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文学创作有两个基本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其实“写什么”不是问题，王安忆说：生活就是那样烦、平庸，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总是不多，作家不会总这么幸运。所以主要还是“怎么写”，作者的文体意识大概很重要，这是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出发点。

　　文学创作有没有技巧呢？巴金说：“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无技巧不等于不要技巧、没有技巧；第二，无技巧是有技巧，但看不出技巧；第三，无技巧，即不过于追求技巧；第四，当作家到达最高境界时，已无需讲究技巧，而技巧自在。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一直被技巧教导着，单是《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就有“一石两二鸟”、“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34项之多。真要讲技巧，应该从创作实际，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其实在诸多技巧之上有一个基础性的技巧，或者说“前技巧”，这就是对问题的把握，即文体意识。

　　一个写作者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强烈的文体意识，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北京文学举办过一次对汪曾祺小说的讨论，李陀发表了《汪曾祺与时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的长篇文章，深入探讨了文体问题。

　　所谓文体，有广义、狭义两个概念。狭义的概念，即小说、诗歌、散文等。广义的概念，我的理解是“文之体”，是文学作品呈现的形式。南大中文系教授赵宪章认为，主观意识中的文体类型“错位”，可以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当我们面对同一个文体时，由于文类的不同，就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心里接受层次。可见，即使新闻报道，当其具备类似于文学虚构的艺术质地时，将会给受众带来极大的震撼和艺术享受。我在写作《丰子恺、章桂和“逃难”这两个汉字》时，就以“先读者”的身份享受到了这份震撼和艺术魅力。

　　说到文体自身，赵教授的观点是：文体可以视为“语言小筑”，其万千风情是由“质料因”，所建构起来的“形式因”。文学之“道”在哪里呢？它就浸润在文学形式之中，通过文体形式的阐释，道义便可自然彰显，无需另外揭发。这就是形式美学所倡导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而不是直奔主题。这个所谓“形式阐发”的意义，既包括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思想”，也包括难以言说的“意味”。“思想”是从文学中抽得出来的筋骨，“意味”才是文学的活体。阿城说：古典传统、现代先锋，始终受限于“意味”，它是文学的主心骨。

　　“质料因”由“目的因”和“创造因”构成。“目的因”是作品的内核，简单说就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而“创造因”是人物、人物关系、结构、逻辑、叙述角度、风格、人称等。 “目的因”和“创造因”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作家一旦有了创作欲望，“目的因”逐渐明显，“创造因”就已经参与其中了。当“创造因”成为主体时，“目的因”是决不退出的，甚至加强、变异，有可能修正“创造因”。同样道理，“创造因”也有可能，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会干预“目的因”，甚至会改变既定航向，让作者本人瞠目结舌。据说，余华在写作《活着》时，怎么都不顺，有一天他发现他可以改变一下人称，由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故事由“福贵”他自己来叙述，这么一改便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