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发展、安全与人权”。来自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40多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具有较高声望的人权专家、知名人士与会。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述评：“西藏人权问题”就是“西藏独立”的变种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６０周年，达赖集团却在不久前炮制了拉萨“３·１４”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这一事件及此后西方一些人发表的“西藏人权出了问题”的言论，也引起了国内外人权专家的广泛关注。 

       正在此间出席首届“北京人权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说，联系达赖集团一贯的所作所为，我们对“３·1４”事件的发生和此后来自西方的指责并不会感到奇怪。长期以来，“人权”只是被他们利用的一件工具而已。 

       喜饶尼玛指出，西方一些人一方面竭力美化达赖的形象，赞赏他的“非暴力”主张，另一方面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与达赖方面谈判，恢复“西藏人权”。此外，他们还向本国政府施压，要把“西藏人权问题”纳入其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 

       “西方反华势力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感兴趣，绝非出于道义或对广大藏族人民的同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强权和霸权。”喜饶尼玛说，西方提出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实际上就是“西藏独立”的变种。回顾历史，一些国家曾极力推行侵略政策，挑唆、支持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大肆叫嚷“西藏独立”。即使在中国国力衰微之际，他们的图谋也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反华势力逐渐意识到，企图以武力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更难得逞。于是，他们便改变手法，抛出“西藏人权问题”，自以为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然而，翻开历史不难发现：旧西藏才是没有人权的黑暗时代。在政教合一、僧侣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仅占西藏人口５％的三大领主拥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和大部分牲畜，而其余９５％的农奴则一无所有。从《西藏历史档案公文汇编》中保存的旧西藏契约中可以看到，旧西藏的农奴不是作为人存在，而是被等同于物，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喜饶尼玛的祖辈都经历过旧西藏的黑暗时代。他说，在旧西藏，广大农奴主和奴隶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没有平等性而言。旧西藏的地方法典不仅按等级规定命价，而且按等级定罪量刑。对农奴和下等人的犯上行为，法律的惩罚格外严格，而对于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为，法律又另当别论。 

       “旧西藏的普通民众很难真正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他说，“一些农奴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送子女入寺为僧尼，而他们却成了寺中的奴隶，并无多少时间参加真正的宗教活动，有的当了一辈子喇嘛却连基本的佛教知识也不懂，还有许多寺庙甚至禁止妇女进入某些殿堂。” 

       而这一切在今天的西藏已经作古——广大西藏劳动人民不仅与汉族公民一样平等享有中国所有现行法律规定的权利，而且还享有特殊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人民不仅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还培养出了硕士、博士。国家投入巨资保护西藏的文化遗产，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传统风俗习惯也获得保护和传承。 

       喜饶尼玛的叙述有数据佐证：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西藏已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飞跃进现代文明社会，广大藏族人民已成为社会的主人。２００７年，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２７８８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５％，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８３.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７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连续５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喜饶尼玛的论述在北京人权论坛上也得到了众多外国人权专家的认同。印度新德里政策选择研究中心主任莫汉·古鲁斯瓦米去年在西藏游览了一个星期。他说：“我看到西藏发展很快，基础设施建设很好，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水平都感到满意。” 

       他指出，一些西方国家近来借口“西藏人权问题”指责中国，实际上是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在当代社会，人权的实质就是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阿斯兰·阿巴希泽说，“如果想改善西藏人权，就必须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阿巴希泽认为，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西藏人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西藏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不了解西藏历史的人根本没有权利去谈论西藏的事务。“如果有人在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破坏了国际通行的法则，应被视为侵犯人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西尔卡·科尔佩拉说，当今世界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很多都是由于人们的无知和缺乏信息交流导致的。很多就西藏问题对中国人权进行指责的人并不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因此他们才会讲述片面的故事。 

       虽然还没有去过西藏，科尔佩拉不久前曾到访新疆。“新疆的基础设施良好，公路发达，城市很有活力，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了建设新疆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我了解到西藏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那里的人们开始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这同样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投入。”她说。 

       “很少有如此大国能将发展繁荣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用于改善仅占其人口总数０.２１％的２８０万人口的生活。而这些人分散在占中国领土总数八分之一的土地上。”《印度教徒报》总编那拉希姆汉·拉姆通过对西藏的长期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指出，加速发展工业、服务业和教育，实现农业、畜牧养殖业现代化，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全面消除贫困，制定环境保护计划，对地区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绝对尊重，以及宪法中对于藏族人民自治权的规定，这些努力必将使西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实现全面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染指西藏问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今年３月２８日发表的文章《世界扑克游戏中的王牌》中早已道破“天机”：西方有针对中国的战略，而西藏问题能够成为在西藏战略扑克游戏中对付中国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