中,只有智人,晚期智人到我们这样的水平,所有的动物都要死,只有这一种动物他意识到他会死。死亡,或者说存在的有限性这一事实就给他的生命带来巨大的阴影,你无论去听马勒的交响乐,还是读所有的诗歌,你看比如说“对酒当歌”,高兴吧,第二句呢,“人生几何”,看见没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么高兴的时候来这么一句。“君不见,”大家知道,一句话,“朝如青丝暮成雪”。然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万古愁”,还是这件事。

  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解决方案。犹太教是一个最有惰性的,后来犹太教变种成基督教,他们两个斗得不得了。那是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告诉你,其实你还是要死的,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好好地活着,特别是跟别的主体,别的人怎么好好地一块活着。像孔子那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么做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说释迦牟尼给你个解决方案说,一切都是空的,摩西告诉你,上面有人看着,只能做这个。那么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其实中国和希腊是比较相似的。孔子呢,最简单,就是从良心。就是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在你心里面。孟子也是发挥他这个。然后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换句话说,西方人如果要想保持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规律、规则,人与人之间交往就一定要有宗教,西方是有宗教还是有道德?中国就做到了无宗教而有道理。其实在中国长期几千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是不会比西方低的,但他主流的形式是没有宗教的。所以西方的传教士来了都吓一跳。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光有道德不行,我们不是为道德生活的,那是机器人,无宗教而有快乐。刚才我讲那一大堆,就是这个东西,全是孔子带来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文化高度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光有道德的话,你们去看一看麦加的朝圣者,绝不会有一个人偷别人东西的,鞋大家都是脱了就进去,你既然来了,在真主面前你是不会偷的。但是你能接受大家都穿个白袍子,伊斯兰教的意思就是服从的意思,你会接受那个吗?或者说他有道德,但是他有快乐吗?他全盖上这个样子,有快乐吗?其实儒家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造成了无宗教而有道德,不仅是如此,而且是无宗教而有快乐的,这是儒家的一个文化高度。如果把刚才我列的那一大堆总结出来,更上一层,升华去看是这个。

  有一位西方的人类学家,他说,当我们谈论宗教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意义。我反驳了他一句,我说,忘了再补充一句,在讨论宗教的时候对宗教明着拒绝的时候,我们更可能讨论意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给生命一个意义。比如说人家问孔子,“敢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把这个神就拒了。他同样是在说我们人生照样可以有一个意义。

  接着文化高度的概念就可以来处理汉化的问题了。相对于马背征服文明来说,汉民族的文化从劣势变成了优势。因为一旦你进来了,我本来打不过你,你现在也不打我,你变成我了,劣势变成优势,文化就变成了高度。于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本来就是发现你这个地方那么多好的,你又不会打仗,所以他有机可乘,他反客为主了,到这儿来以后,还尽情享用你们这些文化生活了。我相信从苏州到你们这一路——因为我在木渎有一个家,苏州的木渎就有一个乾隆打尖的地方,据说桐乡也有。我们都在到处传说乾隆吃了什么天下第一菜,好多人都叫他先尝,这很像什么呢?这很像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的过程。你打希腊的雅典,那儿出了亚里士多德,出了柏拉图,但是雅典那么小,打不过马其顿那个铁蹄,于是亚历山大大帝一直打到印度。可是他打完怎么着,打完他就信了希腊的哲学了。所以这个文化的高度特了不起,他这个就是软实力。你可以一下子把他的身体杀掉,但是他的思想,你听了有道理,然后就接受了。他创造那个文化有魅力有吸引力,乐于享受,于是就来了。你比如说,罗马的时候,其实希腊是罗马一行省,但是希腊化什么意思?就是你把我征服了,然后你带着我的文明到处去走,结果你把全世界都变成了希腊了,这就是希腊化。其实满族的汉化过程很像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因为那边出了苏格拉底,这边出了孔夫子。

  对于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它最有权力和机会享用汉族文化。但另一方面金世宗又说过了,他们又最需要对汉化过程保持警惕。很简单,你几百万人统治一个几亿的人口。你要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本来的祖制都没有了,你靠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他们又不断发出警号。其实你们去看康乾艺术大展,你们见过康熙、雍正或者乾隆写的那牌匾吗?那字没有十年功夫写不出来的,是吧?还有这个朱批,你看乾隆写多少诗,这个艺术的教化吸引力就是汉化的一种,你要说他不是汉化是不可能的。乾隆写多少诗呢?乾隆的字不好不坏,要是老写在帖上实在是佛头着粪,他比一般人的字还写得好多了。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也会写,所以说,无论是金世宗、清高宗——就是乾隆了,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双面的效应。一方面,他肯定认同这个文化高度,另一方面,担忧,担忧后代子孙以后忘了祖宗,然后我们的江山要丢掉。坦率地说,抢了汉族这个天下不容易,抢了以后想回去也回不去了,骑在虎背上,只能够战战兢兢保着咱们的天下,从抢到的第一天起,爱新觉罗氏的最大目的就是保住他的天下,共享富贵。然后这得保持你征战的能力,这种矛盾心理一直是有的。

  这样的话就得引入一个典故。有一个伟大的汉语学家,叫列文森——现在写了好书得了“列文森奖”就是最高的荣誉了。列文森有一本书《元朝与中国现代思想》里面讲到了梁启超,说梁启超他是理性上追求新的,情感上依恋旧的。而满清的人相反,理性上他维护旧的,但情感上他就追求新的。虽然你那个都是好的,可是我不能都弄你这个,金世宗那么喜欢孔子,不过我们得唱点我们那个,他也未必真想唱,但他儿子更不想唱了。打个比方,平时贪官污吏,上讲台讲,我们都得要什么什么,清白什么的,下午叫中纪委抓走了。情感上喜欢那些好东西的人,贪污受贿,理性上又说那个好,是一样的,人都是分裂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纠结,有时候他就会强词夺理。这就是说到怎么理解乾隆下江南。当一个人说了话,就像我说的贪官说的话,你觉得他哪句是真心话,说一定要爱民如子,一定要甘于清贫,一定要怎么着,想发财别来这儿干过,然后一查家里面一亿多。把茅台酒倒到阴沟里去,哪个是真的?如果要是来一个美国的汉学家,傻乎乎地专门在报纸上查发表的文章,以此来论证这个人的思想,你们信吗?这都差不多。因为乾隆还要下江南,你知道乾隆下江南一次可不像现代人出行。乾隆下次江南要花掉那一年税赋的1/10,整个大清国库的1/10花掉,大臣当然反对,因为整个儒家的士大夫都是强调轻徭薄税的,所以当然就反对。于是他就说我这是祖制,我们祖制就是规定要到处巡游。那么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他一定要去说他是在强调满族性,就回到新清史了,他就容易故意去强调这一部分,就是这样。其实真想说乾隆下江南,真想说乾隆有没有满族性呢?有,乾隆下江南是最不好的理由,正好说明他没有满族性的那部分。所以不能只看他言词上说什么,看他实际做了什么。因为确实他还是有满族性的,但是不能用屡下江南来证明。他每一次都说我是要遵从祖制的,祖制就是要巡游。你巡你往别的地儿巡,非得上这儿巡,来了六次。其实他一而再,再而三,四而五,五而六下江南,还是感觉到汉化的美丽、世俗的快乐。

  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他们说的“巡幸”,民间说叫“乾隆下江南”。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都听过一点乾隆下江南那时候的香艳,那里面各种各样的传奇。那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老百姓有自己的话语,老百姓他不说南巡、巡幸,他说乾隆下江南,这里面充满着世俗风情的。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小说、戏曲和史册是不一样的,对一件事情会进行两面处理。你比如说《白蛇传》这个事,《白蛇传》最早的故事框架里,白蛇是害人的,法海是好的。等到编着编着把法海编螃蟹里面去了,是吧?白蛇成好的了,为什么?中国人心里面有一个本,人两口子的事你管得着吗?人家俩人好好过日子,这天经地义,你管得着吗?于是从这个心理出发,唐明皇也变成好的,大家知道《长恨歌》吗?后来变成叫什么?最有名的就是昆曲唱的那个,都是那样的,那是另一种真实。两口人好好过日子,尤其是中国人的世道观,我们就是好好过也不过百年,对吗?你凭什么给人拆散。所以反而把法海看出坏人,你破坏人家婚姻,管它是人和兽,人和什么,昏君和祸国殃民的杨贵妃的婚姻,不管,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涉及乾隆下江南的故事怎么重新评价的问题。另外一个,乾隆下江南引发了什么联想呢?另一个下江南,隋炀帝。大家知道,他是沿大运河来的。他到我们江都,其实就是扬州,找美女,然后死在那儿,所以“乾隆下江南”这句话潜在的意思是还有一个下江南的。所以,话语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按乾隆的说法,下江南是一种巡游,表达了满族性。其实中国古代,你看周文王那时候没什么满族性,他也是用八骏马。但实际上乾隆才不会骑这个,因为要想玩马队,就不要来咱们江南,根本跑不过来,因为到处是河沟,根本不适合马队开展。你要是想玩马队,你上内蒙古草原去,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乾隆本人是舒舒服服乘着龙舟过来的,这才是下江南。还有一个,乾隆大家知道,十全老人,有各种边功,他还是相对而言野性足一点的。那么你再往后看,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哪个下过江南?都没有了,在四方城里待着了。于是更证明你们这个满族性没了吗?是吧?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不是在说这一件事,我们是在说什么呢?其实刚才我讲的,由于这样的一个几百万人口在一个文化的低位,他去攀登了一个文化的高位,这个民族其实很会学习,也很有出息,但是统治几亿人口的大汉族,所以实际上在这三百年中爱新觉罗氏是最苦的,也是最幸福的,是吧?所有好东西都是他们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承担了一个不可能长久的,迟早要从那个平衡木上掉下去的任务。

  所以说,你要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全部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尚书》的词了,“怵惕惟厉”,还是湖光山色?你闭着眼想,乾隆来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他其实是来享受汉族的文化的。最简单一条就是,他创作的那些诗文、书卷、绘画,你想想,他写那么多诗不是老师罚写作文的,他是自己想学的,他又不给别人看,他如果不是真心想写,写它干嘛?还有一条,乾隆下江南回去以后——我因为在北大教了十年书,我们知道北大旁边有一条苏州街,苏州街怎么建的?到了北京还想江南,没办法,在这儿干脆建一条江南的街道,好让皇太后喜欢,这叫苏州街。你说这个完全都是为了巡幸,为了宣扬满族性?这是开玩笑,所以乾隆到江南以后,跟很多的文人士大夫有切磋交往也都是真心喜欢,而不是为了统战,这个是第三。

  第四我们再讲,就是更大一点。其实呢,这是何先生的问题,他完全的否定了满族性。其实征服之初,还是有一个满族性的。然后长远趋势还是一个汉化的。但这个满族性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多还是少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他对于中国文明,陈寅恪先生说“华夏一族经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样一个趋势,它是偏离了,倒退了,还是推进了,这是一个问题。只要他进来,无论他怎么刻意维护满族性,——刚才讲到承德避暑山庄,为什么会一上来有避暑山庄,就是他们在白山黑水住惯了以后,到北京,他受不了这个炎热——那时还不是现在全球变暖的时候,所以不得已就在承德那个地方造了一个避暑山庄,是在关外。但是无论如何,这不会是他们整个历史事实的全部,大部分的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只能找一个小心翼翼的走向钢丝的危险的平衡,有的时候左右逢源,满汉一家,“满汉一家、满汉一体”这种话多的是,你看上谕里面;有的时候是左右为难。他唯一也只能做的就是这个事。那能怎么办是吧?这个平衡术又危险,又是它的生命线。然后呢你要想想,就是从比较而言的文化高度来说,它又造成了人口比,如果你一半对一半还好,几百万人(满族人)对几亿(汉族人),然后你还没有文化,你说你保持住?这个说实话清朝已经做得不容易了。但是从长久的趋势来看谁也保不住这个。所以他逐渐地被历史溶解,过程很简单,连满文没人会念了,满文没有人会念了,你说他还怎么保持?其实要保持满族性,最简单的几条,就是你那些人还认同满族,他们还保持满族的生活习性,保持满族的语言。如果他都完事了,你这个满族性,到最后的时候用满文强行翻译一些东西,就搁那儿,因为那些人都识汉文,不识满文,你弄这个满文干嘛?那就是当个样子了,就跟我们现在的国家社科基金弄了很多项目,弄了很多书,就搁在那儿,不会有人看的。实际上它是一个迟早要掉下去的事物。当然,汉族是犯了巨大的错误,这个你们看《洪业》或者《大业》(按,即[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英文主书名The Great Enterprise),就是为什么那么几百万人就把我们几亿人给灭了,其实有一大堆的汉族的错误。比如说最糟糕的就是崇祯皇上,杀忠臣。其实皇上懒倒无所谓,就怕皇上勤劳,他净做错事。还有就是闯王,来到北京就腐败,后来毛主席叫(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还有就是,其实后来大家知道,大量的问题来自于美洲白银的衰竭。当时中国是银本位制,突然从墨西哥来的白银没有了,使得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金融的危机。还有我们现在搞清楚的一个因素——瘟疫,所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摧枯拉朽。但是无论如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虽然是竭尽全力地维持平衡,可是你把这地基打在流沙上,沙土是不断流动的,流动的结果就是汉化。当汉化到没有一个人会说满语的时候,你说你要保持满族化?这样的话,实际上后来的人所争论的到底是强调汉族认同还是满族认同,其实是不得要领的。其实清代的皇帝——或者当代的国家领导人也会这样,今天穿个军装肯定是阅兵去了,明天穿个西装是见外宾了,后天穿个什么大衣那肯定下去视察去了。他一样的,每个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相,这样的话你要说哪个是重心,他没有重心,蹦蹦跳跳是他的重心。他不断地规避最现实的危险,就像打拳击,他的重心在哪里?他就是在不断地闪。为什么打拳赛的人都会跳绳?就是要跳得快。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老师——我没跟他学拳,他一秒钟能出七拳,你想那个速度,跳脱得不得了,就是这样。整个满族也是被逼迫着处于这种状态。你看雍正什么年纪死的?很快就死了,他每天都在批无数的公文。危险啊这个王朝!

  当然,他所谓的“满汉一体,满汉一家”是心口不一,但是呢从来就得这么做,不这么做就不行。但是有一天,就是这溥仪的爸爸(摄政王载沣)做的事,他弄出一个满族内阁来,张之洞都说这个不行,这个家伙说有兵在,你也不看你那是什么兵,当时说实话曾国藩想灭了你就灭了你,结果马上袁世凯出来了,于是清朝自取死路。所以其实“满汉一家”就是他的生命线,他只要不那么去跳,就说他是假的,他就得这么跳。实际上你们看世界上大多数的政治现象,你发挥联想都会发现这个问题,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大概都是在这个边界里面跳来跳去,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逻辑上能预判出,尽管征服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做出了高度警觉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这个政权因为它本身的独特特性,这个特性带来的先天的限定,它一定是有一个历史性的,它不会长久保存,任何东西都是如此。那么呢,那种政策就只能是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政权就寄托在这个权宜之计身上,要么等到某一天,他自己自取灭亡——刚才我说了满族内阁的出现;要么等到有一天,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兴中会等等会党起来,一脚踢掉他,驱除鞑虏,那就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

  所以说满清是个什么政权?它只是一个包含着异质性的混杂性的政权。所以像何先生那样,写二十四史里面就只有中国一个朝代,那是不对的。但是像新清史那样说他就是个外来政权,那也是不对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混杂性的政权,它就是由几百万人来统治几亿人的这么一个政权,你们觉得它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汉化的,有没有它满族的,有,比如说都薙了头,是吧?留发不留头,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留头不留发。那么,究竟这个抉择是满族化、汉族化?你们来看看,究竟是要塞外草原好还是江南水乡好,你们自己,你们“文革”的时候有没有谁家哪个孩子支边到那儿去了?那妈妈肯定哭死,为什么?但是塞外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支边支到江南水乡来了,还哭不哭?之前的游牧民族,依赖草场,他不能定居,只能够过一段时间就迁一个地方。是这样的生活好还是农耕生产好?是迁居生活好还是定居生活好?现在你们到北京参观那些园子,那都是满清王爷的,他怎么不弄个蒙古包住呢。

  最重要的一条,就说到了满族的问题所在,就是你究竟是家天下还是官僚制。大家知道,从隋朝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早西方很多年的最公平的制度,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把旧时王谢贵族都打掉,变成大家都要参加考试。那么这样的话,导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个大家现在看起来像说笑话一样,这是人家当时最公平的制度,到现在为止我们北大清华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太子党”,让我们远远不及当年宋朝的时候公平。那么有个问题,就是当那个时候这样一个制度,在宋代已经达到那样公平的水平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他们清朝统治者呢,他们中间有很多铁帽子王,他是家天下的,但汉族要求的是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是来自哪两个学说呢?就是孔子的两大徒弟,一个是孟子,叫做“人皆可以为尧舜”,谁家生出来都能成为尧舜,这是孟子对人性的掌握;第二个就是荀子有一个《儒效》篇,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三种人,大儒做什么,小儒做什么,乡愿做什么。大儒就做三公,做最大的官,他完全是根据你的儒学的修为来规定的。这两条加起来,又经过长期的斗争,形成了科举制。科举制使穷人的孩子经过好好读书就可以成功,就可以进到金銮殿,给皇帝上奏折,这是多大的成功。你们看中国的戏曲和西方的戏剧,比如说《天鹅湖》,知道吧?为什么那个天鹅这么重要,那天鹅是公主变的,如果不是公主变的有那么重要吗?没有。你们看过《青蛙王子》吗?那青蛙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那是王子。所以其实后来姑娘们都学会了,把心上人叫做白马王子,白马王子说的是什么知道吗?出身,最好他是王子,为什么不说白马老王,老王全天下哪都有,为什么不嫁给他?他娶过老婆了对不对,而且他不漂亮了。这就是女人的心理了。但中国你们看《西厢记》,书生再穷,可以读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是中国的仙境,你们试着比较一下《天鹅湖》和《西厢记》。

  好,儒家是要看你本事的,所以是任人唯贤的,你这个是任人唯亲的。先说我是阿哥、格格,先说这个,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现在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有一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现象。这里给大家讲一块碑,现在还在北京,它用了满文、汉文、突厥文和蒙古文书写,一般人很少会这四种文字,后来有一个学者做了研究,就这块碑,充分说明了刚才我说的“一会穿便装一会穿军装的”的现象,清高宗乾隆,对中国士大夫说我是中国传统帝王,对蒙藏的达赖喇嘛就说自己是文殊菩萨化身,对突厥的穆斯林说他自己是真主,他还能怎么着?这个碑的四种文字说了自己四种身份,大家看不懂不知道,其实这最能说明它是一个四面佛,他对谁说谁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人类社会中间有相当多这样的混杂性和异质性,多和少不同而已。所以这个混杂性、异质性都不好吗?不一定,刚才说了,叫因时因地、就事论事去讨论。也就是说各自的文化基因如何,具体的时空条件如何,带来的历史效应如何,内在搭配如何,张力如何,成长空间如何,可变的发展前景如何,如此等等。因此,究竟是强调家天下好还是强调官僚制好?科举制好?那更不用说了。99%的人,除了皇上自己家的人,都不会认为那个是好的,可这就是满清,那就是满族性的一部分。为什么它姓爱新觉罗?这还用说吗?这个问题就在这地方。所以这就是叙述学里面一个很小的技巧。这个叙述学很有意思的,你要想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者第三交响乐的第二乐章挪到第四个来奏,第三交响乐第二乐当时是葬礼进行曲,但是你放到第二页底下演奏,变成奋发向上,这个英雄主义就开始了。但是你放到第四,那最后就是死亡。一样的,元代明代清代,你看中国历史常态是什么?是外族入侵,而实际上呢?唐宋元明清过来,外族入侵是例外。其实再往上,前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就是库恩写的一本书,在哈佛出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仁宗,我们认为最为模范的儒家的朝代。你们不要看《清平乐》里面大家都恨司马光,其实正好相反,恰恰是那些大臣把皇帝训成那样,我们国家叫“驯化真主”,这才导致了相对的合理性。当然,它仍然是没有把皇上拿下来,那个时候还是共治天下的。这样的话当然没有拿下来皇上,为什么你什么都思考了,就是没有思考皇上本身要不要。所以,你看宋仁宗很好,到神宗就有问题了。这个到黄宗羲,才开始思考皇帝本身的问题。无论如何,即使宋代,它也不是完全理性化的,完全官僚制的,还留了这么一个皇上,人好就是宋仁宗了,当他犯浑的时候就成宋徽宗了,光谱里面看事情,不要非白即黑,其实清政府也不完全就是家天下的,家天下它也马上会完蛋的。它也吸收了很多汉族的普世主义。但是相比较宋代而言它大幅度地倒退了,这是关键。它更加特殊,我们用一个词就是普世主义,它更加特殊,因为强调你出身就是怎么样,一直到跟西方人谈判,很多的满人还是要进去的,因为它总是要维持这两个平衡。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还是学了很多,比起他们在白山黑水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理性化已经好多了。可是如果比起宋代的标准,他们还是差太远了,整个清一代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基本是倒退。因为它本来已经,大家知道后来漆侠写中国历史的两个马鞍型,宋代是那个马鞍的第二个马鞍的顶点,那为什么跌落呢?就是此后是满族入侵,所以它造成的是倒退。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谢和耐,法国的科学院的院士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书是我译的。尤其是此次入侵,它是在历史中间彻底地破坏。这里讲到的是蒙元,后面(后金)是一样。你们现在拿到宋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觉得价值连城,宋代的一本书,一个瓷器,瓷器造不出来了,这么高的科技水平就是造不出宋代的瓷器来了。这个相对于偏好议论的宋人风气,相对于“不杀上书言事人”的天水一朝宋代,清代当然反动,那还用说吗?你们桐乡人最能听明白我说的了,桐乡的吕留良,就是清朝文字狱的受迫害者。宋代呢?宋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宋代一个誓碑,这个碑只是传说,因为没有人见过,任何一个皇上登极之前,要有一个不识字的太监掌灯笼,带即将登龙庭的这个人到祖宗的太庙里面看这个碑,向赵匡胤宣誓,这是誓碑,第一是“不杀上书言事人”,就是刚才讲的,上书言事是不能杀的。第二“不杀柴家人”,为什么不杀柴家人?陈桥兵变,江山是从柴家弄来的,你们看《水浒传》里面,小旋风柴进为什么有铁券丹书,那就是不杀。所以相对宋代,清代的一些做法当然是太反动了。这样的话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后面历史学家喜欢说历史总是进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到底应该尊重还是不尊重清代,这就是我讨论的问题。大家知道,到清代,有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去搞小学去了,朴学,乾嘉学派。我的好朋友艾尔曼,有一本书,这个英文版的叫《从哲学到语文学》,中国人听不懂这个话。我那个朋友陈来建议译成了现在的书名,放进了我这个丛书,就是叫做《从理学到朴学》,对这个译名的变更,后来我很后悔,本来的书名还能显出怪异——上一个朝代研究哲学,下一个朝代研究语文学。一旦用“从理学到朴学”,你倒还觉得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发展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哲学到语文学,哪有一代的学者只研究语文学的,就是因为不允许研究大的,有例外没有呢?就是如果不是大兴文字狱,怎么可能讲究修身齐家的书生,一心搞小学呢?这是我的文章里面写的。所以这里面,又回到何先生的话题,他自己使劲替清朝找理由,他拿出的都在物质性上,什么江湖、人口,即使说的比较靠近精神性的,你比如说弄四库全书、印刷,为什么呢?你也不说它出现了多少重新讨论人生解决方案的那样的人。你比如说你不去问他,他的诗歌水平跟唐代能比吗?他的写文章的水平和唐宋八大家能比吗?词和宋代能比吗?都没问。这是一个偷换。这样的话,尤其是何先生说以程朱理学为汉化政策核心,这个当好事来说吗?大家知道,程朱理学在宋代的时候并没有被人看中,真正被尊重为官学是在元朝,而到了清朝,又那么尊重,原因就在于,那样一个所有的事情都理性化的学说,特别符合一个外来满族的统治者的胃口。张载那四句话你们都会背,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再往底下念你接受不了的,“大君者”是我们的父母宗子(“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张载《西铭》),然后什么都理性化了,所以就叫宋明理学,把一切都合理化之后,它最容易培养出一个温顺、有序的臣民。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偏爱其实是蛮族入侵者的一个选择。何先生把它当成清朝的一个成功,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其实宋代有宋代的问题,这个不多说,我新写的一本书,还没有印出来,即使科举制也有很多问题,即使如此,还要说一条,哲学在清代被强行地压制下来,学者只好去搞语文学,只去搞小学而不搞大学,只搞好语文学不搞哲学,导致了一个最荒谬的后果。你就算前朝的哲学有问题,我要用哲学去取代它,不能用语文学去取代它,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所以,独尊了程朱理学以后——何先生说这是它成功之处,其实我看正好是这个判断的反面——清代之所以在后面丧权辱国,中国后面这几百年来,社会表现得活力不够,很大程度上就归结于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专卖制度。我这个专卖是打个比方,你考试,你们要去看看当时的八股文章就知道了,他考就考四书,四书是被宋明理学的人给杜撰出来的一个集合。接下来就说到了吕留良和黄宗羲。吕留良是你们桐乡人,黄宗羲是哪里人呢?余姚,而且这两人是好朋友,和你们的吕留良是好朋友,那一个余姚的,他写这个《明夷待访录》,这个最了不起,你要知道后面的中国人开始说皇上不好,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西方人已经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经过了光荣革命,他们知道君主制是怎么回事了,后来有了共和制。可是在黄宗羲那个年代,还是在清初,他是明末遗民,还在沿着儒家的轨道,当然儒家说既然是人皆可为尧舜,没说你们赵家人或者谁家人才能成尧舜。所以黄宗羲他沿着儒家的那种本身的普遍主义的思想逻辑,就批判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打破的动力是来自它自己,就是它内在的张力,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儒家文化,只要学西方就行了。恰恰是黄宗羲给你们证明了,没有西方的时候,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就已经开始批判,最后天水一朝的那些大儒还没有撼动这件事情,他们只是“格君心之非”,他没有去“格”君本身。这是黄宗羲,他和你们的吕留良是好朋友。但是黄宗羲有个问题,黄宗羲是坚决不入世的,《明史》之所以编得好,是黄宗羲的弟子帮着编,但是他也不去考科举,因为他不能考这一朝,黄宗羲的爸爸是东林党人,是明朝的官,而且反清打了很多仗的。但是等到黄宗羲去世以后,这些人变成自我驯化。于是再去对一家一姓进行检讨,就只有到清代的终结的时候才会进行。

  这样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我的前任梁启超先生,他们其实想学日本,因为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就想学,梁启超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要是赵宋的后代,或者朱明的后代,我们就成功了。为什么呢?汉族人对待满族皇室会像英国人对待英国王室那个态度吗?不会,所以它一旦脆弱只好叫它滚蛋。因此如果当时不是一个满族的君主、少数民族的君主、历史上有巨大欠账的君主,那次的君主立宪就很有可能成功。为什么选择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是代价最小,社会最平顺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会给整个民族带来很大的机遇。这就是英国式道路和法国式道路的不同。可惜呢?这是一个满族的入侵者,所以他一旦想改革,就是亡。所以光绪、康梁都是因此失败的。所以清政府还是一个外来家天下。记得我有一次得了一个叫做“致敬国学”的奖,新华社记者上去问:“你觉得有没有汉化问题?”我脱口而出,没有汉化问题,你问我那些满人哪去了,咱们没杀他,他们哪去呢?所以说这时候再问,有没有汉化问题,成问题吗?那不是问题。当然,如果从文化多样性来说,我们让一个民族基本消失了,如果是汉族去打人家,把人打成这样子,是历史的罪恶,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可是是他们家打我们的,他把我们给干下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他们被汉化那又怎么样,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并不是像奥斯维辛那样对付犹太人,他们都活下来了,活得很好,好多的满族人都活得很好。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总结一下,清朝是一个惊人的大业,他们享受了近三百年的荣华富贵、舒适生活,他们也担惊受怕了近三百年,同样的道理,每天都要保这个事,直到最后,这就是魏斐德那本书所说的道理。所以还有一个,你想叫满族人保住它的满族性很简单,如果你驱除鞑虏,天天要把他打入另册,这时候他像犹太人一样,就会坚定自己的民族心理。如果你对他完全敞开,不把他当做什么不好,他慢慢也就忘了,犹太人在全世界走都是保持很强的向心力的,只有一支犹太人没保持住,就是到了开封的犹太人。这是因为汉族人不在乎,他也不问你是谁,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他也不问你姓我的神,我姓你的神,时间久了犹太人忘了。但是以赛亚·伯林——英国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说民族像一根树枝,你把它压得越弯它反弹得就越厉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没压它,所以它也没反弹,它也没有民族主义了。后来有些人说自己家是满族,都是因为咱们党的政策,规定的满族人能加十分,于是硬把那个祖宗找回来了。所以并不是奥斯维辛的方式去消灭,而是像开封城那样消灭。皇权一倒,差不多满人和汉人就无异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到,其实“化”这个字,一直在中国文化中是好事,文明化,古代的话,“万物化作”“大化之境”“穷神之化”,反过来说,“食而不化”“顽固不化”,那都是坏的。所以“化”本身不是一个坏事,而且,大家知道,我们是从东非走过来的同一批晚期智人,都是从东非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做东非夏娃,夏娃就是第一个老母后,到现在为止假说是这样的。那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来就因为因时因地的分化变成了不同的人。现在最怕的就是说,文化的篱笆,各种各样的篱笆把我们给圈起来了。这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大家要看这本书,这本书是《美国生活中的同化》,是我让我的好朋友马荣翻译的,这本书强调,你知道苏联为什么亡,就苏联强调共同祖先共同语言和共同生活习惯,这样的话苏联它各加盟共和国永远是不参和的,最后它吃了一肚子不能消化的鹅卵石,苏联就完蛋了。美国为什么不亡,美国是移民来了以后就加入到美国,我是个美国公民我就很骄傲,结果过三代就忘记祖先了,所以同化是美国的奥秘,而不同化是苏联失败的奥秘。炎黄子孙也是这样,炎帝和黄帝有过战争,他们的后代时间久了,通婚,就化在一起了。中西之间就是这样一个趋势,满汉之间的矛盾过去了以后,其实很快满汉矛盾就不成为主要的了,1911年过去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中西之间的了,我们汉族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过去确实汉族是保持它的文化高度的,那没有说的。等到西方人来了,我们遭遇的困难也有文化高度。他们有时候比我们还高,这个问题来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马背上的战争,而是高度发展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促动的,这就是西方文明。我们也有一个攀越的文化高度的问题。我们以前后发制人,现在不管用了,所以我们接受挑战的武器必须要学自于发出挑战的对手,必须学习船坚炮利,我们学洋务运动,学船坚炮利,然后到戊戌变法学人家制度,五四运动学人家的思想。富国强兵的本原,在于全部学人家的。那么结果最后呢,我一上来就说汉化不是无懈可击的,就是说这个,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有问题,但是呢,比如一个满人,他汉化了,对他来说是他攀升了一步,然后他的子孙出国留学,洋化了,又攀升了一步,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攀升的。所以汉族也是不能固步自封,也要判断文化的高度。所以为什么现在没有任何的马背民族对汉族构成任何的威胁了,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富国强兵的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出来了,这就是我的结论,“化”,在各个文明之间的“化”,从来都是人类的共同体去谋求自己发展、攀登富强的路,不断攀升自己的文化高度,所以,民族之上有国族在,万国之上尤有人类在,这才是关键。当然,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收获了富国强兵,而美国这儿,因为我们又开始不“化”了,美国人认为对中国的帮助失败,我们不“化”了,我们还要回到那一个体制,美国人失望了。这时候中国又获得了富国强兵的力量,形成了可以差不多对地球进行毁灭的一个力量。那么这样的话,又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仍然是因为不“化”所造成的,这样的话,我们要必须带着各自不同的戛戛独造,共同参与到由“多”向“一”的相互的同化中,人类才有希望,才能慢慢地向“世界政府”过渡。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教授带来的精彩授课。我们进行到第二个环节,有没有现场观众听完还有疑问想问刘教授的?好,我发现今天老师来一次比较辛苦,把本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扩展了一下,丰富了大家的知识,所以今天把提问环节就先略去。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