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在老家木箱里的那几张奖状已渐渐泛黄，那是30多年前从农村抽调回城时，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请村里有文化的老人写的几份奖状，作为我离开农村，奔向新的革命工作岗位的纪念，奖状被郑重其事交到了我手上。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吹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革命号角，支边支农上山下乡，成为我们“老三届”及广大青年最光荣也是唯一可选择的道路。按照规定，首先要向濮院镇革委会送上“坚决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的决心书。之后就接到了桐乡县革命委员会的下乡批准书和支农光荣花。刚满19岁的我与同学们拿着行李，足足坐了半天的小轮船，才从濮院镇来到南日公社，第一次远离家门，开始过上独立生活。

　　插队落户的日子平淡而枯燥，在房东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搬进了县革委知青办拨款建造的知青小屋,每天出工劳动，回家后自己烧水煮饭。由于不习惯干农活，队里最初评定我的工分才9分半，而男劳动力最高工分可获15分。扣除了全年的口粮柴草折价款后，第一年年终分红分到了27元5角5分钱。
 

　　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农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即使下雨天也不歇工。七八月是“双抢”农忙期间，我看到烈日下弯着腰收割的社员们，身上的汗水都被热气烤干了。于是写了一篇关于生产队社员狠抓时间奋战“双抢”的通讯。几天后，田间的高音喇叭中，“桐乡县人民广播站”用甜甜的梧桐软语播出了通讯。生产队第一次被光荣扬名，这让大伙异常兴奋，全村的社员都觉得我很了不起。

　　回到濮院镇的第二年，一天，几位社员找上门，带来了一只断裂的打稻机大齿轮，说是无论如何要我想法配换一只。他们跑遍了附近几个乡镇农机厂，就是找不到配件，想到我可能有办法，于是来找我。

　　我先去了原镇上的农机站和缝零厂翻砂车间求购，不想，均无货可供。情急之下又赶到邻县洪合乡农修厂求购，终于找到了与规格相同的配件。当我把新齿轮送交到生产队时，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围着我连声感谢，说是帮了生产队的一个大忙,因为这是队里最先进的生产工具。

　　离开农村已整整37年了，这期间也曾几次到生产队转一转。如今，农村已模样大变，再也不是以前要坐上好几小时轮船才能到达的偏远乡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