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桐乡市按照中央、省委和嘉兴市委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部署和要求,围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通过推进“德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自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三治”建设,进一步建立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进一步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
同时,因为“三治”建设作为引领社会管理的重要理念和核心内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既相辅相成、相互依托、密不可分,又各具自身特点和要求。为此,我市积极探索德治、法治、自治的融合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促进社会管理方式由防范控制向服务与管理并重、有序与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转变,使社会服务更完善、社会关系更协调、社会秩序更规范、社会风尚更文明、社会大局更稳定,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这方面,高桥镇作为桐乡“三治”建设的试点镇,依托前三年“大文化”建设的成果,探索社会管理创新,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高桥模式”,并取得初步成效。
“三治”建设的“高桥模式”
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先后开通,近年来,高桥镇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人流、新物流、新思潮的涌入,导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桥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抓好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高桥镇党委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用德治、法治、自治的理念,以“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为抓手,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提升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百姓参政团议事会
“百姓参政团”,大事一起干
在党委领导的前提下,高桥镇在镇级层面成立了“百姓参政团”,让利益相关的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让百姓在了解目的和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的同时,共同推进重大事项的实施,加快经济发展、百姓致富。
高桥镇“百姓参政团”成员由12名全镇甄选出的固定成员和10至20名直接利益相关村村民代表的非固定成员,以及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团队组成。
“百姓参政团”组建以来,在高桥新区高层安置房、三村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桐斜线道路大修等工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在桐斜线改造工程议事会中,沿线个别店主代表要求提高拆迁补偿,提出店面安置、养老保险等突破全市道路改建征迁政策的诉求,现场的其他村民代表一致认为,道路改造后受益的是高桥南部所有群众,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私利破坏公平,拆迁应严格按照现有政策执行。议事现场成为统一政策思想的阵地,参政团成员强烈建议早做宣传,早做工作,早日动工。
在三村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议事会上,在听取镇分管领导有关外地购买土地指标与本地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比较以及安置政策后,参政团成员特别是与会的三村村村民代表纷纷表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是政府下定决心为本地老百姓谋发展和福利的一件大好事,特别是一些本身有搬迁安置意愿的百姓,强烈要求开展本地土地综合整治,有意一起动员其他百姓尽快参与项目协议签定,多享政策中的额外奖励。
因为高桥新区范围内面临的征迁任务面广量大,百姓安置需求不一。在参政团代表的建议下,南日新社区新城花园首次尝试高层公寓安置模式,总规划用地面积259亩,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可安置拆迁户数达905户。在方案出台前,就户型设计、面积等方面充分征求安置农户意见,使方案更加符合群众需求。目前,一期286套小高层已全部交付使用,新启动860套已全部落实安置意向。
“道德评判团”,好坏有人判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村规民约,形成百姓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高桥镇将在村级层面建立起一支“道德评判团”,以高桥镇越丰村为试点,强化道德约束力,以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
“道德评判团”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协调人,由10至15名各村模范代表组成,在村公开栏亮明身份,村委会合理运用“道德评判团”提交的重大事项评议结果。
在高桥镇越丰村举办的村级“四好家庭”、“五有市民”评选活动中,该村“道德评判团”对候选人进行了讨论、公示、认定,从而树立群众身边看得见、够得着、学得了的先进典型。同时,开展群众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礼堂、道德讲堂、文化茶馆、文化示范户、村级广场排舞、太极拳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让村民自觉践行模范精神,弘扬社会正气。
整洁优美的公共环境、和谐有序的公共秩序需要每一位村民去维护。在村里设置曝光台,不仅对村民赌博、乱扔垃圾、破坏公物、占用公共场所等行为进行曝光,就连不敬不孝等不文明行为也在曝光范围。如针对越丰新村点中一些居民破坏绿化带种植南瓜、丝瓜等瓜果蔬菜,占用公共通道堆放柴草、摆放露天水缸等现象,越丰村“道德评判团”通过议事、发放倡议书、上门说服、公开曝光,形成约束,逐步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效果明显。
都说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道德评判团”针对涉及本村村民切身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重大事项进行监督评议,反馈村民意见建议,表达村民呼声,代表村民进行评议,参与化解引起纠纷的事项,如调解村民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协助调处有违道德的行为人和事,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群众相互监督、自我管理。
红色义工服务队在高铁桐乡站为旅客“送清凉”
专业技术服务队为村民测血压
“百事服务团”,事事有人管
为使辖区内的村民能够及时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服务,高桥镇还建立了村级“百事服务团”,将村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队伍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红色义工服务队、专业技术服务队的力量进行整合,组建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百事服务团”在村委会设立了工作室,由村委会安排工作人员负责协调联络,开通并公布24小时服务热线。志愿服务一般不收取费用,专业技术服务实行低成本收费。志愿服务队以定期集中开展活动为主,也可根据群众需求,以个性化方式提供服务。
这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不仅倡导志愿服务,组织招募村级志愿者服务队,还针对村民需求引入社会力量提供优质有偿服务。并整合人员,村委会安排协调人,将村干部、住夜干部、驻村干部、道德评判团成员、农村工作指导员、基层党员、基干民兵、平安志愿者、民情信息员、“老娘舅”等纳入服务团队。
服务团还设置了一个24小时值班服务电话,对百姓的各种服务需求做到即时回应。印制含有服务内容、服务电话、网格管理人员的工作卡片发到每户家庭、每个店铺。同时在各村(社区)、网格、村民小组设置公示牌,便于群众向服务协调人寻求帮助。并统一制作工作证,要求每个服务团成员在开展入户走访服务等活动时亮牌上岗。
同时,村级协调人根据平时走访过程中收集到的群众需求,安排集中志愿服务。对于收费服务,则严格把关服务质量与收费标准,要求以低成本提供为主。今年以来,越丰村“百事服务团”在志愿服务方面开展各类活动20余次,在便民服务方面帮助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80余次,受到百姓欢迎。
记者从市委政法委了解到,下阶段,我市将总结推广高桥镇“三治”建设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稳步发展。在加大对社会管理“三治”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放宽门槛、强化政策扶持等举措,支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并加强社会管理“三治”建设宣传,多渠道多形式集中民智、民意、民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推进、成果共享的良好局面。
重在基层 贵在创新
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入口”。基层稳则全局稳,基层安则全局安。而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为社会管理不断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当前,我市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问题和矛盾不可避免,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尽可能地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就成为党委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成了衡量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因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为此,我市在建立“大调解”体系、开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等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实践探索。
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我市提出了要全面推进“四型”社会、“四好”家庭和“五有”市民建设,以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形象。而“德治”建设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通过提升公民道德,推进家庭建设,发挥社会作用,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为经济建设、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社会管理离不开“法”。而“法治”建设的目的,正在于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正如高桥镇构筑的“百姓参政团”等群众参与平台,赋予百姓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强化法治保障。并以法治的方式管理社会事务,最大可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此来提高广大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通过“德治”、“法治”建设,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自治”,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高桥通过建立“百事服务团”,搭建服务平台,让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公共服务范围之外的服务项目,真正做到了利用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身优势和工作网络,填补基层管理与服务中的缺位与空白。
都说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只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幸福指数,才能够不断激发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管高桥镇对于“德治、法治、自治”这一重大命题的探索,才刚刚起步,但社会管理“三治”建设这一命题本身的提出和初步实践,已经显示出巨大潜力,给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带来了全新视野、广阔空间和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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