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重建箭在弦上。 

       本报记者获悉，目前由城乡与住房建设率领的灾后重建调查小组，已经在震区进行紧张调研。调查小组来自同济大学、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九大规划设计院的规划专家。 

       “除了规划建设新房外，我们这些也在测定哪些房子可以住，哪些房子不可以住。”正在调查前线的同济大学长江学者吕西林教授，5月21日向本报记者表示。 

       国务院设立的700亿灾后重建基金或许能解决灾后重建的燃眉之急。 

       700亿巨额灾后资金如何分配和使用的呢？ 

       本报记者获悉，在震后重建资金方面，财政部目前的大体设想是，“要符合灾后重建的规划的具体项目上”，比如民房、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医院，涉及很多部门。 

       “700亿的灾后基金涉及很多部门。”财政部预算司某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资金是由财政部来安排，具体实施是交给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 

       700个亿投向 

       一份对以往灾后资金去向的调查显示，民航设施、教育、水稻、玉米(1902,-8.00,-0.42%,吧)等农作物补种和农业补贴也是灾后基金的一个重要流向。 

       “部分灾区正在进行第一阶段规划，其中主要的一项是临时安置点的规划。进入6月份，估计就要启动灾后重建规划。”一位正在成都进行调研的建设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里面需要花费一些钱，但更多钱是花费在建设永久住房上。” 

       本报记者获悉，目前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已经率先制定和印发了《“5·12”地震灾后过渡安置房规划导则》。根据这个规划导则，这些过渡安置房的使用寿命为1-3年，1-3年后可拆除过渡安置房，依据规划修建永久性住房。 

       “建设这些房子都要花钱，这里面很容易出问题，我们希望这些灾后基金能用在刀刃上。”一位工程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 

       灾后重建迫在眉睫，首先是重建资金的到位。一位财政专家向本报记者估计，整个灾后重建所需资金可能在2000到3000亿元。 

       根据5月21日国务院研究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和经济工作常务会议的精神和安排，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 

       “根据‘经验’预测，今年投资的700亿重建基金主要用于过渡安置房重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疾病治疗等领域。”前述财政专家表示。 

       除了灾后重建基金外，5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还指出，要“中央财政安排250亿元，加大对抗震救灾的资金投入。” 

       2008年灾后重建资金显然不止上述资金。5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要“举全国之力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 

       目前重建资金渠道，主要包括个人捐款、企业捐款、国外捐款、地方财政配套以及政府节约开支省下的资金等措施。 

       政府节约开支也是一大重建资金来源。这其中以“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的资金最为可观。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5%的公用经费预算的减少，主要是通过在全国开展支援灾区全民节约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压缩出国团组和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等方式筹集。 

       “灾后重建资金估计还是会以专项基金的方式，按部门和地方层层下发。”前述财政专家人士表示。

       明白账、放心账 

       “谁来监督管理资金，目前可能主要还是各个部门职能来监管。”前述财政部预算司人士表示。 

       对灾后巨额重建资金的使用，需要一本明白账和放心账。 

       2003年7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境内发生里氏6.2级地震，造成50多万人受灾。中央财政下拨了1.2亿元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但国家审计署在随后的灾后重建资金使用预算上，即发现，其中有5174万元滞留在大姚县级财政，有4111万元救灾资金被挪用，用于平衡预算、兴建楼堂馆所及招待费开支等。 

       前车之覆。“灾后一些部门和地方，很可能会挪用重建资金用于面子工程，建豪华的政府大楼等等，需要监督。”前述财政专家表示。 

       本报记者获悉，目前《社会救助法》和《慈善法》已列入人大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上述法律草稿中，已明确指出要支持公募性和非公募性救灾基金会的设立与发展。 

       制度的落实还需要时间检验。除了社会捐助资金需要规范使用外，来自各级政府的层层下拨的财政重建资金是监管大头。 

       5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重点要制定和执行筹集、分配、拨付、发放、使用等管理办法；建立救灾款物信息披露制度。 

       “关键是执行过程中细节规定不是那么详细，现实操作中很容易有漏洞可以钻，而审计等力量往往是事后发挥作用。”前述财政专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