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石门湾的南市街从寺弄口沿着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向南一直延伸到南观音堂为止。原来的南市街相当长，可惜在抗战期间，日寇将南段(从南皋桥到南观音堂)的房子全部烧光，到解放初，南市街虽然不是很长了，但里面还是很幽深，住户不少。

　　在一九五三年前，南市街是清一色的石板路。临水河岸边都造起了水阁楼房子，每隔一、二十米就有一个河埠，所以居民到河边挑水、洗衣、淘米、洗菜十分方便。“文革”前，运河里的水很清澈，每到夏天下河游泳的人特别多。尤其是我家门前正对的河埠，不仅石阶很宽，而且还用较大的石板建成一个平台，所以在这里游泳的大人、小孩特别多。大多数人是自由泳(狗爬式)，游泳技术高的人潜泳(打没头潭)、仰泳(躺水面)，有些人还进行比赛，看谁先游到对面岸边。刚刚学游泳的人拿着长条形的木板充当“救生圈”，有的一边游泳一边喊，这种喧闹壮观的场面真是好看。

　　南市街的一端是寺弄口，是京杭大运河一百二十度大转弯的地方，在这里建有许多又宽又长的石阶，许多货船都在此上货、卸货，所以寺弄口是石门湾水上货物的集散地。南市街的另一端是南皋桥，这座桥始建于明朝嘉靖二年(1523)，后来三次损坏，三次重建。一八七二年，由张品山倡导捐资第三次重建。南皋桥为单孔拱形石级桥，桥高十米，乃石门湾最高的桥(比东皋桥高零点七米)，宽四米，东西两坡分别有三十一级和三十四级石阶，桥栏两侧各有石狮子八只，形态各异，生动逼真。由于桥很高，顶部宽，所以日寇侵占后，在此建造炮楼。抗战胜利后才将炮楼拆除。解放初，我多次走上桥顶向西北遥望，就能看到含山和宝塔。怪不得桥联云：“望一点含山西峙，遥看塔影小于针；接三条渚水南来，曲抱溪流清似玉。”我想，这三条渚水一定是指北沙渚塘、中沙渚塘、南沙渚塘吧！

　　由于南皋桥和东皋桥的石拱高又宽，所以大型货船都能进入石门湾。有了南皋桥，同福等地的塘南农民、客商到石门湾上塘很方便。

　　抗战胜利后，在南市街的马家弄口对出来的河埠，建成了由焦南山经营的轮船埠头。有轮船沿京杭大运河向南经过崇德，再直通长安(每天有四个班次)。向西北直通湖州练市。所以水路交通甚为方便。南市街虽然不长，但在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初，市面很繁荣。单单米行就有张五金粮食店、张公裕粮食号、哀咬五粮食店、沈有春粮食店等四五家。其他还有烟行、茶叶店、百货店、南货店、茶室、五金店、竹器店、酱酒店、面店、布店、糕团店、瓷器店、糕饼作坊、医疗诊所、牙科诊所、照相馆、丰子恺家的染坊店等等。

　　南市街有三个厅。离南皋桥不远，有一个张家厅，这个厅是米商张兰墀在抗战前所造。在马家弄里，也有一个张家厅，此厅是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一阵亡将官的逃难夫人所造。(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被拆除)。还有一个厅，叫顾家厅，在殷介弄口附近。

　　已故新加坡佛教协会副主席广洽法师说过：“水到石门转弯多，是个出人才的好地方。”情况确实如此，在不长的南市街就出了不少名人。

　　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1904—1968)出生在石门湾南市街。她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在红军时期，她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赓、许世友、刘华清等声名赫赫的共和国将军们，都曾是她的部属。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愤然以死抗争。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正式为她平反，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

　　米商张兰墀的儿子张星逸(1908—1986)在古汉语研究和译注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元曲选释补证》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元曲研究界。“文革”前，他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特约编辑。一九八〇年四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他还著有《诗经新话》一书。

　　马家弄里的张家厅，出了张槐炎、张坤炎兄弟俩。张槐炎在一九六四年从西安交大毕业后，曾在电子工业部天津第六〇九厂担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张坤炎是我们桐乡有名的画家，在君匋艺术院工作、退休，他画的鲤鱼栩栩如生。

　　张家厅的东面(临南市街的街面)出了一位桐乡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继承人张纪民(1931—2015)。

　　在两个张家厅之间的张公裕粮食号出了一个张兆扬。他在一九六二年从西安交大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兼电子工程系主任。并入上海大学后，任上海大学通讯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承担了我国第一台式彩色电视摄像机的研制，并用于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他是我国数字电视技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有三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在上世纪分别悬壶于石门湾南市街的南段、中段和北段。

　　首先是夏莘夫(1886—1938)，他投师于金子久门下，出师后，先悬壶于梧桐镇北街，后迁到石门南市长期行医定居(中间有一年在上海行医)。由于他医技精湛，嘉兴、海宁、新市等地的患者纷纷到他石门住处就诊。黄璞斋(县级名医)、夏兆椿、薄奎芳等九人都是他的学生。

　　精于外科，擅长治痈疽，医德医道人所共仰的潘菊生(1896—1971)自一九三六年起悬壶于石门镇南市，由于医术精湛，常有梧桐、嘉兴、海宁等地病人来求治，潘氏先后收弟子六人。

　　著名的中医内科兼儿科医生沈锡康(1912—1977)，从一九三三年起在石门镇南市街殷家弄悬牌开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先在石门区卫生所工作，一九六〇年调入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他行医数十年，对待病人总是态度和蔼，工作认真负责，深得人们尊敬。我也曾接受沈医师诊治。一九七〇年暑期，桐乡全县教师集中在濮院学习期间，我不幸患病，被两位同事送到濮院卫生院诊治，又立即转到桐乡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治疗。经化验诊断为细菌性痢疾。每天挂七八瓶盐水，可是连续挂了四十多天(中间盐水品种可能换过)，竟不见好转。当时我虽然瘦得皮包骨头，毫无力气，可神智还是比较清醒的。我看到为我诊治的医生们直摇头，最后他们决定请沈锡康医师来诊治。沈医师开了中药方子。我服用此方的煎药后，逐渐好转并最终痊愈。

　　石门湾的南市街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精彩的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