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一口气读完王士杰先生的《桐乡土话》时，已是子夜时分，杭州西郊的夜晚是宁静的，不远处西溪湿地的灯光星星点点，近在咫尺的某个大学校区也早已沉寂。然而我的脑海里却热闹非凡，静不下来，满是故乡的土话，这声音让我的思绪回到从前，回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小时候，也回到七、八十年代的年轻时光，恍惚间仿佛置身在故乡的村前屋后、田边地头、河埠晒场，也仿佛像夏夜在水乡小桥上纳凉，以及石板小街上蒲扇劈啪声夹杂着说笑声，尽是桐乡故里的土白！热闹非凡！看来，故乡土话的声音，可以慰藉思乡之情，可以唤起对往事的回忆，也可以从中体味浓浓的乡情、友情、亲情。所以，乙未初秋的深更半夜，我还沉浸在王士杰的这本书里面，仿佛不是在杭州而是在故乡，仿佛不在今天而是在温馨的从前。

　　重温故乡那些亲切、妥帖而又智慧的桐乡土话，对我来说格外亲切，——相信不光是我，而是所有在桐乡长大、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桐乡人，都有这样的亲切感。记得七、八十年代在桐乡工作时，随县领导下乡，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语言包括俗语、歇后语等等富有智慧而又朴实的农村土话，常常引起我的兴趣，有时还用小本子记录这些歇后语。有一次在永秀公社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听到一位老书记在会上布置秋收冬种，说这是“硬任务，铁指标，完不成，开通宵！”还说了一句，“十月种桑，好比梦里移床”。当时年轻，对公社书记的这种强硬作风和苦斗精神十分佩服，而那句劝人种桑的农谚，又感觉充满温情，所以，至今我印象深刻。后来我业余研究茅盾，读茅盾那些小说散文，最初吸引我的，也是茅盾作品中的那些浓浓的乡土气息，那些桐乡的方言俗语，“作兴”、“瞒在鼓心里”、“阵头风”、“丝瓜缠到豆蔓里”、“臭花娘子”、“灰子灰孙”、“撒烂污”、“断头浜”、“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等等，当时我还把茅盾作品里的方言俗语摘录下来，积累不少，本想单独编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叫《茅盾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浅释》，还写信给钱君匋先生，请他题个书名。书没有编好，钱先生题的书名却很快给我寄来了。后来我将这部分注释收进《茅盾与故乡》一书，而钱先生写的书名，裱好后留作永久纪念了。当然，这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当在新世纪读这部让我先睹为快的《桐乡土话》时，发现光“睹”还不够，故乡的味道还出得不够，还要读，有些方言俗语，一读就读出味道来，读出来的，都是过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声音，或者七、八十年代的声音，味道是“老底子”的，听上去很舒服很顺耳。虽然那时贫穷不富裕，但是读出来的声音味道还是有温馨的乡土味。所以，王士杰这部并不宏大但有历史厚度的《桐乡土话》给我带来无限欢喜。王士杰是中文科班出身，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当年他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的清清秀秀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他转了几个部门，最后转到文联工作。文联主席这个位置是个有想象力的岗位，是为文艺界朋友服务的角色。此时的王士杰年富力强，正当年，所以他在文联主席这个岗位上，他和他的那些同事一起，把桐乡文联各个方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年桐乡文化界的朋友出书多了，无论是耄耋之年的文化界前辈还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无论是专职文化工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地方文化研究，我没有统计，但凭直觉，林林总总，每年总有十几部书出版，这种文化现象，想来与王士杰这个文联主席的情怀和胸怀分不开的。

　　研究方言俗语，各个地方都有，历朝历代都有，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桐乡本地就有好几种，八十年代民间文学集成收集了一大批；后来，钟灜洲先生编过桐乡乡音录，非常丰富。但从民间视角与地方记忆角度来收集研究方言俗语，研究一个地方的土话，还不是很多。况且搜集研究方言俗语是一件坐冷板凳、拼毅力的工作。一时兴起做一下容易，经年累月地去做一件大同小异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喜欢，没有耐力和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前些日子，士杰他来电告诉我，书已经写好，让我先看看，并嘱写序。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因为一来这是我曾经的喜欢，我可以先睹为快，二来士杰与我，还有一个缘分，就是曾经都当过桐乡县(市)文联主席，想想也蛮有意思，所以这个序我得写。同样的理由，《桐乡土话——民间视角与地方记忆》的出版，我觉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得着这样高兴的事，听着故乡的土话，脑子里满是家乡土白时写序，不管写得如何，在我却是十分惬意，别有一番情趣。所以，虽然拉杂写来，毫无学术，在我，却是心声，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