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沉浮。1949年5月的一天，桐乡打开城门迎进了解放军，揭开了桐乡历史的新篇章，桐乡老百姓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解放让他告别了“睁眼瞎”

       主人公：倪学相 

       出生年代：1933年

       在河山镇王家弄村村委会，记者见到了正在看报的倪学相老人。老人风趣地说：“你别看我现在戴着老花镜看看报纸，像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我可是个‘睁眼瞎’。”

　　倪学相家世代都是农民。解放前，家里只有2亩多田，父亲又向地主租了2亩。即使这样，父亲还要给地主家做长工，自家的活只能留在晚上干，有的时候，就喊上倪学相去给他作伴。

　　战乱年代，倪学相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难。当时村里有个私塾，倪学相很想去读书，可是家里养了两只羊，父亲又租来了3只羊，养羊的任务就落在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倪学相身上。跑进了私塾的倪学相，还是被父亲拉了回来。

　　为了给家里换些粮食，倪学相的父亲只好将自己“卖”给地主，前后做了18年长工。但家里还常常揭不开锅，只好向地主借“阎罗米”，借一担还两担，家里越拖越穷。“有一次，来了个讨债的，家里仅剩的5斗蚕豆也被强行拿去了。父亲回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想不开的父亲在半夜里偷偷上吊自尽，幸亏倪学相及时发现，才算救了下来……但是，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依然延续着。

　　除了吃的，住的也是破败不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间屋，西面一堵墙已经全部坍塌了，也没钱修补，就用竹帘来挡一下。“人家游含山，我们住在家里就可以望到含山。”一到下雨天，更是到处漏水。

　　终于盼来了解放，工作人员来发动，做思想工作，贫苦农民这才意识到自己翻身作主时候到了。年仅16岁的倪学相参加了村里的民兵连。土改后，家里还分到了土地，父亲再也不需要去给人家当长工了。

　　最让倪学相高兴的是，解放让他告别了“睁眼瞎”。工作人员到村里办起了识字班，鼓励农民来上课。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倪学相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每天早早去等待上课。“别提有多认真了，就像一名小学生，回家后躺在床上还要捧着书看，碰到不认识的字，第二天就去问老师。”

　　在参加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后，1953年，倪学相进入当时的花埠村村委会工作，195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起，倪学相成为花埠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且，还作为先进到省里去参加会议。1960年，倪学相与自己的老伴认识后，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告别了旧式婚姻。

　　对于现在的晚年生活，倪学相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３个子女已各自成家，条件都还可以，儿子还在长兴办起了砖瓦厂。当年是破屋到处漏雨，现在，二层的小楼非常宽敞，家里各种家用电器更是一应俱全，77岁的他还开上了电动自行车。

　　倪学相说，虽然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委会工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农民——种田、养蚕。因此，他这一生的改变，也是普通农民生活改变的一个缩影。

　　解放成就了她的姻缘

　　主人公：徐秀芬

　　出生年代：1937年

　　解放前，徐秀芬家里也非常拮据。父亲在酱油店当伙计，要养活家中四五口人。旧社会“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严重，弟弟背着书包读书去了，作为长女的徐秀芬却没有书读。好在，天资聪颖的她凭着自己的实力，在学校招考时争取到了一个免费入学的机会，从而得以进入小学读书。

　　虽然生活艰苦，但只要有书读，她就很满足了。“那个时候，我也是‘勤工俭学’，半夜起来到隔壁的豆腐店帮忙，为家中换点米钱。”

　　桐乡解放的那天，徐秀芬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一样。放学回家时，奶奶告诉她：“今天家里来过解放军了。”“解放军？”徐秀芬觉得既新奇又神秘。

　　1956年，她下乡到当时的亭子桥中心社做会计。其间，经街道主任牵线搭桥，她与桐乡解放时第一个冲进城的战士——王积明结了婚。

　　说起徐秀芬和王积明的姻缘，还有那么点传奇色彩。原来，就在桐乡解放的那一天，王积明曾跨进过徐秀芬的家门，向她家借锅灶煮早饭吃。而那时，徐秀芬正好上学去了。因此，当相亲时街道主任带王积明走进徐家时，看着那老屋中的陈设，熟悉的两眼灶，王积明不免惊奇起来：“这不是我第一次借锅灶烧饭的地方么？”

　　回忆当年，徐秀芬笑说，与王积明相识时她才20岁，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本不想过早结婚，但看看王积明革命那么多年，已老大不小了，心中不忍，心一软就同意了。也没举行什么仪式，总共只花了5元钱，买了点烟、糖、茶叶。“在老王的单位办了个茶话会，就算完婚了。”

　　俗话说，夫唱妇随。婚后第二年，王积明就主动到嘉兴军分区报名，加入了支援边疆建设的行列。瘦小的徐秀芬也跟着他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省佳木斯一农场。后来又调到了齐齐哈尔军马场。北大荒的吃住都很艰苦，对于在南方长大的徐秀芬来说一时难以适应，但她咬牙坚持了下来。1963年，也就是他们调到齐齐哈尔军马场的第四个年头，王积明又调往更寒冷的中苏边境，此时第二个儿子已出生，而大儿子出生后没人照顾，寄养在他人家里，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为了孩子，也为了照顾父母双亲和自幼患病的弟弟，徐秀芬就带着儿子回到了桐乡，从此夫妻天南地北生活了整整10年。

　　这10年中，瘦小的徐秀芬既要挑起家庭重担，又要忙于工作。但是，有了北大荒的锤炼，徐秀芬克服种种困难撑起了这个家。直到1973年王积明回到桐乡，她才终于松了口气。

　　从小学徒到新闻工作者

　　主人公：朱显文

　　出生年代：1934年

　　对出生于旧社会的人来说，忆及过往，印象最深就是生活的种种艰辛，朱显文也不例外。家中兄弟姐妹5人，全靠做小职员的父亲的微薄收入养家，能糊口已是不易。

　　1947年，朱显文高小毕业，如愿考上了初中，可是学费却成了他求学路上的“拦路虎”。“记得当时的学费好像是两担米，可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拿得出来？”无奈的父母亲劝他放弃学业。朱显文不甘心，自己跑去和学校方面商量，能不能将学费分期付，但学校不同意，他只能含泪告别了学校。

　　父母托人将朱显文介绍到梧桐镇东门外的沈福泰粮食杂货店当学徒，拜老板沈福生做先生。“拜先生的仪式很郑重，按规矩要穿长衫，可家里的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为此，母亲特意给我借来了一件长衫。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小学徒生涯。”

　　当时，店里已有两个师兄、两个伙计，朱显文去得晚，论资排辈，什么活都要他干。早上第一个起来搞卫生，打扫店堂、街路，开店板。除了日常买卖，一天到晚别的事也忙个不停，做到晚上十一二时是家常便饭。

　　收成时，老板带着伙计到乡下去收粮。收来的粮食，全部要朱显文扛到仓库里。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朱显文却要扛起100多斤重的粮食，举步维艰。正是这样的劳作，使得他的脊椎受损，此后的几十年里，凡遇天气变脸，就要酸痛。

　　“做学徒要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矩，因此总是战战兢兢，惟恐做错什么事情，要被老板呵斥。”比如吃饭，学徒先要给老板盛饭，自己最后一个入座，但必须第一个吃好。虽然处处谨慎，但总有失误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他到河埠头去洗一个灭蝇的玻璃瓶，一不小心摔碎了。“被老板知道了肯定得挨骂，怎么办？”吓得不敢回去，只能站在河边哭。隔壁邻居得知情况后，将他送了回来。老板当着邻居面表示没关系，等邻居一走，就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受压迫的生活持续到解放。“当时，解放军南下工作队有一位姓孙的女干部，组织工会，让我们这些学徒参加，给我们开会，讲翻身的道理，鼓励我们站出来和资本家作斗争。这让我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临了。” 此时，年轻的朱显文充满了激情，积极要求上进。因为表现出色，1952年6月份，组织上抽调他到杭州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了3个月，回来后正式参加工作，在濮院、乌镇、屠甸等地从事工会工作。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回到总工会，之后又调到文教系统。

　　1969年11月，桐乡建立县委报道组后，朱显文被调过去，主要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此后，他就一直在新闻战线上工作，直至退休。1993年3月，他当选为嘉兴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在近30年的新闻报道中，朱显文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桐乡大地翻天覆地的变革。

　　谈及现在的生活，朱显文分外满足。“我那时想上个初中都没钱，现在我的外孙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虽然退休了，但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依然未变。他仍经常关心时事，读书看报是每日的保留节目。他还学会了用电脑，在电脑上炒股，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