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老画家丰子恺先生的义子，在桐乡一带俗称“寄拜儿子”。1975年清明节过后，丰子恺重游故里，来到石门南深浜胞妹雪雪家中小住。我父亲便带我去看望老画家。听说当时天天有人前去拜访，恰好那天上午只有我们父子俩。

　　我们来到南深浜一农家小屋里，只见丰先生身穿浅灰色中山装，身旁是他的临时卧榻，上挂一顶水乡常见的黛青色夏布蚊帐。一张朱漆的写字台放在窗口，桌上放着一本彩印的《丰子恺画集》。床对面的墙上贴着他亲笔书写的唐代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后面还有题跋:“离乡近四十年，乍归来，亲友凋零，儿童长大，屋舍全新，园林畅茂，恍如渔人之入桃源仙境，亦惊亦喜，既欣且慨也。”此时，我发现老人一双睿智有神的眼睛正朝我看着，年幼的我就忍不住傻乎乎地问：“子恺爷爷，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呢？”

　　老人笑着答道：“我住在上海市陕西南路39弄93号。”说完怕我日后记不清，老人又风趣地说：“39弄93号，听上去复杂，其实不难记，只要记住‘39’，然后把‘3’和‘9’对调就成了‘93’，弄号小，门牌号大，两个号码都是一个两位数。”经老人这么一说，还真让我把他的住址牢牢记住了，直到３５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忘记。

　　当天中午，子恺爷爷陪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我们在灶间稍留片刻，喝了几口热茶，便起身告辞。父亲呐呐地说：“拜爷，您留步吧！”长髯飘洒的丰子恺爷爷倚门目送我们父子俩返回。

　　听父亲说，他年幼时常去丰家作客，直至抗战爆发，老画家还想把他也带出去，只因我祖母一时放心不下而未让父亲去成。我的祖父、父亲和丰爷爷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在我小时候就时常听父亲讲起丰爷爷。

　　新中国成立后，丰先生任上海国画院院长，父亲经常说想带我去拜访丰爷爷。其实，父亲连写封信也惟恐打扰他，怎么会贸然去一趟上海呢？ “文革”期间，老人在上海遭受的境遇几度传到石门故乡。父亲总是东奔西走打听着老人的境况。我每次听到父亲提起“拜爷”时，一向开朗、坚强的父亲心情就显得十分沉重。有一天，父亲在他每天工作的煎药间废纸堆里发现一本1960年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刊有丰子恺老人的照片，他便马上剪下来，并将照片镶嵌在一只果绿色的铁皮镜框内。父亲的这一举动也足以说明对老人的思念之情。

　　那次南深浜一别，父亲嘱我写封信问候丰爷爷。一周后，我便收到老人的回信，信中写道：“骏成，我因病不能作画，你要照片，送你一张。子恺，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是一张三寸大小的肖像照片，照片下面有丰爷爷的亲笔签字：“送给骏成，子恺，时年七十七。”旁边还盖了枚篆书印章。可我哪里知道，这封上面印有牵牛花图案的的普通来信，竟然成了丰爷爷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父子俩的遗物。

　　我的父亲不善言辞，虔诚厚笃，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想带我去上海看望丰爷爷，只奈家道贫寒，我和父亲、祖母相依为命，故上海之行一直未能如愿。在丰爷爷去世６年后，我的父亲也离世了。父亲一生清贫，没有离开过石门湾，他走时，没有留下特别珍贵的财富，只给我们留下了那张从画报上剪下的，嵌入铁皮镜框的丰爷爷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