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龄，但那时正值抗日，乡下没有公办学校，于是我被送去附近一所私塾读书。先生姓张，约五十岁左右，大名叫张恩溥，又名宏元，还有个外号叫“原是先生”。当时，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宏元先生”。他的外号“原是先生”来源于他平时的说话习惯，不管别人讲什么，有时甚至还没听清楚，他就一连几个“原是”，因而也闹过不少笑话。于是背后被戏称为“原是先生”。

　　先生家算不上富户，但却是书香门第。据说他父亲曾考过秀才，大儿子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小儿子在外地上学，听说他还有个兄弟在外地的大学里当教师。先生一直在家当一名塾师，收入很低，我记得每个学生半年只交六斤米作为学费，折成现金也行。当时，学生总共才二十人左右，收入之微薄就可想而知了。先生很俭朴，除夏天穿一身白色短衫裤外，绝大多数时候是穿一件蓝色的布长衫，脚下是一双黑色的布鞋。

　　上学第一天，我们拿着状元糕分给同学，将较高档次的糕饼给先生，同时还送给先生一个小红包，这叫“把笔封筒”，因为先生要替我们将三天的笔写描红，三天后就要自己描了。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百家姓》，后来陆续读了《神童》、《酒书》、《千字文》等。这些书先生只管教读，不作讲解，一般每天教两行，有的要求背诵。数学作业开始时是让我们抄写“1—1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接下来是抄大写的汉字数字“壹—拾”，这些都要抄好几遍。语文方面，先生让每个学生准备一本簿子，他在簿子上写上几个简单的对子，如：天地、日月、东西、南北、前后、长短、多少等，让我们背诵，然后每天背给他听。还有一个练习是填空，如“河中有（ ）”、“井中有（ ）”、“天上有（ ）”等。这些练习，是上学最初阶段的内容。再后来，每天上午先生教我们读书，他读一句我们跟一句，教了几遍就让我们自己读。

　　下午主要是练写毛笔字，开始是描红，接下去写“印版”，直到在毛边纸上写“脱空”字，这是每天下午的必修课。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安排，或读书或做游戏，直到放学。

　　在私塾里，除了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外，还有四五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坐在另一间厢房里，读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当时我年纪小，不知道这些书的内容，现在想起来，先生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由于先生不凶，大部分学生都不怕他，有几个男生，整天调皮捣蛋，害得全班学生无法听课，有时先生实在招架不住，只能请出他父亲及母亲来帮忙“镇压”。因为学生们都怕这两个人，他们一来，那群捣蛋家伙就服服帖帖坐下听课了，这一招先生用过好几次。

　　当然先生也和其他塾师一样，备有一块“板子”，用来对付那些调皮鬼，每当忍无可忍时，他抓住个别，打他们的手心以示惩罚，为此他的戒尺经常被淘气的学生偷走，因而先生换过好几块“板子”，有时他也会对着不听教诲又捣乱的学生，骂上几句“可恶东西”。

　　由于日寇经常来“扫荡”，故我们时常要“逃难”，读书可说是“三天捉鱼，两天晒网”，虽然读了几年，实际没学到什么知识。抗战胜利后，学校也走上了正轨，可先生不会教体育、唱歌、绘画等，为了能学得更多的知识，十二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启蒙老师，去外地求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