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此形势之下，桐乡以高桥镇为试点逐步推进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以“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团为抓手，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以德治教育公民向善，以法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自治引导公众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高桥模式”，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提供了方向，带来了启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党委、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治理创新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在推进“三治”建设创新基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都应自始至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强力推进下进行。在实践中，不管是设立百姓参政制度，还是创建“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无一能够离开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指导，只有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引领下，基层社会治理才能有所保障，才能长期维持。

　　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依靠“三治”建设构建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互动沟通平台，是党委和政府在新时期逐步转变执政方式的结果，也有效地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必须坚持道德先行，注重道德引领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论语?为政》中讲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政令和法律来约束人，规范人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用道德和礼仪教化人们，能够使人知耻而且归心。可以说，前者是令人被动地畏服，后者则是令人主动地心服。

　　孟子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因此，在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中应该坚持道德先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统一百姓，提升群众的自我意识和道德素养。而且，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矛盾的产生往往都是因小事、琐事而起，如果在矛盾的调处中更加注重道德引领和道德教化，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修身自省齐家，那么基层矛盾化解将能够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良好局面，基层社会管理也将更加和谐。

　　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注重法律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

　　在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中，要重视道德引领的基础性作用，群策群力，同时也要与国家要求、时代潮流保持一致，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法律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主动性的同时，要坚持一切问题的解决，应该以不违法为前提，推行政策、落实项目、化解与调处矛盾的方法要有实效性，同时又不违法。

　　如高桥镇的“道德评判团”、“百姓参政团”，在完善基层治理中就很有创造性、时效性，同时又以不违法为前提。基层矛盾的化解方式要尽量引导群众依靠法律方法进行解决，这是因为法律既具有公平性，又兼具效率性，适合全面推广，而且符合国际潮流。但同时，法律机制的应用不能否定道德机制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二者要相辅相成，合而为一。

　　必须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注重群众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

　　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是政府管理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根本方式。

　　目前，民众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更胜以往，只有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才能有效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且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有做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始终强调社会主体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局面，才能够发动群众由“事后”向“事前”的转变，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够实现新的突破。

　　桐乡的“高桥模式”正是充分借民力、用民智、顺民意，丰富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实施民众自治，提升了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面对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现状，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的思维、简单的方式去管理，势必会力不从心，失去主动权。只有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不断激发公民责任感，社会发展才有‘源头活水’。”因此，依靠群众，让群众自觉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管理中，不但有利于满足基层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又能自主自行化解相关基层社会问题，同时基层社会自治自理也有了更多自觉性和主动性。“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高桥模式”作为桐乡“三治”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实践，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积累了经验，在维护基层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