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五年(1866)，赵之谦自京师回绍兴故里后，与魏稼孙、傅节之、何竟山等人一同探讨碑帖，出游于会稽周边一带。拓碑访友，心情愉悦，赵之谦艺术创作也颇为丰收。十月，赵之谦赴黄岩，拜谒好友孙欢伯，并作此画相赠。

　　孙喜，字欢伯，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书学欧阳询、褚遂良二家，著有《宋井斋诗文集》，曾任黄岩知县。赵之谦曾在黄岩县城三十里的翼文书院教授学生。出身书香世家的孙喜，是他谈文论诗的好友。

　　孙喜久知赵之谦擅长以篆隶参草书笔意而作画，特别求他画梅。赵之谦则仿“扬州八怪”李方膺(晴江)法，作墨梅一幅。

　　此幅梅花，布局奇特异常——画面左侧，缘纸边伸展出莓苔密布的古树干；几枝横斜的枝桠，劲挺的朝着右方伸展着；两条新枝，自顶端弯弯曲曲倒挂下来，形成中空；上半部画面稠密，留下下半部大片空白，仅一侧题诗落款；密集处与大块留白形成了强烈的疏密对比。真可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

　　赵之谦自青年至中岁，绘画效法最多的是“扬州八怪”的李蝉、金农、李方膺几位。李方膺善画梅花，老笔纷披，气象万千，尤有士气，深得赵之谦喜爱。赵之谦每每画梅，均以有晴江笔意而自诩。

　　此幅画款识中的“借庵”，是指童钰。童钰为清代中期文人，善山水画，尤善写梅。其生平所作，有“万幅梅花万首诗”之谓。有评云:“其画梅苍老古朴，墨气雄厚。惟千篇一律，苦无超逸，笔不能变化从心，终觉失之板。”

　　赵之谦性格鲜明，不拘绳墨，童钰画梅固负盛名，但赵之谦偏偏有自我见解。所以，他在款识中有对“借庵空传万首诗”的不屑，有“我不爱童偏学李”的固执。当然，这一点，赵之谦和孙欢伯应该有共识——两人都不喜童钰，而是欣赏李方膺所作梅花，故言“晴江尚有两知己”，其一之谦，其二欢伯是也。

　　此件作品，除了构图奇特以外，另外一个特点是用笔线条的篆隶笔法很明显。以书、印入画，是赵之谦绘画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赵氏后期画风的技法特征。其书法，初学颜真卿等贴派书家；同治二年入京后，他接触了大量金石、碑刻资料，眼界大开，使其在同治四年完成了“由贴入碑”的转变。他的绘画画风，也随着书法风格的变化而转变。

　　画面中，魏碑、篆、隶等笔法，极大地增强了绘画的线质。此件作品中，梅干线条厚重，笔力雄浑，元气淋漓，完全得益于魏碑“力”的张扬、篆的线之绵延，气局明显扩增，从而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另外，此件作品有鉴藏印四枚，按时间前后顺序分别为：徐懋勋鉴藏印、徐邦达、心远草堂、君匋心赏。徐懋勋，字尧臣，海宁人，徐邦达之父。民国期间，他在德国洋行任职，好艺术，嗜收藏，与沪上书画家交往频繁，得写赠甚多。

　　据钱君匋年谱记录，这件《墨梅图》得于1935年6月：“……欢伯款，纸本极新，欢喜无量。”年谱没有记录是不是直接得于徐邦达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画曾经徐邦达父亲徐懋勋收藏过，后徐邦达又盖有姓名章和斋号章。徐家珍藏之物，后来成了钱君匋欢喜之宝，现又成了我院永久馆藏精品，赵之谦、孙欢伯、童借庵、李方膺、徐懋勋、徐邦达、钱君匋……我辈读画的过程，也仿佛在触摸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其乐无穷。

　　款识：晴江尚有两知己，借庵空传万首诗。我不爱童偏学李，北枝折取当南枝。欢伯属画，之谦作，时客黄岩。

　　钤印：“赵之谦印”白文方印。

　　鉴藏章：“君匋心赏”朱文长方印；“徐邦达”白文方印；“心远草堂”朱文长方印；“徐懋勋鉴藏印”朱文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