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爱给自己的居所留个名份，身处乱世，四处漂泊，留下名份的居所自然不少，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遵义的“星汉楼”、上海的“日月楼”……但归结到底，“缘缘堂”在先生心中的分量却重如泰山。缘缘堂是丰子恺的精神寄托，在那里开始了黄金时代。即便之后毁于战火，缘缘堂仍是先生一生的挂系。“日本人终究没有还来缘缘堂”，30年前的今天，在先生逝世10周年时，家乡人循着先生的痕迹，重建缘缘堂，如今这里成为我们致敬丰子恺、感念子恺情怀的归所。

　　起报亲恩

　　缘缘堂，名字又是缘起丰子恺与恩师弘一法师的师生情，故事也是大家熟稔的。1926年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在立达学园的居所，子恺请弘一法师为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将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写在一个个小方纸上，团成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子恺拿阄，结果两次都是“缘”。

　　于是，缘缘堂诞生了，而真正将名“赋了形”，却是在1933年的石门。

　　当年，12年内搬了13次家的丰子恺，靠着那支红色的派克自来水笔终于攒够稿费，回乡亲自设计、建造新屋。一年后，二层高的中国式构造的缘缘堂成了整个石门镇最显眼的建筑。为将缘缘堂做得尽善尽美，他甚至把门口那条“煤纱弄”改名为“梅纱弄”。室内装饰不穿洋装，不配置摩登家具，亲绘图样，请木工打制最合理的中式家具，内外完全调和。

　　他还请了知交国学大师马一浮题写“缘缘堂”，将它镌在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上，高高悬挂在厅堂正中央。匾额下面，是吴昌硕画的《红梅图》，以及自己和弘一法师书写的对联。厅的两壁又是弘一书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

　　而缘缘堂的台门更是与众不同，一般人家都是“诗礼传家”、“克昌厥后”等沿袭下来的家风警句，但丰子恺却自题了“欣及旧栖”四字，请工匠做上去作为门额，而他也从未解释其含义。丰子恺的子女也自然而然认为应该是对旧栖老屋的感激怀念之情。表示有了新屋不忘旧屋，欣喜之情及于老屋。

　　多年后，再回味这四字，桐乡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突然悟出了什么：这是一个儿子以静默的力量努力回报母亲绵长的爱啊！

　　1920年，丰子恺决定去日本深造，为筹措费用，丰母忍痛将祖屋卖掉，这在传统观念是不肖之举。面对乡人的指责，丰母好几年都不敢路过祖屋，宁可绕道走。丰子恺安慰母亲：“以后一定盖新屋奉养你。”

　　1928年，丰母还借了六尺杆和儿子去买下的宅基地丈量，计议着可盖多大的新屋。怕声张出去遭人取笑，还叮嘱儿子：“切勿对别人讲。”丰子恺一脸执着对母亲说：“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可两年后，丰母辞世，未来得及看下新屋。此后，丰子恺为纪念母亲蓄起的长须也再没剃去。

　　新房终于造起来了。上梁这天，要做许多上梁馍馍，丰子恺亲自手书“春晖”，刻成图章，红通通地盖在馍馍上，寓意不言而喻。

　　叶瑜荪说能想到那样的画面，先生站在比原来祖屋大了一半的庭院中，思绪万千，多么想告诉母亲：“儿子很欣慰，终于造起了一幢比得上老房子的新屋，可以告慰祖辈先人了。”

　　丰子恺在缘缘堂二楼书房

　　承华屋六年

　　艺从心而始。美好的心境之下，缘缘堂的5年，成就了丰子恺一生的黄金时代。

　　他辞去了一切教职，在这里藏起了一两万册书，勤奋著述。

　　这段时期，丰子恺出版了大量的漫画集、随笔集和文艺论著及译著。许多散文代表作都诞生于缘缘堂生活时期，反映社会的残酷、悲惨、不平等、虚伪、尔虞我诈,《肉腿》《荣辱》《杨柳》《山中避雨》等等,在社会上的声望不断扩大。

　　功名，丰子恺才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我行我素，不屑于官场上的人物来往，甚至声称“政界人物一律不见。”但对于乡间的穷苦亲友，被请到家里来常住的不乏其人。一些文艺界的友人也是迎来送往，对酌绍兴花雕，陶然忘机。蛰伏乡间，“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永远不忘。”

　　女儿丰一吟记得，父亲不仅建造了一座供全家人居住的房屋，更是创造了一个儿童乐园。

　　他在院里安装了秋千，院内还种上了缤纷的花草树木。一到夏天，哥哥姐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就变得格外热闹。

　　“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我们还剥莲蓬吃，抽出里面黄色的纤维，当做‘烟丝’，塞进中空的莲蓬茎里，抽起‘莲蓬烟’。”多年后同样暑气逼人的夏天，丰一吟依稀记起70多年前的趣事，意犹未尽。

　　而在星期六晚上，孩子们陪伴父亲写作到深夜，冬天常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煮鸡蛋，直到北斗星转向。他那么爱这里，甚至说“倘秦始皇要那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在丰一吟的印象中，父亲的画作里文章里，儿童是永恒的主题。他疼爱自己的孩子，又关心、悬念普天下的孩子。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只有孩子才是真正的“人”。

　　因着这份情怀，丰子恺纯粹得就如同自己画下的儿童。在缘缘堂住长久了，就想着变点花样。院子里种下茂盛的芭蕉和没有结子的樱桃树。有次丰一吟放学回来，突然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红色的果子，原来是父亲买了来挂上去的。

　　看厌了墙上滴答的挂钟，便同它开玩笑，用颜料将钟面涂成蓝色，添上几缕柳枝，用黑纸剪成两只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好一幅双燕逐柳图。

　　要说现在流行的“媒体互动”，不稀奇，丰子恺早“玩”过了。1934年一位读者来信，介绍了几个穷小孩的一种游戏玩法。收到信后，丰子恺依着方法画了幅画，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旁边还附了话：务必关照孩子们，当心轧手指。果真，在有爱的人眼里，生活处处都可爱。

　　1937年初与幼女一吟在缘缘堂前院花坛上

　　转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在缘缘堂只住了5年，却被丰子恺称作“华屋”时代。但平静快乐的日子很快被抗战的烽火打破。

　　1937年11月，战火烧到了石门家乡，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10口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逃向西南，经过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到达重庆，一逃就是8年。原本洋溢生活的温暖趣味也被划得支离破碎。“逃难的艰辛，是我们小孩子难以理解的。父亲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了萍乡就已白了三分。”丰一吟回忆那段艰难岁月不无感慨。

　　丰一吟说，爸爸曾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描写逃难情况，而且只适合用乡音念。可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凑了零零碎碎几句，“浙江石门湾，原来是故乡。六日掼炸弹，逃到南圣浜。外婆一同来，又来姑婆娘。亲眷本来多，外加蒋金康。金康有新屋，借来当栈房。老幼十个人，困在稻草上……”

　　丰子恺不醉心于政治，但国难当头，却有着匹夫之担当。他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那日军轰炸石门时，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书房阅读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想用漫画编成一册《漫画日本侵华史》，以最廉价广销各地，让未受教育之人也能一目了然。逃难至杭州，生怕被日军搜出，祸及无辜，他只能将画稿抛进河中，这也是他第一次抛弃自己的画稿，他对大女儿阿宝说：“扑通一声，好比打在心上。”但将画稿成书的信心从未断过，在乱世烽火中，重画了两次终成书。

　　一路上，他的画笔记录下背井离乡所遭受的苦难和恐惧，也记录下这人间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对于家乡缘缘堂的思念与日俱生。“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家乡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1938年，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刊了会报《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33人，其中就有丰子恺的名字，他还为《抗战文艺》题写了刊名。

　　在流亡途中，丰子恺眼见各种惨景，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使得他悲愤交加。一草一木总关情，鸟兽虫鱼幽怨多。面对鲜活生命的灭失，家园故土的离散，丰子恺不仅提出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的论断，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作画。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作了抗战宣传画四幅：《欢送》《保国》《轰炸》《凯归》，其中《轰炸》尤令人难忘，一位母亲背着一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被弹头切去，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之，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

　　当学生对着画哄堂大笑时，向来温和的丰子恺勃然大怒：“现实或许正在上演比画中更惨的事，怎么能笑得出来。看来画画技法还讲不到，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

　　1938年2月在江西萍乡，丰子恺获悉缘缘堂被烧毁，愤而写下《还我缘缘堂》，文章末尾说：“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离缘缘堂忌辰百日时，又写下《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回忆了堂内春夏秋冬的情景。1939年写完第三篇回忆缘缘堂的文章《辞缘缘堂》，长达16700字。痛之深切，情深可鉴。

　　抗战结束，丰子恺回到阔别9年的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凭吊缘缘堂。一幅《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将先生心境表露无遗：桥堍一片荒草地，缘缘堂和染坊只剩下残垣断壁，一排墙脚石,默默指示着家所在的地方，而门前的树却长高不少。

　　带着眷恋伤感，丰子恺离开故土，以后也很少再回来。

　　1938年9月在桂林穿戎装

　　合重生

　　七八十年的光景，在石门仿佛没有生下太多痕迹。一路上，草木正盛。距离缘缘堂5分钟车程处，绿荫之处，安睡着先生。他与妻子姊妹们一起沉睡于此，周围青松香樟包围，面对一条小河，是他喜欢的清净。通往缘缘堂的小巷正是丰子恺笔下的模样，静得像是没有人。

　　1933年建成的缘缘堂在战火中只留下一扇烧焦的大门和一块沉沉的柱石。眼前的缘缘堂，是按原样重建于1985年，那时先生故去整10年。

　　李力，30年前参与丰子恺故居筹建工作，忆往昔复感慨：“当时为做成这件事，所有人都默默付出，不计报酬。”

　　1983年，一直生活在南圣浜的丰子恺妹妹雪雪病重，丰一吟等人前去探望。碰到当时桐乡宣传部副部长吴珊，她说：“想在退休前完成夙愿，重建缘缘堂。”这让丰家人很是欣喜。

　　那时缘缘堂旧址已建起了印染作坊、玻纤厂。拆迁、安置、建筑……费用不小。当时政府划拨了4万元，离预算还有不小缺口。远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听闻此事，倾自己钵资汇来3万元。

　　给大师让路，玻纤厂没二话搬走了，政府请来了新生建筑队施工，当时出了好几个方案，总觉得差点什么——没有当时缘缘堂的形。

　　丰子恺大女儿阿宝和一直出入缘缘堂的堂妹丰桂主动承担起图纸绘制，堂、厅、摆设……一切都是曾经缘缘堂的模样。

　　但在一些建筑细节上，建筑队仔细参考了镇上幸存几幢与缘缘堂同时期的建筑，缘缘堂大门的墙门堂、挖门栓都是参考石门魏家厅。

　　到了内饰环节，那更是精工细活磨出来。“几个老同志都是卷着铺到缘缘堂，一住就几个礼拜，一块两三百字的展板细细‘磨’了3天，物品陈设反复商议。”李力至今说来仍是感动。

　　叶圣陶写下大门上的“丰子恺故居”、李可染题的“缘缘堂”刻在前院西壁，客厅匾额仍留着马一浮的字，堂内的半身铜像是上海雕塑家曾路夫创作。向社会和丰子恺家人征得先生书画作品40多件，各种先生生前的用品摆在原来的位置，时间仿佛顿足。

　　1985年9月15日，举行缘缘堂落成典礼。身着宽大袈裟、斜背黄布袋的广洽法师专程赶来，华君武、柯灵、唐云、程十发、王西彦、钱君匋……群贤毕至。石门镇上更是万人空巷，争着观看这盛典。

　　人散去，茶未凉。30年来，无数子恺迷来到缘缘堂，触摸先生的历史，凭吊一种叫子恺的情怀。

　　光影斜射，院子里先生石像立了多年，家乡人生怕他累着，给换了铜椅坐下，依旧神采奕奕。我们仿佛看到，先生深情望着运河，捋着须悠笃笃说道：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

　　1985年华君武、于冠西为丰子恺故居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