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泉吴氏所藏清刻本《宋诗钞》

　　明代学人论诗，竭力推崇盛唐，认为自大历以后的诗都微不足道。于是，他们都将两宋元代之诗集束之高阁。清代嘉兴朱彝尊在为柯崇朴《振雅堂词》作的《序》中说：“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輙屏置不观。”至清代初年，世间所传宋代别集不多了。

　　清康熙二年(1663)，吕留良聘请黄宗羲来吕家的梅花阁、水生草堂设馆。吴之振与其侄自牧也至水生草堂向黄宗羲执经问业。黄、吕、吴一起论诗，切磋学问。

　　黄宗羲崇尚宋诗。认为“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点”。(《张心直诗序》)此时，正值吕留良、吴之振经多年努力，搜集宋人诗集，准备编印《宋诗钞》之际，黄宗羲即参与此事。虽然他四月来语溪，五月即因其弟宗会病，和高斗魁返余姚。但在此一月余的时间里，他们“联床分檠，蒐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矣。”(《宋诗钞·凡例》)黄宗羲在《宋诗钞》的发凡起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宋诗钞》一书，自清康熙十年刻印至今，编者的署名一直是把吴之振的姓名排在第一。现今中华书局的排印本亦是署“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

　　雍正以后，吕留良因遭文字狱之祸，《宋诗钞》再印时，编者的姓名中也不再把他列入，具名吴之振撰写。《序》中改为“余与家弟自牧所选”。(森注：刊刻者挖去“晚村”，需补二字，误补“家弟”，挖补者不明自牧非“弟”而是之振侄儿。)

　　虽然后来刻印、排印的《宋诗钞》，将吕留良列为三位编者之一，但也是不用“吕留良”而换用他的字号，如光绪《石门县志·卷十·艺文》中刊载的吴之振《宋诗钞·序》，就说“余与东庄、自牧所选”。

　　所以，一直以来，学术界出版界就把吴之振作为《宋诗钞》的“主编”看待，尽管不用“主编”二字，但是把吕留良、吴自牧作为编选该书的助手。如钱钟书就是这样认为的：“助孟举钞宋诗的吕晚村、吴自牧。”(《谈艺录》144页)

　　实际上，吕留良对《宋诗钞》的编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之一是提供宋籍。吕留良家藏宋籍甚多。柯崇朴在《圣宋文选序》中，称吕留良“收藏宋元人文最富”。吕留良在《答张菊人书》中说：“自来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目前略备。”

　　吕留良为《宋诗钞》所选入的八十二部诗集的作者分别写了小传。(后编入《吕用晦先生续集》。《吕晚村墨迹》选印小传手稿11篇。)吕留良对宋诗的具体见解都在这些小传里表现出来。

　　吕留良还撰写了序言。孙学颜编《吕晚村先生古文》卷下有《宋诗钞序》，“盖序出自留良而以之振名弁以书首。”(引见《吕留良年谱长编》1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员蒋寅也说：“吴之振撰的《宋诗钞序》，实为吕留良代撰。康熙刊本《吕晚村先生古文》所收有此序，题下署一‘代’字，知实为吕留良代撰。”(《清代诗学史》第一卷507页)。蒋寅先生《清代诗学史》选择了吕晚村为《宋诗钞》撰的部分作者小传，以其中吕留良对宋诗的看法进行分析，是与《序》的美学思想一致的。认为他为《宋诗钞》的主导倾向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诗钞》的刻印，起初是在吕留良家中进行的。吕留良在康熙六年(1667)《与康复高书》中，提到“家中有宋诗之刻”。(转引《清代诗学史》)

　　蒋寅认为，《吕留良诗集》中，有一首《再过州来柳浪》中的诗意，“流露的趣味与《宋诗钞》序是明显一致的”。而吕留良为王安石、黄庭坚、苏轼等人的《小传》中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价值。因而蒋先生作了结论：“由这些闪光的见解，我们甚至应该说吕留良是对《宋诗钞》贡献最大的人。”

　　康熙十年(1671)秋，《宋诗钞》刻成，吴之振即携带了数十部赴北京，分赠文坛名流。结交了多位供职翰林院的诗人学者，配合了钱谦益、王士禛提倡宋诗的风潮。

　　只是由于清代文字狱案，吕留良成了雍正钦定的“名教罪人”，遭开棺戮尸，著作禁毁，因此《宋诗钞》的编印均归功于吴之振。如当时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