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有一天，丰子恺先生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当编辑的儿子丰元草，急冲冲的来到毕克官的家中。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已变得极为躁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激进的乐曲；游行队伍不时走过，高呼着各种口号；小道消息在街巷里不胫而走。丰元草这次来毕克官家，主要是为了通报一些情况：上海，四人帮的老巢，正在严厉批判丰子恺先生，把他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判对象，所列举的罪行是“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有一桩重要的事，为免受丰子恺受批判的牵连，让毕克官两个孩子赶紧去改名。

　　说到毕克官的两个孩子，名字都是丰先生取的。毕克官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曾写信把这消息告诉他的老师丰子恺，并请老师给起个名字。几天后，丰先生的回信来了，除了祝贺毕克官得一女儿之外，还寄赠了一幅画——《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画上还有题字：“此画为我六月一日儿童节所作。克官来信言是初生女婴，特命名字宛婴。”“宛婴”两字与“豌豆”“樱桃”谐音。后来毕克官又得一子，同样请丰先生取名。丰子恺以自己的姓氏“丰”的谐音“枫”和他的妻子徐力民的“民”字，给取了毕枫民。

　　这时确实有点迫在眉睫了。这一年，单位里已经有人对毕克官指指点点，说他崇拜丰子恺，在讨论毕克官入党的一个会议上，说他“另类”，不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却以丰子恺这样一个佛教居士为师，去看望丰先生还带去了北京的特产蜜饯。结果支部决定暂停表决，还勒令毕克官书面写检查。

　　这时确实相当尴尬：一方面是喧嚣一时的汹涌浊浪，另一方面是自己的老师，正是因为在中学时代偶然看到丰子恺先生的一本画集《民间相》，那巨大磁力吸引毕克官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怎么办？丰先生是那么爱孩子，随便怎么样都不能让孩子受到影响吧？于是赶紧去派出所改名，毕宛婴改为毕万缨，毕枫民改为毕为民。等到形势逐渐平缓，毕克官又把毕万缨的名字改回了毕宛婴，而由于派出所的一些原因，毕为民户口本上的名字未能更改回来。

　　说到取名，丰子恺家的后代的名字，大多数是丰先生给取的。丰先生取名很有特色，他从来不用怪字生僻字冷门字，也不会紧跟形势取“胜利”“抗美”“国庆”“卫星”之类的名字，而是大多与出生的时节有关，如菲君(芳菲之君，4月)、雪君(出生日正逢下雪)、樱时(樱花季节)、眉春(初春)、朝婴(农历二月十二花朝日)、子耘(耕耘时节)等，唯一一次与时事有关的是为外甥取名。那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丰先生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他的嫡亲外甥取名蒋镇东，寓意为镇住肆虐的东洋鬼子。但到了某个非常时期，这就会让人毛骨悚然了。蒋么正好与某人同姓，东么与某伟人多少有点关联，这比起毕宛樱毕枫民来，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最后也是靠改名渡过难关，改了个相对安全又谐音的名字：蒋正东。

　　四人帮肆虐终究不会长远，可惜丰先生没有亲眼看到。对于丰先生的平反，从1969年开始便一拖再拖，直到1975年丰先生去世都没有被“解放”——毕竟是四人帮的根据地，有的人还在耿耿于怀，还在怀念打砸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日子。但毕克官先生等不及了，他写信给上海的文化局副局长沈柔坚先生，催促抓紧办理。

　　直到1978年6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上海市文化局党委终于作出复查结论，撤销原审查结论，为丰子恺平反。毕克官先生在写给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的信上说：“得知丰先生已得市里批准平反，甚是欣慰。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曾写了一信给市文化局副局长沈柔坚同志(与他相识)，专门谈了我对此事的看法，并提了你家姊妹写了悼念文章未予发表的事，谈了我个人认为市里对此事旗帜不鲜明、政策落实不有力的意见。如今批准平反，这就对了。你写的纪念文章，其中一定要提到张春桥做报告大骂丰先生一事。我认为这是直接迫害(而非群众所为)，我之所以认为当平反，原因就在这里。”

　　(本文摘自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一书，由上海市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