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后，由于中央养猪惠民政策的及时出台，藤县的养猪业走出了低谷，出现了较快的恢复性增长。

　　藤县藤州镇潭东村的李庆珍养猪多年，今年上半年受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影响，她亏了本；正在她犹豫着是否继续养猪的时候，技术人员把国家的养猪政策告诉了她，坚定了她养猪的信心。不久前，她领到了2000元的能繁母猪补贴，接着出栏30多头肉猪，价格很理想，赚了14000多元，心里甜滋滋的。8月初，李庆珍又扩大了养殖规模，投资50多万元，新建一个2000平方米的养猪场，准备增养65头母猪进行自繁自养，今年11月下旬养猪场可建成投入使用。

　　和李庆珍一样，藤县一些养殖大户的养猪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筹划着进行恢复性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截至9月，藤县全县存栏能繁母猪20702头，其中7、8两个月共增加后备母猪4878头，比6月能繁母猪存栏总数增长30.8％。

　　尽管养猪业走出了低谷，能繁母猪和肉猪的存栏量也在较快增长，肉猪的收购价逐渐下降，但市场猪肉的价格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下降；那么，养猪是否赚钱？养猪户是否真正笑起来了呢？

　　笔者来到塘步镇古祀村养殖大户刘庆基家中采访，“农户现在养猪赚不了什么钱。”他说：“以农民单家独户养两三头猪为例，现在饲料那么贵，单饲料就够他们受的，买一包50公斤的饲料要150元钱；而我栏里正常养有600多头猪，每年出栏生猪4000多头，饲料都是按自己配方批发回来的，每50公斤至少节约10元钱。农户有的是购买猪花饲养的，经中间这一周折，成本又要比自繁自养多花几十元。出售生猪的时候我是统一出栏，节省了运费和人工。大致一算，我养一头猪比农户养的要多赚150元，在生猪价钱最低的时候我每头猪还可以赚50元，而农户是在亏本经营了。这样一来，谁还会养猪呢？”刘庆基头头是道地和笔者算起了两种不同养猪模式的经济账。

　　“现在我们村几乎都没有人敢养猪了，500元一头猪花，负担不轻啊。尽管现在猪的价钱是高，到我们的猪养大了价钱又如何？”塘步镇大罗村支书莫军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担忧。今年的疫病，对大罗村的养猪业打击很大，病死的猪超过了存栏的一半，且以猪花和母猪居多，有的母猪虽然没有死，却因此流产了。现在该村基本没有猪花销售。冲着国家的补贴，有的村民想养后备母猪，但那都是外地运来销售的，运来的不多，购买的农户更少。而想养肉猪的人更多的是在观望。

　　“养猪如果不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根本没有什么钱赚。规模化经营一可以节约成本，二有利于防疫，三方便管理节省人力。”有着10年养猪经验的刘庆基说。

　　由于养殖场能自繁自养，有较强的存栏量和自我调配能力，疫病发生时虽然遭受损失，但当疫情基本稳定下来后，这些猪场一方面能及时补充存栏母猪和肉猪，一方面看准市场肉猪价高的时机，出售肉猪，把损失补回来。而生猪散养户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去年底，平福镇一农户杀了三头猪卖给肉商，肉商剔还了部分下等肉外还把税也转嫁给农户，结果这农户每头猪多亏了70多元。”藤县畜禽屠宰办公室负责人覃铭华举例说。“这在农村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都是发生在散养户。”

　　相关人士表示，在未来几年内，普遍推广规模化养殖显然还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广大农村散养户的积极性就显得很重要了。此外，为防止坑农伤农事件的发生，应对肉商进行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教育，奖励诚信户，提高失信成本；工商部门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当然，物价部门在这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可根据利润比率，出台最高限价。

　　规模养殖户由于实行统一出栏，相对散养户，不仅在防疫上有优势，而且因为数量多，方便运输，所以在价格上也有优势。鉴于此，政府部门可以设立生猪自由交易市场，解决有市无场的问题，让散户的生猪进入市场，方便客商集中收购，形成数量优势，解决销售难的瓶颈问题。只有在生猪的生产、流通、市场等各个环节“给足料”，生猪生产才能够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养猪农户才会真正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