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60年特稿：陈家这60年

　　陈祖根五六岁那年，有天日本鬼子在全村搜罗小孩来练靶，父亲闻讯后抱起他逃到野地躲在坟堆里。

 上世纪70年代末，陈家用茅草和毛竹盖了几间草坯平房。

 　　从小时吃树皮度日、衣不蔽体到现在住高楼大厦、开厂经商，60年来的巨变让陈祖根一家人感慨万千。而他家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生活６０年变化的缩影。现在，我们过着安定、和谐的幸福生活，应该倍加珍惜和维护。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崇福镇民利村陈祖根家，是一户四世同堂有着8口人的大家庭。今年76岁的陈祖根老人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现在晚年过着幸福的生活，60年来的巨大变化犹如“沧海桑田”，令他感慨万千。

　　陈祖根小时吃树皮度日，在坟地里躲过日本鬼子的搜罗
　　
　　陈祖根说，母亲在他8个月大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当时母亲只有21岁。若干年后，父亲再婚，和继母又生了一个儿子。可以说，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内战……连年的战火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老人回忆道，他五六岁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那天是大年初六，天下着大雪，日本鬼子进村了，竟然在全村搜罗小孩来练靶。父亲闻讯后连忙抱起他从后门逃到了离家很远的野坟去，躲在坟堆里久久不敢出来，等鬼子走了，父亲才小心地把他抱回家。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老人常常提到的两个字是“穷、苦”。“那时根本没吃的，只能去剥树皮，刨树根，挖水草根，只要是能吃的，并且能填饱肚子的，什么都吃，像芋艿、蚕豆之类的就相当于现在的鸡汤米饭了，那时很少吃到这样的东西。至于穿，就更不用说了，衣服都穿烂了。”老人说，村上有些比他家更穷的人家，由于孩子没衣服穿，在别人家“敲棺材”的时候，母亲就带着孩子在旁边守着，向那家人讨一点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和棉絮。据老人介绍，那时候，不管是河里还是田里、水沟里，鱼、虾、黄鳝之类的水产品是很多的，随便去抓个一下午，几十斤肯定少不了的。“既然那时没有其他东西吃，为什么不去抓这些到处都有的水产品来吃呢？”面对记者的疑惑，老人回答说，煮这些东西要油盐酱酒等做调料，在那个年代，穷苦百姓根本就买不起，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所以人们没有形成吃这些东西的习惯。

　　陈祖根小时候上过学，上的是政府办的“洋学”，收费不高，但读完第三册书（相当于现在的二年级上册）后就辍学在家务农了，原因就是家里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供他上学了，那年他正好12岁。12岁的小孩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总得干点什么吧。干不了重活，于是他就在从地主家租来的那几亩地里帮助锄锄草，有时也给家中喂养的那几只羊割点草。没有东西吃，又得干活，而且早出晚归，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陈祖根常常因饥饿而头晕目眩、口吐酸水。“出现饿昏情况的不止我一个，那时大人小孩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吃饭不固定，有就吃，没有就只能忍着继续干活，哪来一天三顿饭。”老人对小时候的生活感到很无奈。

　　当时，陈祖根家里有4亩水田，是从地主人家租来的。种上水稻后，每亩田的收成要交给地主6斗（1斗相当于15斤，6斗即90斤）大米，一年总共要交24斗（360斤）大米。碰到心地善良的地主，会考虑承租人的实际情况，同意让你少交点，但不管交多少，交的量对于当时的收成来说都是不小的数目。那时，没有化肥，要管好水稻惟一的办法就是拔一些草踩入水田中，腐烂后化作肥料用；没有农药，遇到旱涝灾害、虫灾，有时会颗粒无收，可以说完全是靠天吃饭。

　　妻子嫁进来时，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茅草屋里

　　1949年5月4日，桐乡解放了！那年，陈祖根才16岁。桐乡一解放，马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把那些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当年，他家有4口人，共分到6亩4分土地，自耕自种，开始有收成有饭吃了。

　　上世纪50年代初，陈祖根与妻子戚永仙成亲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生活很艰苦。那段时间，农村出现了合作互助组，可简单地理解为“你帮我一工，我帮你一工”。在农忙时节，若谁家忙不过来，就让有空的人来帮忙，大家在互帮互助中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陈祖根妻子戚永仙回忆说，虽然那时基本能吃饱肚子，但仍旧是穷，没有钱买衣服，也没地方出售衣服。为了给家人添置衣物，每当村上有妇女拿棉花纺纱时，她就去拣一些废料回来做成土布衣服，或做棉袄的填充物。由于质量不好，衣服很快就磨破了，特别是在干农活时，汗经常会湿透衣服，刚做好的衣服没穿多久就糜烂了，一年下来一身衣服全是补丁，有时甚至补丁磨破了会再补一层。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本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没想到到大跃进那几年，生活质量开始倒退了。戚永仙叹口气说，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开始放“卫星”报高产，他们所在的村也没有例外。那时候，要种“万斤田”，于是有村民把7亩水稻秧苗种在了1亩水田里，因为种得太密，结果全死了。好在像这样的“试验田”，在他们村里还是比较少的，现在想想当时的人真是愚昧无知，明知那样做是很不科学的，但谁都不敢多说一句。为了改变水稻种植上的不科学方法，当时的公社开始推行“小株密植”（当时一种比较科学的种水稻方法），株与株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2根或3根秧苗为一株，这个应该还算比较科学的。戚永仙说，提到大跃进更要说起大炼钢，那时，为了炼钢支援国家，村里也造起了小高炉，没有铁来炼，穷苦老百姓只得将家里的铁锄和铁锅贡献出去。由于温度不够，结果炼出来的全是废铁，最后连工人都跑光了。

　　在那个时期，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国家建设，每个村都要向国家交纳粮食，交得越多就越先进越积极，弄得村村都要争先进。戚永仙说，当时她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但她仍硬着头皮说还有粮食。当村干部带了人来她家里搜粮食时，她和丈夫只得抱着孩子逃难了。“那时，我和丈夫只能带着3岁的儿子，摇船到杭州去，在那里的小饭店里买些吃的，钱用完后还得回来挨饿。”老人讲到此处时有些伤心。

　　上世纪70年代末陈家的生活开始好起来，盖起了几间草坯平房
　　
　　1966年，中国爆发“文革”。那年，陈祖根33岁，儿子陈福泉也10岁了。陈福泉回忆说，那时的村民都是在生产队里靠挣工分来养家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劳作一天最多能拿10个工分，约合人民币3角7分，扣除一天的口粮后就所剩无几了。陈福泉说，当时由于自己和两个妹妹年纪都还很小，出去干活的人只有父母亲，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一年下来反而会欠生产队里钱。“我家分到的粮食（稻谷）一年325公斤，但是每年年底总会严重透支。”陈福泉苦笑着说，“我家属于贫下中农一类，‘成分’好，但遇到生大病就发愁了。没有钱，只能找生产队干部打欠条借钱，虽然打了欠条，但还是还不出，因为根本没钱可还。”

　　陈福泉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物资都得凭票供应，一年顶多能添置两件新衣服。那时买肉也是要凭票的，绝对没有挑肥拣瘦的份儿，更不要说排拥挤不堪的长队了。过年是他们几个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过年前父母亲总会给他们添置一些新衣服，新年里还有肉可以吃。他说，用来请客的鱼肉只有小孩子可以吃几块，大人根本不敢碰的，一般这些鱼肉要放过整个新年，到请客结束后家人再把这些快要变质的鱼肉当宝一样吃掉。

　　上世纪70年代末，陈家用茅草和毛竹盖起了几间草坯平房，生活开始好起来了。陈福泉说，大概在１９83年、１９84年的时候，桐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他家共分到5亩土地，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也有农药和化肥了，都是国家分配的，很多村民以前没见过那东西，不知道如何使用，为此公社专门派了农技人员到村里指导，还发了一些图纸。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陈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进入上世纪８０年代，陈福泉也有20多岁了，受父亲的影响，他在吃苦耐劳上一点也不逊色，很能干体力活，于是陈福泉很快就在崇福一家装卸公司找到了一份令村里人十分羡慕的职业——搬运工人。陈福泉妻子沈建仙说，这份工作干的就是体力活，100公斤的大米扛起来就得走，不能休息，即使这样，很少人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大部分村民只能在家务农，靠田地里的收成养家糊口。沈建仙说，当时老公的工资每月有60元。那时，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才30多元钱一个月。

　　说到谈恋爱时的情景，沈建仙有些不好意思。“也没什么特别的，有时间就去看看电影，3分钱一张票，很便宜，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舍得买或是买不起，得翻墙进去看，老公那时算是比较有钱的，几十元钱的月工资呢。”沈建仙不无骄傲地说，那时谈对象去看电影，就像现在的出国游一样，属于奢侈消费。

　　沈建仙嫁给陈福泉没几年后，他们就开始造新房了。造房子那年陈福泉已经工作了6年多时间了，手头有一些积蓄，但也只够买建房材料，要支付其他费用还是不太够，为此小夫妻俩专门把自己家种的甘蔗拿到上海去卖（这时的政策已经允许村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植一些经济作物）。没过多久，一幢两层小楼在老房基上建了起来，他家成了村子里最早建楼房的农户之一。据沈建仙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她的老公陈福泉一直在装卸公司工作，工资从刚进公司时的每月60元涨到了1800多元，1997年他俩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建房，这次建造的是两间四层高楼，他家再一次成了村里能造四层高楼的富裕人家之一。

　　1999年，由于干不了重活，陈福泉毅然辞掉了装卸公司的高薪工作，回到家里办起了小厂。“做生意可不是儿戏，搞得好大赚，搞得不好几十年的积蓄在一年内亏掉。”沈建仙对丈夫的这个决定表面上挺支持，但也是很担心的。老公以前没有经商过，她建议先购进4台小布机，试试再说。经营了几年之后，令沈建仙和家人都感到欣慰的是，由于诚信经营，他家的生意一直都不错，赚了不少钱。

　　2005年上半年，在家人的支持下陈福泉又投入10余万元在家后面造了一个厂房，购进了4台剑杆织机生产装饰布，2008年的利润达到了13万元，估计今年的利润能达到14余万元。去年开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但金融危机对他的生意似乎没有多大影响，陈福泉笑着说，这得益于国家稳定和经济繁荣。

 
　　现在，陈祖根和老伴已经在家安享晚年，陈福泉和妻子进行着人生的第二次创业，陈福泉的大女儿和女婿在外地开门市部，小女儿读大学，一家人生活在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