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桐乡确实是文化之乡，不一样。如果在上海做一个讲座好像不会有这么多人。非常感谢下午来听这个讲座。下午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随意一点，我们来漫谈一下。题目叫《常读常新》。到桐乡来确实有这个渊源，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缘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讲座叫伯鸿讲堂，那是纪念中华书局的开创者。非常凑巧在这里讲吕先生吕思勉，那是对两位先生最好的纪念。我们看到陆先生是1886年生的，吕思勉是1884年生的，几乎是同辈。陆先生1912年开办中华书局，吕思勉1914年进入中华书局做编辑。那两个人就是同事了。吕思勉在中华书局做了四年编辑，主要是编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你看，我在这里写了。《苏妻张仪》《关岳合传》那是通俗读物。国文书、地理书、历史书、教科书，然后是《国耻小史》《中国地理大势》，四年功夫编了这些书也不容易。所以这两位先生既是同时的前辈，又是同事，我们在这里借伯鸿讲座讲吕思勉，那是最有意义的纪念了。所以桐乡的老百姓也非常有幸。
言归正传。刚才主持人讲到吕思勉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实际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1979年念大学，就是恢复高考以后进大学的。在我进大学以后，在我的大学，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生前也在这个大学里任教，在这个大学里生活，在这个大学里工作。但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吕先生是大家都不知道的。课堂上听不到他的名字，图书馆也看不到他的书。不仅我不知道吕思勉，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吕思勉。那么他当然比吕思勉要小一辈，也不知道吕思勉。所以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初年，我们师生见面聊天的时候，我这个老师就说了，这么一个大家在华师大生活了八九年，居然一点没有印记，一点没有影踪。大雁飞过，没留痕迹。好像改革开放以后，各个出版社开始重印吕思勉的书。我们做老师以后，也向同学介绍吕思勉，也向一般的学者(介绍)，也参与了一些吕思勉的著作的整理，这样吕先生的著作现在就慢慢慢慢和大家见面了。
说到吕先生的学术地位和他的著作的重视有一个人是不好忘记的，那就是严耕望。严耕望在199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钱宾四先生与我》，1991年出版的。出版的时候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讲到，论方面的广阔、述作宏富，有四位大家对我的影响最深。哪四位呢：吕思勉、陈垣、陈寅格、钱穆。这四位入选当然是有条件的，按照严耕望的说法就是我(他)在念书的时候这些前辈大家还在，他(人)还健在，或者是我看过他的书，或者他还在，这样的人，我是列出四位。当然王国维那就不算了，王国维已经去世了，就不算了。梁启超(也去世了)，也是大家(也不算了)，就是从他的角度讲有四位。这四位里面呢，钱穆是他的老师，陈垣和陈寅格他们的治学，严耕望评价是很高的。
我现在自己体会，严耕望这个人几乎和吕思勉是一模一样，不仅做学问的风格一样，为人处世、人品也一样。这两个人非常相像，所以我在想，严耕望把吕先生列为四大家之一，大概也有这个因素，惺惺相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提出以后，把吕思勉的学术地位提升了。
于是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体会到吕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在三位之下，但是他的声望却是四位里面最不显赫的，甚至于被人遗忘的。严耕望他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自己就做了解答。他说了三个原因。为什么声望不如另外几位，三个原因：一个原因从20世纪以后，史学研究的风气是比较喜欢做一些小课题，有人比喻这种研究如打洞，这个洞要打得深，越深越好。但吕先生治学风格呢，有人比喻是跑马，讲究宽博的，学术风格不一样。社会的主流是喜欢做小课题，做得深做得小，吕先生是广博的，所以治学风气、治学风格不一样，难免被人看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道理呢，二十世纪以后的史学研究是喜欢用新材料，所以傅斯年甚至于讲史学研究就是找材料，越是稀有的越好。吕先生是用常用材料，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常见材料，这自然也和新的风气不合。第三个原因呢，吕先生一直在上海。上海不是当时的学术中心，今天也是，北京也还是政治学术中心，而且吕先生长期是在光华大学，一个小的私立大学任教，这个学校是三流的，又没有好的学生给他吹捧，给他揄扬，所以名声就不一样。他说的三点非常有道理。
我看了一些材料以后也非常感慨。吕先生的民国时代实际上和今天是差不多的，名、利这两个字你不去争是不会来的，对不对？今天也是如此。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你名也不要，利也不要，谁来送给你呢。但是吕先生他就是这样一种人，半生，50来年的教育生涯有一半是在上海的光华大学。三个原因：一个原因吕先生的学生黄永年说过的，他说当年在光华大学都是一些好朋友，是好朋友邀请他来到光华大学任职的。像钱基博，大家知道是钱钟书的父亲，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在一起任教，我不能走，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理由，当年黄永年是把它记下来的。他说很多学校叫我去，我不好走，为什么呢？光华都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办学，我不能走，我走了拆了他们的台，这确实是一个原因。后来这些好朋友都走了，都远走高飞了，只有吕思勉还在。后来各个学校来邀请，钱基博也走了，蒋维乔也走了，只有吕先生一直守着这个大学。
另外一个(原因)。吕先生自己解释，说我生性很懒，懒得换单位，懒得迁移，得过且过，切身之事，亦多出于敷衍。我体会呢，吕先生对生活上的要求不高。不像我们现在哪个大学给钱多就到哪个大学去。他无所谓，这个学校人事关系好，朋友都在那，那他认为这里做学问最好，他不愿意走，所以他自己说，我既不加入政党，也不换学校，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实际上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愿为这种事情花很多精力，主要的功夫放在学术上面。
实际上内心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他自己没说，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吕先生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有特殊的看法，这我们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有。他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是官方政府办的，这种学校难免比较保守。我这样说大家理解吧，难免比较保守，他有时候代表官方说话。因此呢，就需要有私人学校，他认为私立学校应该代表进步的力量、进步的方向。所以他说既要有公立学校又要有私立学校，而且私立学校比较容易产生新的学说、新的思想。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要看吕先生的书，实际上这点也很值得注意。他不愿进入到体制以内去，因为进入到体制以内说话写文章确实都不方便。
所以他说，现在的学校，虽然有公立私立，但是总体上说，教育是社会的事业，应该在官立的公立的之外有私立的学校。历史上的一些教育大家也都出在私立学校，所以他愿意在私立学校做老师。我每每念到这两段话我非常有感慨。实际上吕先生在光华大学待遇并不好，光华大学学生收费很高，但是教师的待遇并不好，常常还要欠费。但是吕先生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他认为私立学校好。而且他不仅是教育(方面)喜欢私立学校，他生病看病也喜欢到私立医院去。读者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翻翻他的书，万不得已才到公立医院去看，他认为私立医院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好，这很奇怪的。这样的话说起来现在有点天方夜谭了，现在的公立和私立已经没有区别了，现在的私立学校收费高，教育精神一点都没有。这个是我回答刚才主持人的提问，吕先生为什么学问不在三位之下，声光却不及，原因就在这里。说到底他自己不求名不求利，或者名和利与他远也。
我们有个学者叫李学勤，大家知道吧。李学勤他看了这段话以后他就说，说吕先生这个正是他好的地方，正是他做学问的好的条件。前面那些条件常常要害了人，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话。条件过于好也是要害人的，害了学者。这话我们当然今天不展开。
那么四个大家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他们的著作距离今天也都有80多年，有的甚至一百来年。这些著作何以今天还要重印？为什么还要值得向大家推荐？这是今天我们先要跟大家说说的。这里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说起来有时候蛮深的，实际上很简单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历史的学说，历史的著作，实际上它并非就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大概人文科学的著作都有这个特点。自然科学的书只要有新的书，旧的书就不看了。我们也不会再去看几百年前的自然科学的书，总是新胜于旧，今胜于昔。因为自然科学的书呢，是淘汰的，好的积累下来的，能够沉淀的知识都浓缩在教材里。这个知识就稳定了，1+1等于2，一年级的学生学了，两年级三年级到了初中高中基本上不会变。所以我的老师跟我说，说自然科学的书是越读越少，读了一本新的就够了，老的不要念了。我们亚里士多德的几何的一些数学书，看过了就用不着再看了，但是人文科学的书是越看越多，新的要看老的也要看。那么历史书也是这个道理。它不能一锤定音，它的知识也不是淘汰的，而是积累的。不同时代的人不同角度地看历史，看史事，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生命力。所以呢，人文科学的书，是要不断地重新的读，不断地再版，尤其是大家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常读常新”，也是在这样一个立意下发展出来的。
我们知道四大家的著作，风格不一，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学者叫陈寅格，大家熟悉吧。在座的读者，有没有把陈寅格的书，哪一本书认认真真从头至尾地看过吗？看过吗？能看懂吗？陈先生的书确实不容易看懂，为什么呢？他非常专，非常专门。陈先生的书不是写给我们一般读者看的，确实是写给学术圈里的人看的，甚至学术圈里面很小的一个圈子看的。我们现在吹陈先生吹得很厉害，当然陈先生的学问非常好。但是老先生回忆，陈先生上课只有四五个人，而且这四五个人听课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都说他好。听不懂，确实听不懂，因为他是非常专的、非常深的东西。你没有基础，你不研究这个东西，听不懂的。这不是说他的学问不好，陈垣也有这个情况，都是比较小的、比较深的课题，同我们生活比较远。那么四大家另外两个人呢，钱穆和吕思勉呢，也有一些考证的文章，一些考证文章也很难也很深。比如像钱先生讲西周地理的(《周初地理考》)，有考证的也很难，地名考证。吕先生有些读书札记也很难。但是他们两位写过很多通俗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都写过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在写作的时候，预设的对象就是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读者，一般的青年学生。既然你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所以他的写法就不一样。所以四大家里面，相对来说钱穆和吕思勉有一部分著作现在是比较适合大家来看。像陈先生，陈垣先生的书，现在重版了以后，大部分是给大学老师看的，大学老师有时候也是翻翻。我有时候也看不懂，你要看懂还要看些其他的书。陈垣和陈先生的，主要是学他的方法，学他考证的思路，这样所以有两位学者他的书就和我们比较近，就是他们都写中国通史。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看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中国通史这样的东西，并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不是中国历史上，西方历史也是这样的，整个中世纪以前，历史著作不是写给大家看的，主要是帝王将相统治阶级这些人物看的。像我们的《资治通鉴》，那就是读书人看的、帝王看的，并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中国通史。今天这样的中国通史，说起来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有个学者叫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这个《中国通史》。梁启超大家非常熟悉，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要建立新史学，他对传统史学有很多批评，同时他认为这样的史学已经不适合我们中国社会的需要，要建立一门新的史学。新史学是怎么样的？他有很多设想，其中有一个设想呢，他是希望能够有一种《中国通史》这样的著作，写出来给大家，一般人看的，给一般的青年学生，给一般的青年读者来念的。那么这样的通史呢，它当然和以前的《资治通鉴》就不一样，对不对？《通鉴》是给皇帝看的，当然它在写的时候就要预设了这个对象。现在我是写给什么？写给老百姓看的。所以梁启超就提出来，新的史学不能像以前那样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了，应该写老百姓的历史，写我们大家的历史。不应该为帝王写史，不是说写了历史是给他们看的，给他们借鉴的，而是给我们一般的民众看的，是要为民众写史。目的是要提高整个民族的认知水平、整个民族的历史知识水平。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吕思勉的书，当然也包括钱穆的书，是最值得今天来重新好好地来念一念。他们写书确实就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认知水平。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到了1928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傅斯年，大家知道吧，傅斯年就建立了中央研究院，这样有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中央研究院，进行史学研究的工作。中央研究院的学者，这个治史风格和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有点不一样。我们如果今天要讲得简单一点，梁启超是设想将来能够有一批人能够为民众来写史，来写新的历史，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主张进行考史，重新认认真真地研究历史。所以一个是写史，一个是考史，一个是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一个是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写在书里面给大家看。所以这样的在民国年间就形成了两种治史风格，这两种治史风格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今天看起来，写一本理想的中国通史，当然是要把事情弄清楚，做充分地历史考证，然后再来写史。所以呢，民国年间的治史大概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倾向，然后要把它融合起来写一本中国通史。大概到了40年代，中国通史出了不少，当时有个学者叫顾颉刚，顾颉刚大家都知道，疑古学派的，他就说(中国通史)书写的很多，但是都不好，你抄我，我抄你，这个抄书的现象早就有了，中国通史嘛，大家互相抄，千篇一律。他说看了那么多书，理想的书大概只有七八种，哪七八种呢？他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等，这样大约七八种书，还比较理想。这个理想的书里面实际上有好多中国通史没写完。比如张荫麟的，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年纪轻轻就死了，他的《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没写完。邓之诚的也没写完。写完的有钱穆的，陈恭禄的，我们看到他列出的七八本里面吕思勉有两本。他对吕先生的这两本书评价都很高。《白话本国史》是1923年出版，顾颉刚说这本书开创了通史写作的新纪元。《吕著中国通史》是1940年出版的，顾颉刚对它的评价也很高，站在纯粹的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批评”两个字大家记住，等会我们会讲到“批评”。所以顾颉刚当时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所就叫吕思勉来做兼职的研究员。他说吕先生呢，熟读二十四史，又一直在写通史，手草中国通史，实际上这里说的手草中国通史是《中国通史长编》，吕先生曾经有个计划，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写一本《中国通史长编》。这本东西当然没有完成，写到隋唐五代史，57年写到隋唐五代史就去世了。非常可惜的。如果他能够把这部通史有个完整的长编，那就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呢，顾先生对吕思勉的评价很高，所以他认为吕先生在中国通史这个领域里面，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这样呢就牵涉到吕先生这个人。吕先生是江苏武进人，今天的常州。实际上他是一个自学成大家的学者，自学成才。人文学科是可以自学，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小学生、中学生，真的是这样，人文科学是可以自学的。我虽然不是名家大家，实际上我也是自学的。我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好好念书，我初一的时候就停课闹革命了，什么叫停课闹革命我们年级大一点的知道，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念书了。等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再去考试的，后来就读了个大学，但是回过来想很重要的还是自学，人文科学一定是可以自学。如果在座的哪一个读者去做个统计，人文学科里的大家，十之八九都是自学的，西方也是如此。我们刚才讲的钱穆，钱穆也是自学，吕先生是自学，年纪轻的时候呢，家里曾经一度请了一个老师在家里教他。但是没几年后来家庭经济拮据，就没有请下去，就父母、姐姐教他，实际上也就是自学。16岁开始读正史，二十四史的正史，23岁的时候就把正史念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史学界里面说，吕思勉是正史读得最多的人，不仅读完，而且读了几遍，到底读几遍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五遍，有的说是七遍，吕思勉自己说大概四遍。这个几遍几遍不是说你说了算的，我说(读几)遍也没用的。你写出来的文章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把二十四史读几遍，这种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这样大家才承认你二十四史有好几遍。不是我说几遍就几遍的，对不对。在史学界里面能够把二十四史读了几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思勉，一个是刚才讲的邓之诚。邓之诚说他读了两遍。我们现在学术界搞历史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今天在座的人没有人敢说，可见二十四史读一遍是不容易的。这个读一遍不是走马观花的，都是有圈点的。所以二十四史他在23岁就读完了。
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写札记，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要开始学的，你们这个年龄段一定要开始学。读书和动手写字、写文章，一定要从适龄开始。你现在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到了一定年龄再来开始写是非常困难的。好多东西在一定年龄段要开始。吕先生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读书写札记是每天的功课，就是每天读书一定要动笔写札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吕先生留下的札记，我给大家看看。这是七八岁、十来岁写的札记，现在(手稿)还在。你看他写汉明帝、写匈奴朝仪，写读《三国志》、读《通鉴》。上面的是老师的批语，这个老师是他父亲的老师，父亲的老师也同时看他的书，看他的笔记，也帮助他指点。所以我们今天在吕先生的遗稿当中，还能找到童年时候，幼年时候的读书笔记。我看了很有感慨，他们的功夫在7岁、8岁时候就开始了，是每天做的。所以从小读正史、写札记成为一个习惯，将来动手写文章就不是难事，不像我们写文章苦恼得不得了，就没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在座的同学我鼓励你现在一定要开始，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们今天在座的有些是做家长的或者是爷爷的，第三代的培养也是这样。读书和做札记一定要小时候养成这个习惯。到了三十来岁再来叫他读书，读不进去了。
那你们看这是他的读书札记。吕先生的读书札记和一般学者不一样，传统的读书札记是随读随写，我读什么书，读到什么地方，有什么体会然后我写，这个当然也是。但是吕先生的读书札记呢，是有系统的。有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他有个计划。他这个读书札记是为后面的写文章写书服务的，而不是零星的、有体会就写。这一点很重要，严耕望也说了，这两种治学风格就是传统的文人和现在的科学工作者的区别。传统文人的他是读到哪里兴致来了就写一段，有兴趣了有体会了就写一段。这是传统的文人做学问的方法。科学的工作者他是有个目标，有个计划，我这个读书札记是为我后面的文章和著作服务的。我们如果有兴趣，读者去看看严耕望的《治史三书》，里面专门讲到这一点。所以吕先生的书就是这个道理，他的札记都是系统的。你们看，有关匈奴的札记，他零星地写了，他就一直关注匈奴问题。写完这些一段一段的(札记)：匈奴文化索隐、匈奴风俗、匈奴与中国同文，他后来写文章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写匈奴的文章。他一直很关心谷价，粮食的价钱，因此他就系统地写这类札记，四史中的谷价、如史记中的、汉书中的、战国时候的、汉初年的，写完以后就可以写一篇文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书。这个是他著作的风格。
我们看他的断代史也是这样的，也是札记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好多读者都说吕先生的断代史比较难念，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耐心地读完。他的断代史就是从札记开始的。我在这里举一个《秦汉史》第17章的第6节，讲交通，他有20个自然段，每一个段落都是一个札记，每一个自然段我取了一个名字，如果分开就是20篇札记，这个都是独立研究的。所以他的史学书价值很高，我们做研究生的都说我们看吕先生的书可以找一些题目来做。你比如说这里的题目，每一个札记都是一个小题目，他没做完，你以他为基础、为引子再去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三年的硕士可以在这里找题目。就是这样的。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来写通史写文章，他的史书就很扎实。后人评价吕先生，都说他扎实、严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写通史，读了二十四史，写札记，然后再来写史书的。这样一步一来来写史书，写出来的史书就和我们今天的不一样。我也参加过中国通史的编撰，不瞒大家说我都是编的，这个人的(观点)拿点过来，那个人的东西拿点过来。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一个是空，悬空，一个是实，实在，时间越长，价值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很快就抛弃了，读着读着就没味道。吕先生的书我们后人要不断地读，不断地从中体会，不断地体会他里面的一些东西。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呢，吕先生的著作是有它的特点，它是以二十四史为基础，然后读正史、写札记，然后再来写通史，是非常扎实的。
吕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和四大家(其他三位)有所区别的，就是他一生始终是一个教师。四大家里面只有他始终是在做老师的。陈垣、陈寅恪基本上不做老师，陈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是不适合在课堂上讲，只是两三个研究生一起聊聊。钱穆也曾经有一段做过老师，做老师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做老师的时间最长的是吕思勉。吕思勉大概23岁的时候开始做小学老师，他是从小学老师开始做起的。小学老师教什么呢？教地理。小学老师开始教地理，吕先生从小学老师到初中老师到高中老师到大学老师，都做过，一生始终是在教育战线上。所以他和其他三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始终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因为始终做老师，所以他写书写文章，写中国通史，就和人家不一样。他写过好多种通史的书，学习的书，中国通史的学习书。你们看，《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它适合大学用的，但是当年他实际上是给大家自学的，所以题目叫“自修适用”，1923年出版。1923年出版的自修的书，现在给大学生念，还是嫌深；现在给研究生念，也还是有困难。这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普遍现象。
《吕著中国通史》是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也是大学教材，还有小学用的历史教授书，这个是给老师看的，老师要用这个书去教学生，是一本教授书。然后是小学用的历史参考书，也是给老师看的。然后是高级中学本国史，《复兴》这个也是高级中学(历史书)，这是高中书，这本书在90年代重印了，也有的老师认为现在(用于)大学教学还是嫌深。然后《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那是初中学生的。《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这本是什么书呢？这本就是现在所说的高考复习丛书，是为考试用的高考复习丛书。然后还有地理书、国文书、修身书，修身书就是现在的德育书。他编过很多书，而且这些书，都是不同对象、不同年龄段学习历史、学习国文的入门书。
吕先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名师的指导，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不过我有时候想，读书走弯路大概是正常的，每个人多少要走点弯路，所以他后来自己做老师以后，他就想我为学生写书的时候就要引导学生少走弯路，所以他说我为学生写的书，都是入门书，都是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顺着他的门径走就少走冤枉路。这话说得非常踏实，我们今天重印吕先生的书，实际上目的也是在这里。我重新编吕先生的书，也是希望大家把它作为门径和阶梯，少走冤枉路。所以我说中国通史，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可读可写，我们在课堂上可讲的这样一门课，吕先生确实贡献很大。
这个是就一般的学术上来讲，吕先生有这样的特点(写民史，为民写史)。
吕先生的书，如果今天来看，有哪几点最值得我们重视？我把它作为吕先生的通史的特点来介绍。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写民史和为民写史。这个历史书啊，每个人确实不一样，写出来的不一样。吕先生的书呢，眼睛是向下的，我们不能说眼睛向下就是好，眼睛向上就是不好，这是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学者写一些眼睛向下的书、关注社会的书、关注民生的书。这种书不大受人注意，即便是四大家里面，钱穆的书、陈寅格的书，也不是这个风格。钱穆比较关心士大夫，比较关心知识分子。陈先生比较关心上层，社会的上层。吕先生呢，眼睛是向下的，他最关心社会的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写书写文章，时时把它落在这里，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到社会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这部分即使今天的教科书也做不到(戴老师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名家，嘉兴的名家、名师，戴老师有个工作室。戴老师上过中学老师的课，我也上过，我们发现我们的教科书眼睛有时候也不是向下的)。你比如说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讲到汉朝初年的三十税一、无为而治，三十税一，轻徭薄赋，社会慢慢恢复，这当然都是好的，都是史实。但是吕先生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地还要指出一点，当时钱很贵，钱价很贵，老百姓的负担仍然不轻，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到过农村去的人都知道，农民你问他要一点粮食，问题不大；问他要钱，那很要命。要钱他就必须用粮食换钱，而且汉代的钱价很高。这个一置换损失很大。但在汉代呢，有好多(税)是用钱来收的，这样呢老百姓的负担就很重。这个就是眼睛向下。一个政策落实到社会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那吕先生就想到这一点。又比如说我们教科书里面讲到汉中期武帝时候盛世，经过几十来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社会非常繁荣，非常富庶，我们常常引《史记·平准书》里的一段话，钱怎么怎么多，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已经堆积在外面，腐烂得不可食了，财富很多。但是吕先生在写到这里，他就说了，网疏而民富，或至兼并。社会上还有兼并。他引的是司马迁的话，“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实际上贫富分化很厉害，社会的危机矛盾隐含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回过来一看呢，汉武帝的盛世那是汉武帝的盛世，是京师太仓里面的，粮仓和钱多得不得了，不是老百姓多，老百姓没多。所以吕先生说富的富了，贫的还是贫的，你不要认为是老百姓的太平盛世，那是汉武帝的太平盛世，那就是眼睛向下。用今天话说起来，你这个改革开放的成果要到老百姓身上，对不对？那就是吕先生的眼光就放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历史的人，看吕先生的书就(觉得)很惭愧。我们讲宋朝，宋朝非常富庶，宋朝市民生活非常丰富，但是实际上宋朝的老百姓很穷困。为什么呢？因为五代十国以来的苛捐杂税一项没有废除，全部压在他们身上，对不对？所以吕先生就说了宋朝的老百姓很穷困。你去看《宋史》的《吕蒙正传》，淳化五年，994年，大概离宋立国三十来年，上元灯节，元宵灯节，皇帝在宫廷上，吕蒙正是宰相，坐在旁边，皇帝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说我看到这个情况要感慨了，五代之际我们都这么过来的，五代是乱世，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大概没有太平之日了，“无复太平之日矣”。但是宋朝建立以后，慢慢慢慢开始“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这个话说得蛮好听的。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繁盛是托上天的福，但实际上他的话外有话，“理乱在人”，还是我皇帝做得好，对不对？“理乱在人”，有点得意忘形了。吕蒙正正好坐在下面，马上站起来，他就说了京师之地，乘舆所在，看起来这么繁盛，到旁边京师之外的乡下去看看，“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马路上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对不对？我们看了这段话就知道了，宋朝的老百姓还是很穷苦啊。那就是吕先生注意的。所谓太平盛世就是你们不打仗了，社会慢慢恢复了，老百姓还没有缓过气来呢，这就是吕先生的视角。所以我每每看到吕先生写这种东西，就想到我当年做老师的时候是不够格，没有好好地向学生讲这些历史，眼睛还是向上，看不到社会的疾苦。
所以吕先生就认为，写历史不管怎么写，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同时也不要忽视老百姓对社会发展做出的默默贡献。我们以前马克斯主义史学家也讲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讲农民起义怎么推翻旧的王朝。吕先生不一样，吕先生就说了，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强的，只要国内承平，不打仗，你不要去干扰他，三五十年，社会就慢慢慢慢富庶了。汉唐如此，明清如此，康乾也是如此。所以他说历史上的盛世并不是统治阶级有多少本事，实在是少折腾、少干扰，老百姓(生活)就慢慢慢慢会恢复。这话旁人说不出来，都是他眼睛向下，关心民生疾苦。
吕先生的这样的看法，他的背后有一个观念，他说读书的人，当然也是写史书的人，总是对现实社会有所不满。希望现实社会越来越好。你感到不满足，要对现实社会有所改革，然后要找法子，然后要去研究学问。这是他研究学问这个出发点。也就是说，对现实社会不满，希望进行改革，然后在历史上寻找经验教训，这是吕先生的研究的出发点。他甚至于认为研究学问的动机就在这里，立足点就在这里。你没有这样的志愿，你不想改革社会，你还要去研究学问做什么呢？这是吕先生的看法。他这样想，也这样做。所以他说，做学者，凡学者，良心要好，都是比较有良心的。天下的事，昧着良心容易，摸着良心难。做学者的就要本着良心来写书。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研究史学的目的。所以他写的书就和人家不一样。他的史学著作有反思有批判，而不是一味地赞扬揄扬。所谓“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反思批判是吕先生史书里的一个特点。
历史书的写作也各有风格，有的比较喜欢写好的方面，有的比较喜欢写缺点的一面，不够的一面，不足的一面，有的比较多的是赞扬，有的也加一点批判和反思。我个人认为两者都需要。就是对传统文化，对传统历史，既要有一些赞扬的、继承的、发扬的，也需要有一些反思的和批评的。这两者都需要。唯有把这两者都学好了，或者说都接触了，你的历史学习才不至于偏狭。吕先生的书呢，相对来说带有明显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这一点如果各位读过钱穆的书，和钱穆的书加以比较就比较有体会。所以我常常和同学说，钱穆的书和吕思勉的书要结合着念，两个(人的)书都要念，你今天念钱穆的，明天念吕思勉的书。钱穆的书就好像是一个母亲，做母亲的总是喜欢说好话的。吕先生的书呢，就好像是一个父亲。父亲对小孩呢，总是批评的。我有一个邻居生了小孩，小孩念书了，每天晚上回来父母两个人都监督他的功课，母亲总是说好话，这次考试考得比上次好，虽然只有63分，比上次好多了。总是说好话。父亲总是说批评的话，他考了90来分了，父亲还说你班上还有100分呢。夫妻两个人常常吵架。我有时候听了我就说，你们两个人配合得蛮好，对不对？一个需要说鼓励的话，说表扬的话来鼓励他，但是也确实不断地要提醒他你的不够，你要努力，两者都需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回过来看，吕先生的书就好弥补钱穆的书，吕先生的书就可以弥补我们的教材，弥补我们的历史教学。这样呢，一个学生他的成长才比较健康。
我举个例子，讲到秦汉，讲到汉武帝，我们通常会记得他中央集权。汉代丞相的权力很大，因为汉初的丞相都是功臣，可以佩剑上朝，和皇帝议政的时候可以坐着说话。皇帝还让他坐着说话，地位很高，威信很高。到了汉武帝时候他要打击宰相的威望，他要集中权力。我们学过历史的人和教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武帝就搞了一个内朝，把自己的亲信建一个内朝，凡是遇到军国大事相互讨论的时候就和内朝那些亲信一起讨论，这样内朝就变成一个决策(机构)，外朝宰相就变成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因此我们一般的史书都说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都是从正面来讲的，都认为是好的事情，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吕先生对他就有批评。怎么批评呢？吕先生就说了，他说从秦汉以来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比较规范的三公九卿的制度，它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就像我们的国务院、外交部、教育部一样，一个一个建立起来，它有自己的政府的职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他们有自己的职权，自己有分管自己的职责，不是皇帝的私人，是政府的官员，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到了汉武帝又把它打翻了，把宰相的权，九卿的权都拿过来建立在身边一个内朝里面。身边我有个小班子，这个小班子专门决定军国大事。这些小班子的人都是你自己的亲信，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大家都这样，天下还搞得好吗？放着政府的机构不用，自己建立一个小班子，那是坏事情。所以吕先生在这里要批评。经他这么一批评，我也清醒了。我以前上课也跟着教材讲，现在想想也对。我们大家知道，在秦始皇的时候，虽然建立了皇帝制度，但是同时还有廷议制度。什么叫廷议制度，就是遇到国家大事，朝廷里的官员大家一起商量，叫廷议制度。宫廷里面议论，廷议。宫廷里面是有民主的，比如建立秦朝了，是用分封制好呢，还是郡县制好呢，大家讨论。李斯怎么说，他怎么说，大家讨论，没关系，最后是我秦始皇来决策，决定权在我手里。这样说大家理解吗？但是它有个廷议制。这个廷议制度就是议政权(在朝廷)是民主的，大家可以讨论，但是这个决策是我的。这个议政不是摆摆形式的，是大家充分讨论，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皇帝有可能错的，他可以听不同的意见，听了以后再来决定。但是到这时候汉武帝把这个议政权也形同虚设，我这样说理解吗？既然这个小班子都是我的亲信，这个议政就是虚设了。这时候就是真正的集权了。这个集权就把统治阶级的智慧也给狭隘了，也给专治了。所以吕先生就这么说，君权无限扩张，你身边都是用的自己的人，那就把原来的制度破坏了。到了后来，刘秀也这样学，朱元璋也这样学，每一朝皇帝就这样学，制度就破坏了。我想我的学生如果经过这样的教育，他就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让他有个是非正误的判断。这就是吕先生的特点。
那吕先生的史书反思和批评的不仅仅是皇帝，也是对历史上的老百姓。他说《尼布楚条约》。他说我们历史上和俄国打交道，第一个条约是《尼布楚条约》，当时是我们有点胜利，因为我们当时在东北的兵力比较强，俄国比较空虚，所以两方对峙的时候他们不敢坚持，所以定了一个《尼布楚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定了以后，我们忽视了，我们想不到边境要经营的，要充实的，要有人去守卫的，对不对？你定了条约就忘了，放在那边，而俄国人却步步进取，一步一步进取，好了一百多年过了以后，形势就变了，东北地区我们还很空虚，俄国人的势力来了。东北地区为什么很空虚呢？因为满清入关以后，东北是他的老家，东北是不让汉人去移居的。我这样说理解吗？东北当时是一个空旷之地，东北大量的(人口)迁移是很晚的。你在那个地方是荒在那边，俄国人就要来。所以呢一百年以后，再来定《瑷珲条约》我们就吃亏了，俄国人兵力很强，我们反而吃亏了。所以当时定《瑷珲条约》，割了很多地，朝廷也不是不知道，但是没办法，我们没有实力。所以他说边疆不保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不是谈条约的人奕山的事情，是平时边备的废驰，不专怪哪一个人。
再反过来说，我们历史上对边境问题一直是忽视的。我们自己关上门说，历史上从来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从来也不划边界，边界上被人家侵略了也不知道哪一天被人家抢去了，自己很糊涂。所以吕先生在这里要批评。自己糊涂，自己不守好家门，难免人家要入侵。这个批评他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就希望我们今天的人要头脑清醒。
写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大家知道吧，(就是)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巴黎开了一个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当时就提出德国占领的山东要还给我们。但是呢，后来巴黎和会上没有还给我们，反而给了日本。这个在历史上是个大事情。这样一个事情怎么看呢？吕先生在批评西方侵略的同时，也批评自己。所以我看了这个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的吕先生的书，和今天的书一看，大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书呢，比较多的是谴责外国人的侵略，这个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好国家，天底下没有好人的，对不对？俄国人、日本人，始终是想侵略我们，这没话说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失误呢？吕先生是要探讨这样的问题，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失误。失误在哪里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开战，到1918年的时候我们和日本签订一个条约，当时跟日本人借钱，当时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谁呢？段祺瑞。段祺瑞要向日本人借钱。为什么要借钱呢？说起来还是打内战。他要想统一中国，没钱，要跟日本人借钱。怎么借呢？他就把两条铁路的修造权卖给他们，然后借钱。这样1918年的时候就签订了一个我们统称叫《山东问题换文》，在这个《换文》里就把两条铁路的建造权给了日本，同时对日本在山东的现状表示认可。
山东的什么现状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做事的糊涂。1914年世界大战开战以后，日本人借口对德宣战，就在中国山东对德国进行了(宣)战。把德国的军队赶走，把德国战领的地方他占领了，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借这个战争的机会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我们在1918年签这个条约的时候，我们写下了“欣然同意”这样的话语，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到了1919年开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时候，日本以此为借口说1918年的时候你还同意我占领山东，这样我们就很被动。所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没有能够还到中国，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点失误。当然后来最终经过外交努力，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还是还给我们。所以这样的历史事件吕先生就写得很清楚。他就说，他说近代以来我们和外国人签了很多条约，都是不平等的，但是有好多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疏忽。比如说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都是自己疏忽。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了，我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去审判他们，就把这个领事裁判权让给他们。他没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所以吕先生他说外交权利一经丧失，再要把它恢复，“其难如此”，(后来)外交一次一次谈判要想收回，所以“外交之不可不慎”，“后人也不可不深念也”，外交上要谨慎，一旦失去了外交权利，后人要图谋恢复要花很多的精力。学历史就要学这个东西，就要在这里接受经验教训，使后人不重蹈覆辙。所以吕先生的史书他有个反思精神，有个思考，有个反思，有个批判。这点正好用来弥补我们今天的历史学习。
所以他说，批判精神、反思精神，要在历史教学当中培养给大家。这个培养大家，又和前面我讲的关心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你能够关心民生，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你就自然而然地会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进行批判，你就会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操、悲天悯人的感情。所以他说，做历史老师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我们今天叫做家国情怀、爱国情怀。但是最朴素的，最需要培养的，就是他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他看到老百姓生活疾苦，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从中吸取一点经验教训，使得今天的社会能够加以改善，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要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培养学生。学生爱之深、责之切，他慢慢慢慢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读历史、学历史就不一样，他就不是一味地歌颂。相反只看到好的一面，只接受好的一面的教育，由此培养出来的一种所谓爱国情怀，它是浅薄的。所以他说做老师的要注意培养学生这样的东西。
吕先生的第三个通史的特点，我认为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大视野和通识感。现在的历史教学比较多的喜欢讲故事，讲细节。有时候学生上课听着听着要睡觉了，讲个故事，讲一点细节，这也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也是很好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教学方式。但是呢，我们也适当地要注意要培养学生大视野和通识感。尤其是男同学，我不是要贬低女生，我们现在有好多男同学年纪很大到了大学来，思维还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没有大视野。吕先生他就说，他说中学的学生学习历史，首先要有大视野，不要局限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要获得一个历史的通感和轮廓，不在于拘泥于史事的多少。这样一个大视野和通识感，他认为最晚在高中阶段要有。也就是说在中学高中大学这样一个阶段里，慢慢慢慢养成一种大视野、通识感，不要局限在小的细节上。他写书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写书比较容易写一些具体的东西，他认为这些具体的东西记不住没关系的，只要知道一个大的轮廓，你就把历史学好了。比如说诸子百家，他写诸子百家的思想特点，儒家的思想特点是什么，法家思想特点是什么，孔子怎么样一个人，老子怎样一个人，不要去记。所以他那个书里面孔子生平，老子生平都没有的，韩非子的故事也没有的。他认为学历史，不在乎记这些细节，但是这些大的框架你要学好。你看他写秦统一，就这几句话。他说秦为什么统一呢？七国之中以秦最强，我们学历史的知道，一个秦在西边，西边由西向东地势险固，易守难攻，所以秦在西边往东方打，居高临下；东方国家打秦国，打到函谷关都不敢打进去，这是地势(上的优势)。第二秦国的民风纯朴、勇敢，不怕打仗。东方六国比较文弱，这是第二个。第三秦用商鞅变法，强迫全国的老百姓尽力于农，逐成为最富的国家。他认为这段历史，把这些要点记住，就学好了，你的历史就学好了。反过来，这些大的要素你没学好，记住什么秦孝公第一次见商鞅，第二次见商鞅，第三次见商鞅，讲商鞅讲了好多故事，这些东西的学习，他认为没必要。因为每个人将来不一定做历史学家，只要记住一个大势就可以了。
他喜欢用大的眼光来看历史。喜欢居高临下，喜欢鸟瞰历史。就像我们今天在桐乡，中午(我)到桐乡，安排我到宾馆的11楼休息，我居高临下，11楼窗户看出去桐乡(的风景)一片很清楚，居高临下。那吕先生也是这样，他带着我们在高楼看下面，看历史。比如说讲汉武帝打匈奴，他说西汉打匈奴，原来是想要得到西域的助力，一些小国的帮助，但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帮助，后来花费很大。所以当时的人都对汉武帝这个做法不表示赞同。但是史实的事情很复杂，厉害关系很难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西域与中国陆地相接，在近现代以前东西的交通通过这个地方来沟通，这未尝不是汉武帝打匈奴得到的结果。后来匈奴失败以后也没有逃到西域，西域始终没有给中国造成大患，这都是当时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是站得高。从中国历史来看，从汉代打了西域以后，新疆那一带后来基本上是太平了。所以东汉的时候只有羌族(作乱)，西域没有作乱。所以这个就是居高临下。所以(这是)他的大视野。很多事情，很多很小的事情，他也是大视野来看，看出来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隋朝造大运河大家都知道，我们上课时候也讲，隋朝怎么去发动民力造运河，我们有时候会讲很多细节。吕先生讲大运河这么讲？他说中国地势西高东下，历来由西往东方便，由北往南，或者由南往北很难。因为有两条大河是这样的交通。所以交通是东西易南北难。汉朝的时候，富力已经在山东了，但是我们的政治中心还在洛阳，所以当时就谋求长安和齐地的交通。东晋以后富力已经在江淮了，江淮一带经济提升了，所以要造新的交通要道，运道也为之一变。隋开运河，唐代也是这样的。但是运河开好以后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我们今天想一下运河开好以后，坐一条船从扬州到洛阳旅游去了，实际上非常不方便。他就说了，二月份在扬州出发，它要跟着潮讯来的。我们乘过船的(都知道)，我们的小青年现在都不知道，开船是要根据水位来的，根据潮讯来的。四月份才由淮入汴。四月份才到淮水，然后到汴水，七八月份到河口，八九月份才到洛水，中国的河流的水位是根据季风气候由南往北，这样运输就很困难。自此以后，还有一段是靠陆路，到了十一月份才运到长安。所以当时长安靠运河运粮实际上也很不方便，但是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一个船夫要把扬州的米运到京城，路上要吃掉一半，对不对？这个就是大视野啊！这样讲运河，就和我们上课讲运河不一样。我们今天开个小轮船，上海开到武汉半天就到了，一天就到了，实际上当时运河虽然开了，还是很不方便，但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所以吕先生写书和我们不一样。通过运河，他把好多东西都写进去了，他把地理大势也写进去了，把交通如何不方便、运输成本都写进去了，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讲木棉，木棉就是棉花。棉花在南方很早有了，但是始终不能传到北方，始终不能传到江南，为什么呢？纺织技术没跟上。纺织技术没跟上，木棉不会传过来，没用的，对不对？所以他专门做了考证，南方很早就有木棉了，《南史》怎么写，白居易的诗怎么写，但是(北方)没有。到什么时候呢？到黄道婆把纺织技术传过来以后，木棉就过来了。这样他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木棉的种植实际上是和手工业的传播都有关系。所以农工两业是相互依赖的，农业和工业是相互依赖的。“一物之传，其难如此。”通过这样的木棉的传播，他把经济关系里面的门类关系也交代了。而不是简单的说，黄道婆把木棉传过来了，不是这么说一个知识点的。这个宏观的看问题就不一样，是通贯着看。
所以吕先生写了这个书，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告诫我们的青年说凡人到了三十岁，我们在座的三十岁还没到的好多，一定要注意了，你要有大格局，你要看问题要有大视野，你要注意培养自己大视野和大格局。不要老看着小问题。三十岁前后一定要养成这样的视野。这个时候不注意，老了就很难改。像我们这样老了就改不了了。所以他说你们年轻的人眼光一定要放大，不要拘泥于细部。细部的事件虽也很重要，但是一定要眼光放大，他很赞同雷海宗的一段话。雷海宗大家知道，也是个史学名家。
讲到这里，我最后给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这次编的一本《吕思勉讲中国史》。因为有前面这样一些观感，一些体会，我就始终在想，如何编一本吕先生的书，把吕先生各种的史学见解和精华浓缩在一起，又能够适合今天一般学生、青年读者学习或自学。因为吕先生的书文字太多了，我们如果今天看的话，大概有1300万字，放在书架上这么一栏，1300万字，看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自己在整理吕先生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想到这一点。就是如何能够编一本东西，适合今天的学生、今天的青年学习历史，又能够把吕先生的精华都包含进去。这样我在平时念书的时候也做了一点笔记。这样我想来想去就选了个东西。就是要适合今天的学生，今天的一般的工作青年读书，要避免他们阅读的困难。今天大家读历史书最大的困难大概有三个：一个困难就是文字困难，吕先生的书也有文字困难，因为毕竟是七八十年前的书，而且吕先生有好多史书他都是用文言写的，有时候他用白话写，这个白话在今天看起来也有点难。那是有好多因为讲历史，总是要引材料，引古文，引《史记》《汉书》，这样阅读起来就有难处。我们有好多青年，看到这些古文就头痛，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如何省掉这些文献上的东西，如何省却些材料，减少文字上的困难。还有就是老先生写书比较概括，这个比较概括，他包含了很多史书的内容，我们如果对史书的内容不熟悉我们就看不懂。历史书看不懂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史书不了解，史事不了解。举个例子，事情不展开，这个事情我们不熟悉，后面更多的道理我们也不能理解。所以阅读上第二个困难就是有些史书比较概括。第三个难处，实际上史学巨著背后还是有很多社会科学的理论，这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有的也比较深奥，有些还是比较专门的。这些东西如果都掺和在史书里，我们今天的同学，今天的青年学起来就有困难。这样我就一直在和编辑商量，与我们中华书局的编辑，一直在商量，是不是能够减少阅读上的这些困难，同时又能够保留吕先生的一些精华，这样就编了一本书。我们选了一本1937年出的吕先生的中国通史的初中教材，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底本是吕先生1937年的中国通史的教材。它好在哪里呢？它好在就是吕先生写中国通史是从古写到今的，真正的通史。他从三皇五帝开始，从远古社会开始，一直写到1930年代初，1935年初。这样呢这个底本是一本完整的中国通史。因为是写给中学生看的，它的文字很通顺，而且它是有体系的，因为是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教育大纲来写的，是很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所顾及。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框架让我们学习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大家知道，教科书也是有缺点的，哪怕是吕先生编的也同样有个缺点，教科书的缺点在哪里呢？因为它是教科书，它就不能有过多的议论，我这样说(能)理解？就是评论的话不能写进去。吕先生有很多观点他在教科书里面不能写。作为自己的意见可以在其他文章里面，在学术著作里面写，但在教科书，尤其给中学生的教科书他就写得比较严谨。因此，我就要弥补这个缺陷，把吕先生在其他史书、各种文章里的，吕先生对一些史学问题的看法，对史事问题的看法补充进去，补充在相关的段落，相关的内容之下。比如说原来中学教科书里面有一段写汉武帝的，那么它是比较正面的叙述汉武帝的史事。我再补充一段吕先生评汉武帝，那么这段评汉武帝的，吕先生就可以批评汉武帝了，对我们来说就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和把握。这样我们以中学的教科书为底本，把吕先生其他史书相关的内容组合在一起，作为附注，每一章前面有一个总论。这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编选方式来达到一个目的，既包含了历史的基本框架，又能够融合吕先生的各种史学的精华，也打开我们的眼光。希望这样的一个治学研讨两相宜的著作，通过它的基本框架来学习历史，通过吕先生的其他附文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
这样的东西(书)是什么东西呢？我引一段话，你们可以体会一下。吕先生在这本书里面正文部分写了王安石变法，说王安石变法有哪些内容，写完以后我附加了一段也是吕先生在其他地方讲王安石变法的东西。王安石变法在传统的史书里面都是加以批评的，在民国年间又加以表扬。他认为这两个方向都有所偏。那么王安石变法怎么看呢？他说王安石变法要想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也就是说社会上有这样一些问题，他要变法，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变法要有一个要义，也就是要有宗旨。你要变法，要达到一个目的，一定是要(做到)什么，要取得正面的效果，哪怕是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正面也要盖过负面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说要进行改革，改革一定要带来正面效果，你改革不能带来负面效果。改革难免有负面的东西，但是一定正面要过于负面。但是王安石变法不是这样，改革的目的没有达到，引起的弊端却很多。这个弊端有时候，还要盖过了正面的效果，那就不能说是改革成功了。所以王安石变法，这个地方确实是大有问题的。改革的方向是好的，改革带来的弊端也是很多。有时候，弊端会不会超过正面的效果，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深思，对不对？而且他就说了，他说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叫青苗法，青苗法大家知道吧？农民春季要耕种了，要种子，用今天的话说起来要化肥，要劳动力，但是我又没钱，种子我也没有，这时候是农民困难的时候。因此他就设了一个办法，这时候给我贷款，我到秋天有了收获再还你。这个是个好办法，对不对？所以“青苗立法之意颇善”，立法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个方法一经官手就变了，到了官府就变了。什么事情都是老百姓自己做，他知道我要贷款，我有困难。到了官府来经手呢，你不借钱也硬逼着你借钱，因为官府是以此为政绩的，那么就带来问题。青苗法还有一个问题很大。大家知道，后来王安石下台以后，青苗法废除。王安石在南京，他说好多法废除了，好难过，青苗法废除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青苗法我当时在鄞县，就是今天的宁波，是自己实行的，这个方法效果很好，怎么现在还要废除呢？吕先生就说了，王安石在鄞县这个地方富有成效的青苗法把它拿来在全国推行往往不一定有效。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一项措施在一个地方行之有效，在其他的地方未必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你王安石就凭一时的经验，认为鄞县的方法很有效把它用到陕西去，陕西就未必有效。你现在做总理了，你把它推到全国去，其他地方就未必有效。吕先生就认为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想想这个地方的经验教训很深刻。不要说是总理，我们的学校校长也是这样，在一个学校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其他学校未必行之有效。我们的干部如果多读一点历史，这个地方吸取一点经验教训，就会少犯错误。所以我们编书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编到王安石变法的下面，我们读了王安石变法以后再来看吕先生这段文字，就深有体会。所以我建议大家，不是说大家要去买这本书，经常读读这本书，晚上把它放到床头上，有时候读读真是有体会。所以放在这里，把它作为示范给大家看看，所谓常读常新不是一句空话。有些史书你有了新的阅历，你有了新的体会再过来看，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做个示范。
回到今天前面的标题，常读常新的并不是空话，并不是句套话，像吕先生这本书确实是可以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有体会，不断地大家去学习、磨合它，然后就是融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与生活和我们的人生阅历打成一片，这样历史就是活的历史了。
我今天的讲座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