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与巴金的交往谈不上多，匆匆见过几次面，合作过两本书。而所谓的合作只是丰子恺为巴金的书题过签，画过封面。但巴金很敬重丰子恺，尊称他为子恺先生。

　　巴金读书时就喜欢看子恺漫画，爱极了画中所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和儿童的幻梦。后来他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索非与丰先生一起共事于开明书店，比较熟稔。索非给巴金讲了很多丰先生的事，这时他的脑子里有了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巴金对丰先生的最初了解多半是通过索非的介绍，或是读丰先生的著作，他们早期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第一次见面约为1924年；抗战期间，他们曾相逢于重庆开明书店，后来巴金还去丰先生在重庆沙坪坝的新居专门拜访过他。具体谈过什么话，巴金自己都忘记了，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1942年7月，巴金曾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丰先生的漫画，送给他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高尚的情操，可见他对丰先生漫画的推崇。他不仅喜欢丰先生的漫画，也爱他的书法。1930年4月，由上海启明书店出版的《我底自传》，封面题签就是巴金委托索非请丰先生题写的。《我底自传》为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原名为《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此书分上下册，印量极少。巴金曾在《怀念丰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的自传》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不知道是巴金淡忘了，还是其他原因，其实巴金的另一本译著《草原故事》，是丰先生设计的封面。此书原著高尔基，1930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封面画为单色，很是简约，一个站立着的青年男子仰望着夜空，旁边是潺潺的流水。

　　建国以后因工作关系，丰子恺与巴金见面次数逐渐增多。但好景不长，他们双双都受到了批判。“文革”后期，丰先生因病逝世，巴金为没能去参加追悼会而遗憾。后来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优秀的艺术家永远让人怀念。但是我不能不想：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