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福镇横街戴氏祖宅敦厚堂是一代足坛名将戴麟经的故居。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绿茵场上，戴麟经是风云一时的球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第三任(主)教练，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戴氏敦厚堂占地约一亩半，北靠横街，南临宫前河，西侧为庙弄，东与吴滔的来鹭草堂比邻而居，俗称戴家里或戴家楼。戴家楼坐北朝南，前后两院自成院落。前院五开间，被四道纵向山墙分隔为三个单元。中间正厅为三楼三底，正厅两旁各有一间副楼，正厅和副楼的前后各有厢楼，形成墙外有墙，楼外有楼。楼层为走马楼，前后左右互相环通，初来乍到者感觉如入迷宫，其中西侧副楼为三层楼结构。前院墙门外有门厅楼和宽阔的廊屋，沿河石帮岸上设有美人靠可供行人休憩。后院有三楼三底两厢楼及杂屋数间，两院共计房屋有四十七间，建筑面积约一千五百平方米，其营造规模、营建格式、采用材料堪称中西合璧，其结构之繁复为当时镇上所仅有。据戴氏后裔回忆，家中曾挂有一匾，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题词，来龙去脉就讲不清了。

　　戴氏敦厚堂创建者是戴麟经祖父戴月泉，他原是崇福东郊留良乡一位徐姓农家子弟，被膝下无子的戴氏夫妇领养，改名戴月泉。戴氏夫妇是徽州人，因避太平天国战乱，从安徽来到崇福东郊定居。在养父母的教育培养下，戴月泉渐渐长大，到了该独立谋生的时候，养父对他说：要致富，三只缸的生意最好做，即酱缸、染缸、粪缸，你可选取一缸。当时崇福南门外已有万森酱园，西门外有道生楚记酱园，西城弄有蓝茂丰染坊，城南街有协大染坊，规模再小一点的还有多家。大概考虑到酱缸染缸均有资本实力雄厚者捷足先登，戴月泉决定选择做粪缸生意起步。戴月泉的养父深藏不露，看来绝非等闲之辈，在他的调教下，聪明勤快的戴月泉很快经商致富。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后，开始购进不少街面房产放租，并于县城横街购地创建戴家楼。

　　戴家后来居上，清末民初一跃成为崇福有名富户。富则不忘造福乡梓，据乡史资料记载：民国七年(1918)，戴月泉等三人捐资二千银元，修复倾颓的崇福西寺前殿(即现存之金刚殿)。戴家当时的经济实力已可见一斑。

　　戴月泉育有二子，长子戴鹿岑，次子戴鹤岑。戴鹿岑即戴麟经的父亲，早年供职于沪上京元钱庄，后出任无锡振新纱厂经理、无锡振新纺织厂董事长，是见过世面的人，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有六个子女，长子戴麟书，曾任复旦大学会计系教授，抗战期间出任华东煤矿股份公司上海总代理。次子戴麟藻，一九二〇年自费赴美国留学，专习理财，四年后乘加拿大皇后号返国时，《申报》以“留美理财学士昨日返国”为题作专题报道。戴麟藻曾供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创办的国民通讯社。抗战期间，一度以实业家巨子出任上海华影公司总经理，一九四五年迁居香港。第三子即戴麟经。戴鹿岑的大女儿小名阿宝嫁于无锡荣广亮，次女戴琪嫁于著名导演桑弧。小女儿戴琳现居澳大利亚。

　　戴麟经，一九〇六年出生于崇福，早年就读崇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转读南洋大学附属中学、南洋大学(后更名为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他是交大庚午级的学生，本应于一九三〇年毕业，但在毕业前一年他被暨南大学足球队看中，遂转学至暨南大学。戴麟经暨南大学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被聘为无锡振新纱厂驻沪办事处主任。戴麟经早年参加乐华队，后加盟东华队，以精湛球技驰骋沪上足坛，东征日本，转战南洋，屡屡建功，被誉为中国第一流中锋。解放后，历任解放军八一足球队教练、国家足球队第三任(主)教练等职，授少校军衔。“文化大革中”中，戴麟经与夫人李爱琳横遭摧残，被迫害致死。

　　戴麟经有二子三女，各有所长。长子戴正国为国立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多伦多大学教授；次子戴振邦曾任解放军某部炮兵营长；长女戴竞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演奏家；次女戴丽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游泳选手，七项全国纪录保持者，丈夫戚烈云是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创造者；小女儿戴舜华从北京体育大学退休。

　　解放后，戴家楼先为中共崇德县委驻地，后为崇福人民公社医院、桐乡化肥厂职工宿舍。戴家楼前院年久失修，已成危楼。后院由戴麟经叔父戴鹤岑的孙辈翻建后居住。

　　二〇一三年七月，戴麟经长子戴正国和其妹戴丽华千里迢迢返回故乡，向镇政府表达出资修缮父亲故居的愿望，一旦故居修复，将无偿捐献父亲的书信、照片、球衣以及他率领中国队第一次冲击足球世界杯带回来的纪念品等，陈列其中，以慰父亲生前思念故乡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