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和张乐平在我国漫画界成就卓著，一位被誉为“中国漫画开山鼻祖”，一位被誉为“漫画三毛之父”。他俩都有一个坏习惯：丰子恺总是烟不离嘴，张乐平则是嗜酒如命。尽管年龄相差十余岁，然而，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二十年代，十几岁的张乐平在上海三马路望平街转角处的广告公司当学徒。他常常偷闲到四马路开明书店观看橱窗里丰先生的漫画。那些中国风格的独特漫画，把这个少年深深吸引住了，以致于心中常想：若能见一见仰慕的画家，该多好！1932年，张乐平开始画漫画，并由此始知“漫画”一词就是丰先生从日本翻译到中国的。于是，他愈加想结识丰先生，但仍苦于没有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张乐平为了宣传抗战，与叶浅予等人组成了“抗日漫画宣传队”，辗转苏、浙、赣、湘、鄂、闽、粤、桂等地，沿途以布画形式向民众进行抗战宣传。经过武昌时，经人介绍，张乐平才真正认识了丰子恺。

　　那时，丰先生约四十岁开外，蓄了长长的黑胡须，飘逸洒脱。未隔数日，他俩相约一起到汉口上海书局对面一家绍兴酒店饮酒。丰先生为人风趣，谈笑风生，饮酒不多而笑声不歇。饮了片刻，只见丰先生竟依桌垂头睡着了。原来，丰先生醉矣！

　　这番场景，让张平乐联想起丰子恺《客人持杯劝主人》、《我醉欲眠君且去》等画作——那不正是丰先生的生活写照么！丰先生的许多画，都是平平常常、俯拾可得的生活小景，但到了他的笔下，这些场景居然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此后，他俩又多次在小店相聚，饮酒畅谈。聊天中，丰先生的渊博学识使张乐平受益匪浅。

　　丰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漫画家，而且是位出色的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诗人。二人在武汉相识后不久，张乐平就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带从事抗战漫画宣传工作，此一别，直到解放后，两人才重新见面。一次，得知丰先生患病在家，张乐平前去探望，看到他正抱病学俄文，使他大为感动。此时，丰先生年过半百，已掌握了日、英、法、德四种外语，还要从头学习俄文，可知其学识博大精深是来之不易的。

　　张乐平颇为敬佩丰子恺，一直视丰先生为前辈和领导。他多次与人谈到和丰先生交往的旧事，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丰冠张戴”的笑话：

　　文革时期，因丰子恺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张乐平是副主席，丰子恺挨斗，沈和张总要轮流去“陪斗”。坐“喷气式”、挂牌，几个人是一样的“待遇”。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他们又被揪斗，因造反派不认识谁是丰子恺、谁是张乐平，所以，张乐平一到会场，就被挂上了一块“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牌子，被造反派推出去批斗。张乐平好生奇怪：往常批斗大会，总是丰先生主角，自己当配角，而这一次，自己竟成了“千夫所指”。低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丰冠张戴”了。

　　挨斗半天后，张乐平与丰子恺走出批斗会场，张乐平捶着发酸的腰，左右一看没有人，便苦笑道：“唉，唉！这些造反派真是，要批斗我们，也弄不清楚谁是丰子恺、谁是张乐平，竟然‘丰冠张戴’！”丰子恺连忙双手合十，对着张乐平连声说：“罪过，罪过！他们挂错了硬纸牌，害得你替我受过。”张乐平连连摇手：“快别说了，我们快走。要是让造反派知道挂错了牌，斗错了人，再拖回去重新批斗，我们这半天的苦，岂不是白吃了！”于是，两人匆匆忙忙离开会场，还不时回头张望，生怕造反派追过来，直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丰老问张乐平挨批的感觉如何，张乐平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张乐平问丰老的感觉怎样？丰老笑着说：“处之泰然。”事后，张乐平对身边的人说：“丰老年纪比我大，我代他受过，也好让他少吃些苦头。”有一次，张乐平突然看到丰先生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红卫兵强行剪掉了，张乐平甚为气愤，丰先生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让我年轻了。”

　　1975年9月，张乐平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华山医院。一个好心的医生偷偷告诉他，丰老先生也住在这里，患的是晚期肺癌，但红卫兵不让他住病房，只许他躺在嘈杂的观察室里。张乐平急忙来到观察室，探望了重病中的丰子恺。他满眼噙着泪水，拉着丰老无力的手，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过了两天，张乐平从医院回家，还是不放心，得知徐昌酩要去看丰老，张乐平无限伤感地对徐昌酩说：“你也替我问候问候丰老吧……”

　　没过多久，丰子恺就走了。医院那一次，是张乐平和丰老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