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大家族，丰子恺自小就被包围在族人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伴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中，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

　　即便在烽火流亡岁月，又或在饱受压迫的文革年代，他始终温情地对待这世界。正如现代诗人俞平伯说的：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亲情温暖

　　很多人看来，丰子恺的盛名之下，其后代的生活必定非常风光。事实并非如此，丰一吟，丰子恺唯一还健在的孩子，也是一直跟随父亲左右的孩子。现在和女儿一家住在上海徐家汇一幢普通居民楼里。父亲一生慷慨，画作随手赠人，但最后留给女儿的只有一字一画。丰一吟仍然坦然快乐。后辈们得到更多的是耳濡目染的文学气质和淡泊名利的品性修养。

　　丰一吟说随着年纪上去，忘记性大了，研究丰子恺的工作节奏也在放缓。但脑海中父亲的印象却越来越真切。“父亲就是如此真诚地爱我们、亲近我们，他才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心理，从而发现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丰一吟说。

　　在丰子恺看来，在儿童的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在孩子身上，充满了灵气，看不到成人的虚伪和丑恶。

　　有了这样一位尊重儿童天性的父亲，丰一吟和兄弟姐妹们在无拘无束之中长大。即便后来没有一个子女是搞艺术的。

　　丰子恺推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丰一吟说，自己不喜欢画画，父亲也没刻意让她接班。“爸爸的教育方式是，从来不硬要我们学什么，让孩子自己选择人生道路。”

　　在丰一吟12岁那年，父亲给她画了一张像，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正在写字，留白处题有陶渊明的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幅画被丰一吟悬于房间醒目处，父亲仿佛从未走远。

　　在孙子辈眼里，丰子恺幽默、慈祥、随和，富有生活情趣。日月楼是丰子恺在上海住得时间最长的房子，这幢西式小洋楼留下了丰子恺和家人温情脉脉的印记。

　　上午孩子们绝不贸然去二楼，“都知道那是外公的工作时间。”睡过午觉，约摸下午3点，丰子恺拿出紫铜暖酒壶灌入黄酒，佐花生米、笋干，边小酌边看世相。

　　“任凭我们上蹿下跳他都不响，乐呵呵看着。”丰一吟的女儿崔东明说，最热闹还是过年，亲朋好友聚在外公家，做各种游戏、唱歌。那时还有“外公纸”、”外公糖”。丰子恺是打心眼里欢喜这样家和人圆满的气氛。“外公平时话不多，很和善，但凶起来很凶。”崔东明说，有次学校布置作业实在做不好，最后还是外公代了笔。“你被凶过？那肯定是你读书不乖。”丰一吟笑着侧目，“反正我从小很乖，没怎么被凶过。”80多岁的老人露出孩子般的淘气。

　　三姐丰满生活多舛，丰子恺将其接到身边，生活在一起，对待外甥女软软也是视如己出。

　　丰一吟称作五爹爹的丰云滨是丰子恺的远房族人，晚年生活窘困，当时也无固定收入的丰子恺每月给老人汇去生活费，直至老人去世。

　　1962年，杨朝婴、杨子耘在日月楼看外公作画

　　社情透彻

　　一粒沙里看世界。看丰子恺的画，读丰子恺的文，都是我们身边质朴的琐碎，没有煽情呐喊，有的却是悲悯的儒家情怀。他一直“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

　　随着人生经历不断积累，丰子恺的创作，开始从神游儿童世界，转向更多地描绘人间真实百态，社会上的残忍、悲惨和丑恶，越来越透着浓浓的人情味道。“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艺术缺乏了这一点，就都变成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

　　他关心苦孩子们，关注社会各种不公。当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因为无力喂养初生婴儿把其送到育婴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旁的母狗正在哺育自己的小狗，他就创作了漫画《最后的吻》。

　　一位女读者看完写信给他，说自己泪如雨下，要求赔偿她的眼泪。

　　丰子恺确信时代无论如何变化，艺术都应该是生活的反映。

　　年长丰子恺近20岁的鲁迅是他所景仰的，用笔控诉社会黑暗、同情底层民众的鲁迅是他一直所追随的。他用多本漫画使鲁迅小说实现了“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的愿望。

　　他的画就如同我们身边的民生，他的读者也主要来自平凡的劳动大众，来访求画者不少，加上他又是个慷慨之人，散存在民间的作品不计其数，甚至缝纫铺里有他的对联，理发店里有他的画册，小小的浆粽铺上也贴着他的漫画。

　　1948年10月在台湾草山与章雪村对饮《最后的吻》

　　乡情浓厚

　　丰子恺乡音浓烈，家乡永远住在心尖上。在缘缘堂时期，他会把孩子们“赶”到茶馆，让他们听各种好玩的乡俗谚语、俚语，回来记下，告诉他。远走他乡时，在外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家人交流永远是石门话。

　　沈云丰，30年前是石门中学的代课老师，闲时在亲戚的照相馆里学拍照。那年，他接到一个特别的拍摄任务。

　　1975年，经历一场浩劫的丰子恺得到“喘息”。他的心飞回故乡，盛满了花草，回到了童年游钓的运河畔。4月中旬，正值新蚕豆上市的时候，在学生胡治均和二女儿丰林先等人的陪同下，78岁的丰子恺步履蹒跚踏上回乡路。

　　第一站先到胞妹雪雪家，兄妹相逢，容颜不再。那些淳朴的乡亲，还是亲热地称他“慈哥”、“慈伯”、“慈公公”、“慈爷爷”，有的跟着雪雪的儿子蒋正东叫“娘舅”，这些声音，都叫得丰子恺心里暖暖的。

　　在乡下吃新鲜蚕豆，喝杜搭酒，很多人送来鸡蛋、豆腐衣等土产。丰子恺带去了前门牌香烟和很多糖果送人。

　　沈云丰见到先生是在4月20日下午了，雪雪的子婿们摇着船将丰子恺送到石门镇上。“尽管拄着杖、旁边有人搀扶着，那风度真当是好，走路还是踱着方步。”负责为丰子恺拍照的沈云丰现在想来，还是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冒失，“没打招呼，对着先生刷刷地拍，他起初有些惊讶，但还是微笑着配合我。”

　　整了整衣领，捋了一下长须，又从容带上帽子和围巾，终究是个讲究的人，但话始终不多。在西竺庵大门外，先生小坐。沈云丰才有机会和丰子恺聊了几句家常，先生都以纯正的石门话回答。

　　后来才知，在那个特定年代为避免再生风波，出门前丰一吟和父亲“约法三章”：谢绝应酬性赴宴；不要惊动乡里；不写字作画。但后来只有第一条做到了。

　　想来也是，温善如他，又怎能抵挡乡亲这如火热情。原本“秘密”的行程，终究还是“泄了密”，无数乡亲夹道欢迎，到处是黑压压一片。

　　不少人求字求画，丰子恺都让人记下名字，回到上海后，写了画了寄给他们，很多都是贺知章那首《回乡偶书》。

　　然而再回来，却是在2006年了。4月，家人将丰子恺的骨灰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出，归葬南圣浜。“在那里，终归冷清的，也奇怪的。”外孙宋雪君说。

　　回来的路上，按家乡风俗，一家人不停地跟先生讲话：这是高速公路、过了一座什么桥，现在到了哪里。“外公一定听到了，看到了。”宋雪君说。

　　南圣浜碧绿的桑丛里，坐北朝南，石碑一方，只镌姓名，不记职衔。不远处小河横陈，桑柳夹岸，时有农船往来。后人相信，先生定会称赞这是“知我者”的恰当安排。　　

　　1975年，丰子恺先生由学生胡治均及外甥蒋正东搀扶着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