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跟很多人的爷爷一样，不太会表达，在孙子面前也是如此。小时候趴在他背上走东逛西，在记忆中没有留下他的只言片语。印象深的是，在黄梅时节雨天的午饭后，拿出钉满竹签的耙子开始打草鞋。他粗壮的手指时扯时绕拨弄着稻草，或许那活儿单调得让他瞌睡，就给我讲着没有头也没有尾的打拳头卖膏药的故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停顿，如同熟悉他腿上的一个个静脉曲张形成的疙瘩一样，但还是听着，和着屋檐滴下的串串雨珠，在幻想里完善着故事。

　　比这印象更深的是年前爷爷搪年糕。隆冬时节，庄稼已不必关心，冬日半闭着眼洒下闲散的日子。爷爷歇够了气力，磨粉、洗匾，找出藏在角落里的陶瓷盆，准备搪他一天年糕。奶奶洒扫庭院后，取出木桶上灶蒸磨好的糯米粉。爷爷也敲毕了几管烟，摊开洗净的竹匾，取过擦干的陶盆，涂上一层油。等到粉蒸好，一开锅盖，端出木桶，把蒸好的粉一股脑儿倒入盆里，爷爷用满是老茧的手指这边按按那边按按，能上手了就狠劲地揉着，粉变成了大团子。爷爷按着粉团子，想圆就圆想扁就扁，这粉团子像是有吸心大法，把一次次手劲消融得无影无踪，慢慢的，它细腻的如婴儿皮肤。

　　滚烫的糯米粉沾上盆底的油，两股香味纠缠着透过门缝，让我一骨碌起了床。走入热气腾腾的厨房，爷爷早已甩掉外套，他揪下一小块粉团递给了我。我嚼着比我的舌头还柔韧的粉团，试图把它细细地磨碎，它却变着各种形状从齿间润滑入咽喉食道，转眼间不知所踪，只留下油润甘甜的味儿，在心头。

　　爷爷撩起揉好的粉团，摔在匾上，把它铺开，铺成一个长长的椭圆。爷爷不停地抚摩着，一团粉变成一块年糕，它静躺着，丰满洁白。

　　细品年糕，如食甘饴。但末了，爷爷总会用在最后一个粉团里洒上一种名叫“古巴糖”的红糖，搪出一块糖年糕。趁糖年糕还软，奶奶拿出一根用来制鞋底的粗线，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我拿上一块还热乎的糖年糕，咬上一小口，那种厚实饱满的甜味抵过了任何想象中的美味。此时，爷爷已经把最后一点粉团捏成了两个年糕元宝，在过年祭请六神的时候，六神牌前放两大块年糕，上面再加两个年糕元宝，看起来异常虔诚。年糕元宝一副憨厚的样子，以至于过了好久之后，我们都舍不得吃。

　　没多久，年糕坚硬如石，开春之后，把它浸在水缸里可以延长保存时间。一旦家中来了客人，或者请匠人来做活，便取出一块，薄薄地切了，熬了油，放了糖，来份糖炒年糕，单是香味就很醉人，如果撒上些芝麻，那更是好吃。难得会有这样的吃法，轮到我们小孩更是没有几片，所以特别珍贵。

　　后来，爷爷老到早茶也喝不动了，自然就不搪年糕了。那时年糕也不再是稀罕物了，到了新年里，大人也会偶尔征求一下吃什么的意见，有时候我会建议吃份糖炒年糕，而端上来的，不用想就知道，油亮的年糕撒上了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