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很多农村人一样，外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他瘦小，驼背，酱油色的皮肤，又厚又粗糙的指甲，让我从来都想象不出他年轻时是什么模样，仿佛他从来就这样苍老。

　　小时候，我总以为外公没有大名，村里的老人叫他“阿九”，略年轻一点的叫他“九爷爷”，这哪是名字啊？只能证明外公排行第九。

　　直到我识字了，看到外婆家的圆桌、扁担、拔秧凳上都用黑色墨水端端正正地写着“王柏荣”三个字，才知道这是外公的大名。因为这些器物有时要拿出家门，自用或借用，在上面写上名字，一来证明归属的物主，二来是以此显示每家的当家人。

　　早些时候，农村人家如果家有两兄弟要分家，除了房子，这些就是重要的家产。我想，不识字的外公在器物上“画”下他的名字时，应该很有满足感，因为他一生都视这些家当为宝。每一样陪他干农活和生活起居的器物，即便在我们看来已经破旧不堪，他总要修修补补，任凭谁劝他扔，他也不听。后来外公年纪越来越大，生病时我们去他房间照料，看到他床底下塞满结了灰的扁担、锄头、镰刀、桑剪……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放在床底。我想，也许是怕家里其他人丢弃，或许靠近这些东西才让他觉得日子过得踏实。

　　直到外公病到认不清我们每个人时，还一遍又一遍地嘱咐舅舅“河南田里”该去翻垦了，“铁塔下面”再不打农药就迟了。其实那些田地早已不再种庄稼了，而外公的记忆仿佛一直停留在那里，因为那是他曾经劳作的地方，那些是沉重的扁担压弯了他的脊背的岁月，而他的一生都融入在这样的岁月里。

　　外公的大半辈子，在田地里务农、劳作是他的生活方式。农村的很多老人都如此，活着时整日扒拉着土块，种着庄稼，腿脚行动不便了就拄着拐杖在家捡拾零碎事务，再后来就只能卧病在床需要服侍了，最后在瘦骨嶙峋中黯然离世。

　　我明白，外公是善良而隐忍的。这份善良和隐忍中，还伴着他中年丧子时挥之不去的痛。

　　在外公病倒卧床时，他常说要来我家坐坐。记忆里，外公从来不愿意在我家吃顿饭，哪怕是最简单的家常便饭。他一直忙碌着，地里的活儿永远干不完。而去别人家吃饭，哪怕是去女儿女婿家，在他看来觉得这属于打扰，会添麻烦。也是在他生病需要忌食时，他总念叨着要吃红烧肉的肥肉。与所有懂得及时享乐的人不同，外公固执地把他自己界定的“享福”留到“以后”。

　　而他在病重时，却不忘叮嘱舅舅在他死后不要花钱请道士做法事，不要花钱请老太太念诵佛经，虽然这并不符合一个农村里目不识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产生的信仰。

　　而今，外公已经不在了。再没有人把门口的桑柴梗码得整整齐齐，再没有人在家门口枯坐着等孩子们回家。但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外公，他永远这么勤劳、善良而固执。我明白，在外公的这份固执里，坚守着那简单到无以复加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