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东海夫子、吕医山人、南阳白衣人。晚年削发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

　　吕留良于明崇祯二年(1629)生于浙江崇德(今桐乡崇福)。吕留良生父吕元学是吕熯长子，万历年间举人，官繁昌县令，吕留良是庶出，遗腹子，他出生时，父亲吕元学已去世四个月。生母病弱，留良一出生便由三兄嫂愿良夫妇抚养，三兄愿良于是成了留良的启蒙老师。吕留良自幼聪敏，八岁已能作文。十三岁，吕留良开读朱熹《四书集注》，从此毕生信仰朱熹学说。

　　崇祯十七年(1644)，吕留良16岁。这年，他参加太湖抗清义师，“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湖山之间，跋风涉雨，备尝艰辛”，以巨额家产支持抗清义士们的武装斗争。后抗清失败，顺治五年，他返回故里，遁迹田园。开始从抗清前沿退出，进入耕读隐居生涯，但民族之志始终不渝，依然尽己所能，支持抗清义士活动。或明或暗的抗清活动，贯穿了吕留良的一生。

　　吕留良一生坚持民族主义，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文学家、时文评选家，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书法、出版方面均有深湛造诣。他信仰朱熹学说，以理学指导自己的人生之路。康熙十一年(1672)，吕留良四十四岁。这一年除夕，他仿浙江浦江县的《义门规范》，作《壬子示儿示训》一文，留下八字家训作为维护家族的根本，曰“敬顺”、“无私”、“勤俭”、“去邪”，要求“全家诸妇妻子共听而勉守之”。这篇《示训》，对理顺维护吕氏家族内部的各种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八字总领，纲举目张，乃正式作为“吕氏家训”。

　　吕氏家训，取旨儒学，择家族伦常的根本大要而立。敬顺，要求夫妇顺，长幼序，亲子敬，则孝悌之道成矣；无私，要求大家族中生活无分彼此，一应财物不欺不瞒，心底无私，不可存有间隙之心，则和顺之气存焉；勤俭，要求众多子孙明白衣食不易，勿好绫罗绣缎金珠无益之物，存朴素之志，去奢靡之念；去邪，要求家族中人不迷信，不妄言，自然邪不胜正，和气致祥。八字家训的思想，对于吕氏家族婚丧嫁娶、生活起居的规范均起到了统领方向的作用。

　　对于八字家训，在身体力行上，吕留良率先垂范，50岁时作《戊午一日示诸子》，告诫子女不必为他祝寿。1683年七月，留良重病自知不起，遂作《遗令》，主张丧事从简，死后“不用巾，亦不用幅巾，但取皂帛裹头作包巾状”。

　　吕留良一生在“尊王攘夷”的儒家政治哲学、“尊朱辟王”的理学思想以民族主义的反清思想影响最深广。他坚守民族气节，誓死不与清廷合作，这一点对后世汉人士子影响深广，湖南曾静崇敬吕留良，将他的思想写入《知新录》，也因此而引起了雍正年间这一桩轰轰烈烈的大案来。雍正年间文字狱，于吕留良卒后四十五年发生。因此案，吕氏一族还是受到了酷烈的迫害。吕留良父子受戮尸枭示之刑，吕氏族人流放宁古塔，惨烈刑罚牵连数百人之多。

　　然而思想是不灭的，吕留良的“攘夷狄”思想不仅在清初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对于后世弘扬救亡图存意识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时至清朝道咸之后，国力孱弱，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当时的进步人士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沦落完全是因为满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欲救中华，必先推翻满清政府，于是章太炎等从文化上则溯源而上，找到了吕留良的反满思想。清末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探讨学术的方式，隐排满抗清的真旨。

　　当年被流放于宁古塔地区的吕留良族人共有12户，大小100多口人。在东北地区从事医药、教育、商业等，白手起家，也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民元章太炎去祭奠吕留良后曾有记：“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可见吕留良家族地当地士人中的地位，亦可知吕氏子孙谨遵先人之志的良好家风传承！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