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赖温和的外表下，隐藏着“西藏独立”的政治野心

　　1935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在青海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孩子会成为藏人顶礼膜拜的“圣人”，也没人曾想到，他能够发挥如此大的能量，制造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然而，十四世达赖却将这个充满敬意的词汇异化为分裂西藏的代名词。达赖的分裂思想并不是无端产生的，事实上，他是念着“藏独经”长大的。

　　自幼受亲英活佛教导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他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惟一转世灵童，于1940年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丹增嘉措开始亲政。

　　丹增嘉措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分裂主义思想。

　　1939年，年仅4岁的达赖喇嘛被送到拉萨，前后共有3个经师对他的幼小心灵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分别是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的负责人格仓活佛、热振活佛和大扎·阿旺松饶活佛。在丹增嘉措坐床继任十四世达赖后，格仓活佛就卸下了经师职位，因此他对达赖喇嘛的影响比较小。

　　第二位经师是热振活佛。热振活佛是当时达赖未亲政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热振活佛非常爱国，在他主政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得到修复。但他的爱国行为却招致分裂势力的忌恨，他们逼迫热振活佛在1940年辞去摄政职位。由于接触时间太短，热振活佛对达赖的影响也不大。

　　对达赖喇嘛影响最深的是他的高级经师大扎·阿旺松饶活佛。大扎活佛是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领头人物，他直接参与策划了当时西藏主要的分裂活动。在他担任摄政的短短十年内，西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分裂事件，譬如成立非法的“西藏外交局”，以“独立西藏国”姿态参加“泛亚洲会议”等。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位分裂思想浓厚的经师的训导下，年少的达赖心灵上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记。

　　曾拜纳粹分子为老师

　　达赖喇嘛和国际上的“藏独”势力走得很近，并经常跑到国外开展游说活动。达赖的“国际化”色彩，与他年少时受过西方老师教导有很大关系，而且，他的外国老师对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达赖少年时代，有两个西方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一个是英国人黎吉生，另一个是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

　　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拉萨，一直呆到1950年，他是西方人中在西藏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

　　黎吉生在藏期间可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对达赖及大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他常给达赖“授课”并给大扎等人出谋划策，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权贵策动的“驱汉”事件，都与黎吉生有关。达赖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于是多次面见黎吉生，请他指点迷津，并要求部属阅读黎吉生离藏后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

　　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是一名纳粹分子。根据柏林联邦档案馆的纪录，哈勒1938年加入纳粹党，并担任党卫军38部队中队长，多次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1939年，哈勒被英军俘获，关押在印度期间仍坚持纳粹思想，多次组织越狱，被视为纳粹重犯。1944年，哈勒第五次越狱成功，从印度逃入西藏，并受到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看重。1948年初，哈勒被推荐给年仅11岁的达赖喇嘛为师。

　　在达赖喇嘛的心中，哈勒是一位“有趣的、擅交际的可人儿”，他昵称哈勒为“黄头”。在达赖喇嘛结识哈勒的一年半时间里，两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见一次面。哈勒给达赖灌输纳粹式思维，还教达赖学英文，原先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达赖，在哈勒的辅导下，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1951年，哈勒离开西藏，把家安在了列支敦士登，并撰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藏七年》。

　　和“藏独”分子一拍即合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达赖刚跨过中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便与从印度赶来鼓吹“藏独”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聚集在一块儿，在达赖滞留印度的近3个月里，他们一伙形影不离。

　　达赖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西藏独立”的反动思想，而且他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达赖接触，共谋“西藏独立”。

　　所有这一切，使达赖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三次亲赴印度同达赖谈话，达赖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

　　虽然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宽宏大度，也对少年达赖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感召力，但在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帝国主义分子和纳粹分子的熏陶下，年轻的达赖喇嘛思想不可避免受到污染，最后走上与人民为敌，背叛祖国的道路。

　　国内外配合的分裂手腕

　　长期以来，达赖一直玩弄两种手腕来实现“西藏独立”之梦，即在国际上搞“西藏问题国际化”，在西藏和其他藏区搞渗透，扰乱民心。

　　达赖集团自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一直将寻求国际支持作为工作重点。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的国际活动。达赖喇嘛以讲经传法、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名义，频频“出访”国外。

　　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同时，达赖将战略重点转向西藏和其他藏区，加紧对境内藏区的渗透工作，以动摇藏族人民对中央政府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为此，达赖喇嘛伙同美国、挪威、印度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华势力，开通了针对中国藏区的70个频道的广播，用拉萨、康巴、安多方言全天播音。此外，达赖集团还通过各种渠道，将上百种“藏独”宣传品偷运进境内藏区散发。

　　达赖喇嘛还大搞情报活动，在中印、中尼边境地区设立了300多个情报站和联络站，手下有几百名特务从事对境内藏区的情报搜集活动。(本报特约记者/雄涛)

　　专家分析：达赖谋划“藏独”三部曲

　　在渗透挫败、国际化无效的情况下，达赖制定了以退为进的分裂策略，他把这称为“三部曲”，即以“和谈”实现回国，以“自治”实现夺权，以“全民公决”实现“西藏独立”。

　　达赖所谓的“和谈”，其真正目的是想回到西藏，使指挥分裂活动变得更易“见成效”。这些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大放厥词，说什么他不是要“独立”，而是想“通过无条件谈判获取西藏的真正自治”；还说什么“如果能解决问题，我准备去中国，同中方进行协商”。给人的印象是，达赖喇嘛在分裂祖国一事上思想有所转变。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央政府对达赖集团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表示达赖本人不仅可以回国看看，也可以再出去；同时也表示达赖集团的人员也可以回国探亲。然而，达赖授意其曾回西藏“探亲”和参观的三批参观团以及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团，在西藏的许多场合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从此，西藏地区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就不断地接到达赖的“旨意”，配合境外的分裂分子制造不安定因素。

　　所谓“自治”就是实现夺权。达赖喇嘛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妄图将西藏建成一个“非军事区”和中印两国间的“缓冲区”；在西藏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藏区，实行“高度自治”，其最终目的无异于“西藏独立”。

　　由此可见，所谓的“三部曲”只不过是达赖根据境内外形势变化进行的策略调整。如今，眼见分裂主义无从实现，达赖撕下了“非暴力”的伪装，把破坏活动的重心从境外转移到境内，对“藏青会”等激进“藏独”组织的暴力活动，从暗中怂恿转为公开支持，以达到“境内活动、境外炒作、内外施压”的目的。(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本报特约评论员/王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