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同学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中华书局、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主办，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全民公益讲座——“桐乡伯鸿讲堂”。大家好，我是桐乡市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唐琰铭。
晚明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作为世界商品输出中心的大明帝国，大量白银流入，国家空前富庶。万历初期，铁腕首辅张居正为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大刀阔斧地在吏治、财政、赋税等方面进行改革，十年间再现辉煌盛世。但是万历盛世单凭一个铁腕首辅就能打造出来吗？今天，樊树志教授将做客第22期伯鸿讲堂(桐乡)，带领读者朋友们一起，将目光聚焦万历一朝的“政”和“治”，用生动的历史细节讲述万历盛世是如何铸就的。
今天的讲座有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樊树志教授为大家带来近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第二环节是互动提问环节。
在开启今天的讲座之前，先为大家做个简短的介绍：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接下来有请樊树志教授进行授课！大家欢迎！
樊树志：桐乡方面希望我讲万历盛世，当时在电话联系中，希望我讲讲万历盛世。那么万历盛世怎么样成为一个标题呢？很短的时间，决定下来是张居正与万历盛世。其实我的重点还是想讲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在后面才讲到张居正的改革和万历盛世的关系。我讲完了以后，会留一段时间给各位提问，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我来回答，由这样两个部分组成。
先讲第一个问题，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欧洲历史上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为什么叫大航海时代？因为有地理大发现。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们从欧洲出发，横渡大西洋，本意是寻找印度，结果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
另外一个发现，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一条新航路，从欧洲出发，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中国。这条新航路以前是不知道的。在这之前，郑和下西洋可以看作是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阿拉伯非洲的东岸，没有绕过好望角到欧洲去。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找到了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还有一个发现，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然后横渡太平到了菲律宾群岛，再经过印度洋、大西洋回到欧洲，环球航行。人类历史第一次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就是地理大发现。因为有了这样的地理大发现，人类历史第一次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我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时代是21世纪的事情，其实在这之前，大航海时代就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因为以前他们只知道半个地球，现在整个地球都可以通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开始了。全球化把中国卷入到第一波的全球化贸易浪潮里面了。葡萄牙商人来了，荷兰商人来了，他们先后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来干什么呢？大量的收购中国优质的商品，生丝、绸缎、棉布、瓷器以及日用百货，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是全球一流的，所以中国的商品非常的受欢迎，这就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当中，中国的商品通过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兰商人的手转运到全世界各地。
国内外的专家，一直公认的，当时中国的商品很受欢迎，中国的制造业是世界一流的。那么这个贸易形成了一个适合丝和银的对流，就是以中国的丝货为主要的商品，大量的流出去；而以白银为代表的货币大量的涌进来，丝和银的对流。
比方说从欧洲来的船，把美洲发现的银矿铸造成的银元一船一船运进来到了澳洲，来收购中国的商品，一船一船运出去，丝和银的对流。从东南沿海出去到了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港，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把它运送到美洲各地去。
从美洲返回来的船，装的都是银元，西班牙银元叫做比索。然后再收购中国的商品再运出去，这样的盛况，持续了200多年，第一个高峰就是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黄金的100年。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黄金100年当中，万历占到了47年，将近一半，所以我说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就是从这个背景上来讲的。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这期间是一个黄金100年。这黄金100年将近一半是万历时代。万历是从1573年到1619年，头尾加起来47年。
这个万历盛世，它的首要标志就是富庶，因为盛世有两个要素：富和强。第一部分先讲富，第二部分讲强，来证明万历盛世不是我们随意讲的，确实是存在的。
美国一个学者叫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做《白银资本》的书，明清时期的白银是硬通货，就是货币，全世界可以流通的，中国当时也是流通白银的，所以他写的书是《白银资本》。货币也是资本。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人的纳贡。这是他的一句话，欧洲人要同中国人做生意，必须支付白银，什么道理？中国不需要外国人的商品，所以中国大量的出仓，是顺差；而欧洲各个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都处在逆差当中，他们要用白银货币来满足，而不是商品之间的互换。这个弗兰克还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讲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支付白银。
那么这样，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这100年里面，通过贸易的渠道，流进来的白银有多少呢？有的学者统计分析，占全世界白银货币总量的1/4到1/3，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占全世界白银货币的1/3到1/4，折算成数量是多少呢？有人算了，100年当中，流进来的白银，3亿两，平均每一年300万两，10年3000万两，100年3亿两。那么反过来说，就是意味着这100年当中，有相当于3亿两白银的商品输出去，并不是纯利润，贸易的总额，贸易的体量3亿两白银。
那么这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有的学者研究说，大体上相当于这100年里面明朝财政收入的总和，这100年里面明朝财政收入总和大体上也是3亿两。我认为，如果我们比较保守一点的话，可以说明朝100年的财政收入，可能比3亿两高一点，3亿到4亿两之间。那么，贸易的总量3亿两白银，已经接近于这100年里面的财政收入的总和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说明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不是浪得虚名的。
从当时全球化背景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船不断的收购中国的商品，他们有不同的途径，葡萄牙商人主要是在澳门，他们先是把澳门租借下来，然后又把澳门作为它的殖民地。最近我们不是在纪念澳门回归吗？澳门在明清两代历史上，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最早一个面向西方开放的窗口。
先说经济上的窗口。澳门有三条航线：一条航线从澳门出发，经过印度的果阿，到非洲的好望角，到欧洲的里斯本，这是一条航线，澳门到欧洲的航线；第二条航线从澳门出发到日本的长崎；第三条航线，澳门出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
中国最早面向全球的窗口就是澳门。因为商人来了，经济发达了，紧接着来的就是传教士。欧洲的传教士耶稣会士，他们要到中国来传教，首先到澳门，在澳门学中文、中国文化。所以最早的中国通、汉学家都是传教士，他们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会写中文，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欧洲去，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介绍进来，一个据点就是澳门。
另外一个窗口，是澳门边上的广州。明朝有三个口岸，是供朝贡的口岸，广州、泉州、宁波。我们周边的国家，官方要向明朝的皇帝来朝贡，他们可以选择离他们最近的港口，或者是广州、泉州，或者是宁波。他们来朝贡的同时，带来商船，同时来做生意，叫做朝贡贸易，这是官方的。
但是这个口径是有限制的，不能适应全球化贸易的需要，明朝实行的是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的体制。何为海禁政策？就是禁止民间商人和外国商人贸易，这个朝贡贸易是官方之间的来往。那么显然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完全是不相宜的，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步伐。所以，广州是略微有些放松，海禁政策稍微有些放松一点，每年举行两次交易会。我们现在知道广交会，明代就有，也是交易会，这是第二个口子。
第三个口子在福建漳州附近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口月港。因为月港长期以来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在海禁时代是走私贸易港口。因为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所以只好走私，这个走私跟现在走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正式的海关。明朝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宣布取消海禁政策，或者叫做开放海禁，把月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港口，设立海关，征收进出口税，使原来的走私贸易合法化——你不必走私了，通过海关交税，政府允许你贸易。所以，月港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和全球化贸易的接轨。所以，月港发展的非常繁荣，号称小苏杭，小的苏州、杭州，因为当时号称“上下天堂，下有苏杭”。
月港在附近的漳州，它主要的贸易通道是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而这个时候的菲律宾已经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中国的商品大量的运送到马尼拉，然后由马尼拉的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横渡太平洋的一条路线。澳门、广州、月港，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宁波，本来是日本、朝鲜和中国贸易最近的港口，特别是日本。嘉靖年间，日本内部发生矛盾。为什么发生矛盾？当时的日本经济很落后，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所以从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商业利润非常高，有人统计是200%的利润，至少是100%的利润。日本的两大派别来争“朝贡”贸易，结果在宁波打起来了。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坏，使明朝政府取消了对日本的贸易，宁波港从此以后封闭，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渠道就没有了。所以后来日本就通过月港贸易，绕远一点；或者是通过台湾，台湾有荷兰的商人在那里，然后再转销到日本去；或者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把中国的商品从澳门运到日本的长崎去。
明末有一个郑芝龙，曾经成为东南沿海的霸主。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他在澳门做中间商人，发展大以后，有一个庞大的船队。这个船队和现在的船队不一样，配备着武器，所以，有关方把他叫做海盗，其实真正身份是海商，海商和海盗相结合。因为没有武装保护的话，要被其他的海盗吃掉。垄断东南沿海贸易几十年，郑芝龙在日本有基地，他还娶日本女子为妻，郑成功是他和日本妻子生的一个儿子。所以，郑芝龙到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是长持续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回过来要讲了，中国卷入到全球化贸易当中，前面已经简单的勾画了一下。那么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大不大？非常之大！因为主要出口商品都是来自于东南沿海，比如说生丝绸缎、棉布，长三角，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桐乡这个地方，以前出丝和绸，非常有名，璞院镇的璞绸闻名几百年，畅销不衰。乌镇是出丝，它和临近的南浔都是出产很有名的胡丝，是出口的品牌。外国商人所说的品牌七里丝，就是出在南浔和乌镇这一带，别的地方没有。出口的瓷器，在福建和江西，还有其他的日用品，都是东南沿海的。
强大的海外贸易，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的发展，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的结果，促进了民间财富的大量积累。因为这是民间贸易，刚才讲的100年贸易总额达到了3亿两银子，是民间贸易，不是国家的贸易，民间商人的贸易，商人结团或者是商人个体把内地的商品收购起来运出去，然后把银子运回来，再来买，再运出去，如此循环往复。这就造成了民间财富的大量积累，所以东南沿海很富。
富的标志之一，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长三角地区，就是以苏州、松江、杭州为中心的这一大片区域，非常富。造成一个社会现象，奢侈风尚的流行，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地方的富。明代中期有一位思想家，专门论证这个问题，他说：贫穷导致极简，富庶导致奢侈！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穷怎么奢侈呢？奢侈不起来嘛。我们这几年富裕了，就奢侈，大家到欧洲去买奢侈品。
最明显的一个事情，这个时期的地方志，江南地区的地方志，几乎一口同声的记载一条：万历以后，民风逐渐由简入奢，由简朴走向奢侈。我这里必须要说明的，奢侈两种含义：道德层面上的奢侈，我们反对——我们从道德上讲，富裕了，我们还是要提倡极简，勤俭持家；经济学上的含义就不是这样子了，德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奢侈导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奢侈有关，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民间富庶，奢侈形成，带动一系列的行业和服务业。
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奢侈风气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是从侧面也证明了我讲的结论，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这是在经济上的表现。
第二，万历盛世表现在国内的强盛。我在《晚明大变局》里面讲到大航海时代的万历盛世，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那么万历时代国力强盛，在后面的《重写晚明史》第二卷《新政与盛世》讲到了万历三次大战役，万历三大征。万历一朝最值得注意的政治事件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改革，还有一个是万历三大征。张居正改革待会儿第三个问题讲，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一共十年的张居正改革。现在讲的是万历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三大战役。
就在万历二十年后连续进行三次大的战役，如果没有国力强盛，没有财力的充分支撑，那是不可能的。哪三大战役呢？第一，评定宁夏哱拜叛乱。这个哱拜，是蒙古人，后来归顺明朝；但是他想反叛，背面的蒙古人勾结起来，对明王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明朝的北方蒙古人是一个威胁，因为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起来，而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他们失败以后退回到漠北去了，他们经常要南下。这个哱拜归顺了明朝，做了明朝的官，但他想各种北面的蒙古人叛乱，不把他打下来，那么北方花了几年时间打下来了，使得西北边疆安定下来，彰显了明察的国威。北面蒙古各个部，就安分守己的，长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西南地区。什么地方呢？相当于现在的贵州那个地方，贵州和四川的边界地区，杨应龙叛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古代叫做夜郎，有一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那个地方叫做夜郎。唐朝改为亳州，这个杨氏从唐朝以来，世袭的吐司，吐司大家都知道，世袭的吐司，几百年，是那个地方的土皇帝，发动叛乱。发动叛乱，当然是要怒独立，不听中央的了，平顶了。平定以后改土归流，什么意思？把吐司制度取消掉，改成流官，来官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不是世袭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到时候要更换的，而吐司是世世代代继承下去的。
改土归流以后，把亳州改为遵义和平乐两个府，遵义会议的遵义，就是平定了亳州的叛乱以后建立的一个行政区划，就是中央直接控制了。最值得讲的是第三个战役，朝鲜战争。我在上海的《书城》杂志上发表过一个文章《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这个《书城》杂志有电子版，有的人看了电子版的说：错了，怎么是1590年代的战争？应该是1950年代的战争。结果编辑跟他们讲：没错，就是1590年代。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有很多人，往往会犯这个错误，凭自己的想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轻易地下结论。1590年代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1592年到1598年，不是1590年代吗？
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六年这个时期，明朝方面叫做东征，御倭援朝，抵御倭寇，支援朝鲜，这是三次战役里面打的最惨烈的一次战争。
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野心膨胀，搞了一个大东亚构想，第一步吞并朝鲜，第二步侵略中国，在日文里面叫做唐入。大家知道，因为唐朝的名声很大，所以海外华人叫做唐人，商业街叫做唐人街，日本也是这样的。唐入，日文里面把这个动词放在后面，就是进入中国的意思。要构建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这个丰臣秀吉，野心家，打朝鲜是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要将朝鲜做向导，进入中国的向导。
日本学者研究，暴露出来当时的内幕的情况，丰臣秀吉的计划，把日本的天皇从日本搬到北京，而丰臣秀吉自己，驻扎到宁波。刚才讲了，因为日本两派之间在宁波大打出手，结果明朝把宁波港封锁掉了，所以日本和中国做生意的途径断掉了，但是日本非常依赖和中国的贸易，所以丰臣秀吉他想亲自驻扎在宁波，来恢复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战争期间，还有过很长时间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两个：一个是要求明朝的皇帝册封日本的国王；第二点，要恢复宁波的中日之间的贸易。朝鲜战争，有过两次，中间停了，又来了一次，打的非常惨烈。
最后丰臣秀吉突然去世，日本军也无心恋战，因为内部有发生政变的可能，再加上中国军队追击，退到了釜山，逃回去了。战争以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告终，这应该是万历时期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件事情。
日本的失败，意味着吞并朝鲜、建立大东亚帝国的黄粱美梦化做了泡影。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后来，历史证明了我们后人看到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是没办法和明朝较量的，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证明万历盛世强大的一面，不可能详细的展开，有兴趣的可以看《重写晚明史》的《新政与盛世》。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奠定万历盛世的张居正改革，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改革家，比较早的商鞅、吴起，每个时期都会出现改革家。相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从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改革。什么道理？张居正是用法家的手腕来推行改革的，这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他们叫做好申韩法四个字，爱好的好，喜好的好，申，申不害，韩，韩非，所以张居正喜好申不害、韩非的法治、法术，来推行改革。
大家知道这个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改革本质上是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阻力非常大。因为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愿意放弃权利和财产，是既得利益，而改革就是要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宋朝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阻力大，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来了，所以他和王莽一样，抱住儒家经典周礼不放，把儒家经典周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王莽是“托古改制”他想恢复周朝那一套，这叫改革吗？改革是向前看的，他向后看，向后看不叫做改革，所以王莽的“托古改制”是彻底失败了。
内藤湖南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先驱，他讲的很深刻。他说利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王安石也推崇周礼。他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他变法期间写了一本书叫做《三经新义》的书，三经，即《周礼》、《四经》、《上书》三部儒家经典。为什么改革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他把这本书作为改革的理论指导。但是改革想用经济管理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尤其用儒家的经典来找理论根据，自相矛盾，所以内藤湖南说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我们尽管王安石很尊重，但是要根本他改革失败的原因，我看有很多，但是这就是一条。用儒家经典理论来搞改革，从道理上讲都讲不通，儒家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是改革吗？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才叫做改革。
张居正好申韩法，就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朝下令而夕奉行”张居正的口号，我早上下的命令，晚上必须办到，因为财产和权利之间的再分配，反对的人很多，他和皇帝联手，你反对？对不起，廷杖，打屁股。非常强势的手段，法家的手段。
那么我们具体来说，第一，在张居正没有成为内阁首辅之前，他协助他的老师徐阶整肃朝纲。在嘉靖到隆庆之际，嘉靖皇帝死了，隆庆皇帝上台这段时间，徐阶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辅佐他，拨乱反正，止住了走下坡路的趋势。首先因为前面是严嵩嘛，大家都明白，严嵩是一个大贪官，严嵩的儿子严世番比他父亲更厉害，贪得无厌的，凡是严嵩不出面的，就由严世番出面，加以嘉靖后期，政治腐败得很。
徐阶的历史功绩是把严嵩搬倒，处死了严世番，然后拨乱反正。他为死去的嘉靖皇帝写的遗诏，是他和张居正一起起草的，实际上不是嘉靖皇帝想讲的话，是嘉靖皇帝在遗诏里面检讨：我前面信奉道教，搞玄修，企图长生不老，是错误的。其实嘉靖皇帝不会这样的，这是徐阶的手段，也是张居正的手段。
那么隆庆元年，我们刚才讲到的开发海禁，隆庆元年的时候，徐阶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是内阁的成员，所以这个事情，和徐阶、张居正有很大的关系，推行新政，和前面的事情可以联系起来了。
第二，从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了，他做内阁首辅10年，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生病去世，推行改革，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我们讲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刚才讲的，好申韩法，用法家的法术、法治来整顿吏治。吏治就是干部的、官僚的作风，推行考成法，这个非常厉害，一层一层的考，针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不是我们现在才有，那个时候就有了。朝廷下一个公文到地方政府，收到了，归档，做的如何？没有下文，这样整个国家及其运转就不灵了，就败坏了。考成法就是一层一层的监督。这个公文什么时候收到的？什么时候做，然后上报的？根据路程的远近，比如说边缘地区可以宽限时间长一些，靠近北京的时间短一些，必须在限定的时间里要有回应，不能唐赛。
搞了以后，历史上讲，“大小臣工，腮腮奉职”，大家都很小心、谨慎，克尽职守。“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兮”，中外，朝廷上下，都兢兢业业，没有人敢偷懒。送献、敷衍，没有。用法家的那套才做得到，温良恭俭让的人搞不到，所以全国上下的风气变了。
那么为什么改革要协同政治制度，从政治改革来抓手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家能够理解的，必须在官僚队伍里面，形成一种令行禁止的风气，上面推行下来你必须照办；而且用改革成效的好坏，决定你这个官员的去留和升降。这一步做到了，下面的改革就好推行了，要不然的话，想推行改革，下面敷衍，不行。张居正时期没有这个事情，每一项改革都是非常有成效的，比方说最难做的一件事，叫做清丈，全国的耕地面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是农业时代，国家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从农业上来，从土地上来的。这些世家大族，官僚地主，要逃避赋税最好的办法是隐瞒耕地面积，按照耕地面积来征收税的，隐瞒耕地面积就可以逃税嘛。比方说明明有1000亩，向政府报只有500亩，把另外500亩隐瞒掉，逃税漏税了。
清查耕地面积要落实到每家每户，因为当时的土地是私有的，每家每户有多少亩耕地，在什么地方？画出图形来，几亩几分，要相应负担多少的税收。画几年时间，全国搞了一次清查，真正做到了。
从万历六年在福建试点开始，推广到全国，到张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才最后完成。如果没有前面的考成法的改革在前，做不到的，清丈全国耕地的过程中有抵制的，因为牵扯到他们的利益了，查出来，严惩！包括地方官，抓几个案例，严惩，杀一儆百。
结果如何呢？清查出隐瞒逃税耕地1亿8千万亩，占全国耕地多少呢？1/3，反过来讲，全国耕地的1/3，以前是收不到税的，这就是张居正的改革，他的改革口号是不加赋而上用租。什么意思？国家不用加税，我只要把漏洞堵住，财政收入自然会增加，叫做不加赋，上就是国家，财政税收，真的这样做了。他查出来1亿8千万亩的土地，不是新开垦的土地，原来就有，隐瞒掉了，占全国土地的1/3。那么，这个税收就来了，没有加税，本来就应该有的，只是被逃掉了。
他还有两句口号，一句叫做惩贪污，严惩贪污；还有一句口号是厘逋赋，理，清理的理，逋赋是什么意思？拖欠的税收，叫做逋赋。呈贪污大家好理解，把国库的收入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划公为私嘛，这是一个漏洞，而且是一个无底的漏洞。刚才我讲的严世番和严嵩父子贪污了大量，后来清朝的和绅大贪腐，贪污的很厉害，有人统计，和绅贪污总的财产，相当于乾隆时期国库总收入的几年的总和，几年，贪污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把这个漏洞堵住，不用加赋，漏洞堵住不加赋而上用租，这是高明的手段。厘逋赋是本来应该交的税他偷掉了。
另外一个财政经济上的改革，推广一条编法。一条编法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之前南方地区都有推广，他把它推广到全国，全国统一实施。用法家思想来进行改革才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条编法，有一个特点，用银两，过去的税收收的是粮食，那么现在改用银两货币化，徭役本来是劳动力，人去充当徭役，也搞成货币化。这个有一定的经济益出。
另外，要到北方去，北方地区很大，反对得非常厉害，跟北方的地方长官写信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看上去有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效。果然，持续了几年以后，我们不能详细展开，赋税和徭役合理化和简单化，这是一种进步。那么对于政府来讲，保证税收的稳定性，这是一条编法所收到的效果。
当然，张居正的改革还有教育制度上的改革，学教制度上的改革，牵扯到科举考试的问题，有各种各样非常强硬的措施，还有军事方面的改革，都有，有成效。比方说他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边防去，非常有成效，等等。
那么张居正10年的改革，如果他万历十年不死的话，这个改革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生病了，不可抗拒，死了，改革告一段落。
后来反对张居正的声浪非常高，因为他非常强势嘛，朝下令夕奉行，积怨很深。但是即使对他非常反感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张居正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明朝的富庶和强大，和他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编的《明实录》就讲了，中央政府仓库里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本来明朝很长时间，从嘉靖到隆庆，万历以前，嘉靖到隆庆这段时间，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什么意思？就是收进来的银子少，用出去的银子多，入不敷出，年年如此。张居正改革以后，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财政有结余，国库的银子有结余了。要不然万历20年怎么可以发动三次大的战争呢？打仗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这样我们从两个方面，为万历盛世勾画了一个大致的面貌，简单的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两方面结合起来，缔造了辉煌了万历盛世。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这几年特别很流行的，说中国历史上宋朝达到了鼎峰，明朝走下坡路，不是清朝。听了刚才的讲话，大街肯定不会赞成明朝就走下坡路的说法。中国经济界一位权威学者叫做全汉昇，非常有名的权威的学家，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结论非常有意思。他说：在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在西方工业化成功之前，中国工业的发展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
西方工业化，工业革命，18世纪，所以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大分流》，什么意思？欧洲上去了，中国停滞不前，退步了，大分流。分界线在哪里？工业革命，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中国没有。
还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很有意思，他专门研究历史上的GDP，他的结论是：即使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乐得GDP也超过欧洲。当然，他也来中国，很多中国学者跟他辩论，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他反过来，你提出一个数据给我看看，一反对人提不出数据来。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写的《重写晚明史》就讲这段历史，晚明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晚明大变局》是从六个方面来讲的，万历盛世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万历盛世的一个背景。
我的讲话完了，各位可以提问，因为来的人很多，今天这个场面很宏大，所以我想给各位留些充分的时间提问，各位感兴趣的话题尽可以畅所欲言，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主持人：有哪位市民朋友想要向我们的樊树志教授提问的？
问：我是嘉兴一位中学的历史老师，我们现行中学历史教材里讲明朝的时候，政治上就讲，明朝是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到明清时候走向了极端，具体的表现就是废丞相设内阁，还有特务机构等等。那么给我们的感觉，政治上好象是在讲反。经济上课本上讲很发达，江南经济特别发达，甚至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学生面前给人感觉：一正一反，学生对整个明朝的把握出现了困境，老师也有一些困惑，樊树志教授已经点到了明朝，我还想听您更深入的明朝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的历史地位。
樊树志：教师，内行，我们是同行，我在大学里教，你在中学里教，我们都教历史。君主专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个话题说起来简单，探讨起来也很复杂。这个钱穆先生他对君主专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举了唐朝的例子，他说唐朝皇帝不能专治，宰相也不能？什么道理？三省六部，三省之间相互牵制，中枢法令下去，门下省来反驳退回去，皇帝诏令下来，认为不合理，退回去重新搞过。唐朝皇帝不能专治，丞相也不能专治，当然这个是钱穆先生的看法，他举了唐朝的例子，唐朝的情况，三种权利互相制衡，这个应该说后来历史学家非常推崇的一种体制。那么后来各朝也有这个情况，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就完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喜欢笼统的讲，而历史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我也想讲几句，50年代到60年代，历史学界讨论的五大课题，叫做五朵金花，资本主义萌芽是其中一朵。这个讨论不能说没有好处，也有好处：发掘了大量的资料，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认为，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乾隆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大致上的结论是这样的，在50、60年代。
到了90年代以后，因为和外国的交往多了，也有学者出去，亲眼目睹了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因为到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生活、考察，再回过头来反思：历史上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吗？于是乎，又一波研究出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吴承明先生，已经过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写了这么厚一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80年代出的，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吴先生晚年，他说我这个书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他说我现在认为，没有资本主义萌芽。
最有权威的人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学者，不能固步自封，应该不断的进取，哪怕否定自己的观点，都是值得欢迎的。很有名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家都知道，还有一段历史，他就很强烈的认为，从万历到乾隆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那么他在中国成长起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官，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再到美国做教授，中国的情况和外国的情况都了解。而且他协助英国的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其中明代一部分。他为了写这个东西，专门研究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花了两年的时间做这个事情。然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是黄仁宇的结论。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成为一个学术界比较尖端的话题，但是历史教科书要稳重，所以保留了原来的说法。但是我们要了解学术的前沿，刚才讲的情况，作为历史教授，了解了以后，他自己心中要有数，我不是建议你唱反调，不是这个意思，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提问，下面还有哪位市民朋友想要提问的？
问：我曾经看过一个学者对明代的评述，认为治隆唐宋，治是治理的治，隆是乾隆的隆，唐的是唐朝的唐，宋是宋代的宋。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
樊树志：你的意思就是明朝超过了唐宋？
问：对，还有一个是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他在书里面提到，明代的灭亡祸根其实就是在万历朝，有涉及到文官和皇帝集团的战争以及涉及到后来的党争，您认为，明朝最后的灭亡是不是祸根就在万历朝？或者是在党争？
樊树志：也是很内行的问题，听众水平非常高，互相促进。明朝是不是治隆唐宋？笼统的讲，很难以理服人。我告诉你我们历史学界很有意思的话题，搞明史的人和搞清史的人立场完全不一样，很奇怪。搞明史的人看不起清朝的，说我们明朝超过你们清朝；搞清朝史的说清朝肯定超过明朝！是这样子，所以互相之间的比较，有一个麻烦。
那么我们从总体来讲，应该是后面超过前面吧，总不能说不断的倒退，那变成一代不如一代。某些地方或许落后，某些地方会超过。比如说唐宋之间，日本学者刚才提到的内藤湖南他很有名的《唐宋变革论》，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学者所接受，唐宋有十大变革，贵族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平民政治兴起，就拿西安的城市构造来说，唐安的城市构造，和北宋首都开封城市构造一对比就看出来了，长安是一个封闭型的结构，开封是一个开放型的结构。
长安，它由东西两个市，商业区，东市和西市，每一个市两个坊基地，什么叫坊？街坊的坊，用围墙围起来的，东西南北四个门，晚上门关掉，商业区集中在这个封闭的两个市里面。开封如何呢？你们看《清明上河图》，近代城市的商业街形成了，长安没有，这个是商业革命，城市革命，唐宋变革论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清明上河图》一看就明白，如此繁华的商业街，店铺开在街道的两旁，唐朝的东市、西市，西市是最繁华的，有外国商人来，有围墙的，晚上的门要关掉。开封有夜市，有鬼市，半夜里还有。南宋的首都杭州，24小时营业的商业街，什么道理呢？夜市开到半夜三更，官员要五更起上朝，那么商业需求来了，各种店铺就开起来了。所以它这个是24小时营业不断的。这样的情况，在长安不可能出现，只有开封有，只有杭州有，唐宋时期。我们说唐朝盛世，唐朝不得了，宋朝老是打败仗，在这件事情上唐朝不如宋朝的。有些地方总是后来居上的，这是一个问题。
明朝亡于万历不是黄仁宇的发明，历史上已经有所说，孟森写的《明清讲义》，明代讲义里也引用前人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明亡万历。有没有道理呢？不能说没有道理，也有根据的，因为一个朝代的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万历有万历的问题。但是孟升也说这样几句话，他说亡国皇帝是崇祯皇帝，他说崇祯这个皇帝如果生在万历之前肯定不会亡国，在天启以后他必然亡，因为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根基烂掉，再能干的皇帝也没用，他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是明朝灭亡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当年明朝的魏忠贤，阉党专政，大开杀戒，圣人君子被他杀掉很多，元气伤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当了8年的内阁首辅，崇祯皇帝很信任他。以至于民间流行的谚语：崇祯皇帝遭瘟了，这个瘟，瘟疫的瘟，病字头的瘟，温体仁的温是有温度的温，那么谐音，说崇祯皇帝遭瘟了，就是崇祯皇帝被温启仁蒙蔽了。所以，也有一个说法：亡国之祸，体仁酿之。什么意思？明朝灭亡的祸患，是温体仁一手酿成的，这又是一个说法。
所以，关于明朝灭亡的说法，有好几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美国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洪业》，讲明清之间的历史，讲到一点，他说如果崇祯皇帝接受迁都的建议，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的话，划江而治，那么这个南明获悉可以坚持到很长一段时间，再现一段南宋的历史，南宋不是划江而治吗？那应该是很腐败了，它为什么坚持那么长时间？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历史学家讲这一点是有道理，如果崇祯皇帝主动从北京撤退，把政府机构全部弄到南京，以他皇帝的威望，来号召，那么坚持一段时间我也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成功。什么道理呢？他是想迁都的，大臣怕承担历史责任，怕背上历史的骂名，不敢担责。因为皇帝必须由内阁通过讨论，提交一个方案，皇帝来批准，不是皇帝讲了算的，皇帝想迁都，大臣不支持他，他想迁都的。结果后来错过了，最后他自己也放弃了。
到了后来走投无路想走，他跟驸马讲：我准备跑，驸马告诉他，走不掉，路已经封掉了。当时有的大臣提出，从天津沿海陆下去，最安全的做法，从陆路走到天津，天津以海陆下来，最安全的到南京。可惜没有成功，扶持起来南明小皇帝的人，都是腐败透顶的人，没有威信，而且互相勾心斗角，不可救药。所以说明朝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写的《重写晚明史》第五卷就是《王朝的末路》，专门讲这个事情，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主持人：有请第三位。
问：我有一个问题，张居正去世后，张居正是帝师，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都废除了，我想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樊树志：张居正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对明朝是有贡献的，但是有一点，后来晚年意识到这一点了，他给他的好朋友写信，讲到这一点。他想急流勇退，向皇帝提出辞职，把权交返给小皇帝。因为万历元年的时候，小皇帝只有虚岁10岁，讲过几次，小皇帝自己也不敢决定，要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太后的回答很坚决：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很多事情不能自己作主，要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到时候再来谈这个话语。张居正死的时候，万历皇帝不过20岁，如果再过几年，也不能亲政，太后还是相信张居正的。
那么这样子，小皇帝受到压抑，总有一天要发出来的，那么张居正意识到另外的一点，他想到了历史上的霍光，他也是辅政大臣，威权镇主，霍光的下场，张居正也是这个问题，他给朋友的信里已经讲到这一点，联想到这一点了，骑虎之势难下。威权镇主要分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是太后给他的权，要张先生严加管教这个小皇帝，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了，所以张居正严加管教，这个小皇帝看见张先生很害怕。
另外一个方面，张居正后来去世，有自负，公开讲：我非相，乃摄也。什么意思？我不是宰相，我是代皇帝执政、摄政，大家知道清朝有摄政王，乃摄也。回家去安葬他的父亲，坐的轿子地方官拍马屁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轿子，轿子里面有起居室、客厅的，轿子里面你们没有见过，36个人抬的，皇帝坐的轿子也没那么大的规模，威权镇主，功高盖主是政治家的忌讳，张居正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理智，如果理智一点的话，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所以死了以后，万历皇帝对他清算了，彻底否定他，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原因。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清算的原因，就是威权镇主，而不是改革本身，皇帝并不认为他的改革是不对的，他是支持改革的，这个是我的结论。
问：因为我本身是做人力资源的，对张居正考成法的理解，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绩效管理、绩效考核，相当于这个意思。从这个来说，推进工作效率，我想到洪武年间，洪武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当时是官员为了节省时间，把盖了章的空白纸带着上京去处置。从洪武年间到万历年间，这一段时间，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像张居正一样想到这个问题吗？只有张居正一个人进行这样的改革，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请樊树志教授帮助，解释一下“封建社会”这四个字的意思，钱穆先生曾经在他的《国学大纲》里面有说到，近代的有人一直在提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是错的，认为从秦朝以来，都是中央集权进行郡县制管理，没有进行彻底的封建建国，他说不属于封建，历史上所学的，一直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应该怎么去阐述呢？
樊树志：这是非常的专业，很有水平的问题。关于考成法，徐阶和高拱，就是张居正的前辈，张居正称他们为老师的，他称他们为师相，就是老师宰相，师相。徐阶开始搞了，高拱进一步搞了，但是都没有张居正搞的那么彻底，什么意思呢？英雄所见略同，都想力挽狂澜，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力挽狂澜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厉害，高拱也很厉害，张居正比他们更厉害。考成法，针对吏治的腐败来提出的，是有前提的，或者可以这样讲，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前辈徐阶和高拱的做法，不是说只有张居正想到了。
关于封建社会的话题，和刚才资本主义的萌芽话题是一样的，当前历史学界争论了一二十年的话题，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也有一定的敏感度。
除了刚才你讲的钱穆主张秦汉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这个是明摆着的，他们黄仁宇也认为，秦汉以后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秦汉是帝国时代，前面是封建社会，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这个学术观点，他的一家之言，也有道理。什么道理呢？了解欧洲的历史可以知道，欧洲所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很相像的，就是西周到陈求战国那段时间，有些像，封邦建国，封建诸侯，那个有点相像。那么封建社会理论就是从欧洲那里过来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序言里面已经讲到，日本学者翻译欧洲的《封建主义》，取的是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国，封建亲戚，他借用了这个词汇。后来大家把它泛化了，异化了这个名词，完全异化了，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过一段时间。如果按照刚才讲的钱穆先生的话，黄仁宇先生的话，其实还不是他说的，傅斯年等一些学者早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所以有一次在学术讨论上，我们开学术会议，我在会后谈感想的时候谈到关于封建社会的问题，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怎么个讲法，我认为，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是在学校里面讲课还是要谨慎一些，就这样。
主持人：非常感谢樊树志教授的耐心解答，再次感谢，刚才有发现，观众朋友们也听的非常的认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的积极、踊跃，他们提出了很多一针见血的问题，非常有深度，非常期待与大家相约下一期的伯鸿讲堂，再次感谢樊树志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