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客来取送染的丝绸
凤鸣街道灵安染店如今无比寂寞，虽然它顶着桐乡百年染坊的名号，但染坊的生意，已被纺织业工业化生产蚕食殆尽，只剩下零星的几位老客，不知何时会来拜访——
78岁的店主赵宝荣染了一辈子的布，他的彩染手艺远近闻名，但和无数的老行当一样，也将湮没。染坊拆迁的脚步越来越近，他仿佛听到了推土机的轰鸣声，他知道，这个世纪老店就要走到岁月的尽头了。
手工艺人，家族永远的烙印
５月的一个午后，这家历尽沧桑的百年染坊透着怡人的清凉。赵宝荣坐在柜台前打盹，时睡时醒，他真的老了，银丝爬满了头，精力也大不如前了，但往事却越来越清晰。
他仍然记得67年前的那个早晨，父亲赵嘉友把他领到了柜台前，说：“今天你不要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帮忙算账，染布的手艺也要慢慢地学。”那一年，赵宝荣11岁，小学读了3年。
赵宝荣不乐意，和父亲吵闹。那时，抗战刚胜利，学校正要举办运动会，他是学校童子军的团长，学校给童子军每人发了一顶贝雷帽，赵宝荣正盘算着和同学在运动会上威风一把，但父亲果断停了他的学费，把他从学校拽回了家。
虽然只读了3年书，但赵宝荣已经是家里唯一识字的人了。这个身高刚过柜面的“小先生”，开始在店里忙前忙后，丈量布匹，记账结算。几年下来，赵宝荣学会了刻版、调色、拷花、染色，将染坊的手艺还学了个遍。
赵宝荣20岁那年，父亲对他说：“你要独自撑起染坊了。”之后，赵嘉友来到20里外的石门，又支起了一口染锅，另起炉灶，直到一年后的1955年，赵嘉友去世。赵宝荣说，父亲走得早，没有机会经历之后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
1956年，国家开始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赵宝荣的染坊连同灵安其他3家染坊进行了合并，成立印染合作社，即使在合作社，赵宝荣的手艺也是最好的。第一个月，赵宝荣拿到了31元钱的工资。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染印合作社和制鞋、箍桶等13个手工行业合并，成立了手工联合合作社；1961年，大跃进结束之后，中央发现大集体生产并不利于经济发展，开始颁布新政，印染行业独立建厂；1980年，印染厂并入桐乡纺织厂；1983年印染厂再次独立，成立灵安印染厂。在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印染厂开始了多项经营，开始生产羊毛衫、石棉，直至最后彻底转行，放弃印染业，但这么多年来，赵宝荣从来没有离开过印染，也从来没有丢弃父亲传给他的手艺。
赵宝荣拿出了当年父亲留下的营业执照，这是一本1951年由崇德县政府颁发的行业许可证。许可证上清晰地写明了注册资金、行业范畴，职业为手工业，这一张证明仿佛为赵宝荣家族打上了永远的烙印——手工艺人。
手艺人一辈子辛苦，不会大富大贵
灶台边烟熏火燎，78岁的赵宝荣吃力地翻动着染锅里滚烫的布匹，时常被烟熏得睁不开眼。这是这些天来一笔难得的生意，染完这些布，赵宝荣可以挣120元。
刚入行的时候，赵嘉友对独子赵宝荣说：“手艺人一辈子辛苦，不会大富大贵，但只要手还能动，就永远有口饭吃。”这句话，也正是赵嘉友一辈子的写照。
1912年，18岁的赵嘉友从绍兴来到桐乡，这是这个百年印染家族的开始。
当时，赵嘉友在石门包家染坊当学徒，学习染布技术。经年累月，他成了包家染坊的当家师傅，薪水每月2石米。他留足自己的口粮，把剩下的粮食换成钱，寄回绍兴老家。
赵嘉友28岁那年，家里用他寄回去的钱为他在老家娶了一房媳妇。为了传宗接代，赵嘉友每年过年回家20天，与妻子同房，当地人称为“种子”，今年不行，明年再来。直到他40岁，妻子才为赵家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赵宝荣。
赵嘉友仍然把挣来的粮食换成钱，寄回家，养活妻儿。1939年，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开始蔓延全国，货币贬值的速度始料未及，赵嘉友用两石米换来的钱，寄到了绍兴，往往连两斗米（折算现代计量单位为10公斤左右）都买不到，老家妻儿的生活陷入困境。
1939年底，母亲带着5岁的赵宝荣，先到杭州，然后沿着钱塘江退去的潮水，乘船经海宁辗转来到了桐乡。沿江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哨岗，随处都能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声。船上，一位母亲为了捂住儿子的哭声，却将儿子活活闷死在襁褓之中。
1941年，桐乡抗日形势更加恶化，包家染坊关门歇业。为了糊口，47岁的赵嘉友自立门户，从崇福辗转到石门，最后来到如今的灵安龙王庙，把根扎在了这里。
旧社会的手工染坊，经不起任何的折腾。1946年，染坊遭窃，被偷去了所有客人送染的布匹，赵嘉友不仅赔光了积蓄，还借了很多钱。他靠赊来的染料维持染坊的生意，直到3年之后，才还清了所有债务。
赵宝荣说，旧社会，染坊师傅凌晨4点就要起床，烧锅染布，在太阳升起之前将布匹晾起；要用手提拎沸水中的染布，先蘸凉水，再迅速地把布拎起，查试颜色；他们常年处于浓烟之中，肺都不太好，赵嘉友年老之后，一直被剧烈的咳嗽困扰，61岁便死于肺病。
染坊的风光一去不复返
赵宝荣一边对记者叙述着往事，一边剥着手里的豌豆，他看着豌豆说：“老了，这么快，才上市没多久，就这样老了。”他仿佛是在说豌豆，又像是在说自己。
1994年，赵宝荣在灵安印染厂退休，之后，又在印染厂做了5年。1998年，印染厂开始转行经营，赵宝荣再次接下了这家染坊，独自继续做着这门手艺。
但是，染坊的风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刚解放时，桐乡有43家染坊。那时，桐乡人自家养蚕，自己织布，家家户户都要把布匹、丝绸送到染坊，做成被面、嫁衣。现在，这些东西样样都有现成的卖了。
如今，桐乡还剩下的几家印染厂，已经不再承接代客印染的业务。他们做的是大批量的、一条龙的生产，工艺品的加工，它们还承担着文化与旅游的对接。
在赵宝荣的染坊，只有一些零星的传统农户，将自织的丝绸送到这里，染成龙凤被面，以供结婚之用；也有外地的手工艺爱好者，买去印染好的布匹，以做装饰；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的艺术家们，将画好的图案送到染坊，请赵宝荣代为制版和染色。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为赵宝荣提供足够的生活来源。
灵安染店去年一年的收入是8732元，如果不是赵宝荣有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他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为了增加收入，赵宝荣开始帮人染褪色的牛仔裤，一条裤子收费10元。
赵宝荣有3个儿子，大儿子13年前中风，之后再也没有起过床，没有说过一句话；小儿子中专毕业后进厂当了工人，只有老二插队后招工，先是到了崇福印染厂，算是子承父业，但1996年下岗，之后曾来父亲的染坊帮过一段时间忙。但这家小作坊已经无法养活父子两家人，现在，老二在做一点小生意。
去年，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央视记者对赵宝荣说：“你的手艺不能失传了。” 赵宝荣说：“要失传了，肯定要失传了。”染坊的一些老客对他说：“能做就再做段时间吧，不然我们去哪里染布呢？”但赵宝荣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做多久呢？”
文化与手艺的鸿沟
■鲍嘉
同样是一个午后，丰同裕蓝印花布厂的老板哀警卫坐在红木沙发上，熟练地摆弄着手中的茶具，一边悠闲地品茶，一边和记者讲述着染印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在哀警卫的身后，是一家桐乡最大的、早已进入现代化经营的超级大染坊，同时还有一间超过3000平米的蓝印花布博物馆，从这里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行销海内外。
在乌镇西栅景区的宏源泰染坊里，印染师傅一遍遍地在游客面前刷浆、上色。短短的十几分钟，一块蓝印花布便呈现在游客面前。同时，游客也可以自己动手尝试，甚至可以在蓝印花布上印上自己喜欢的米老鼠、海宝等卡通图案。
在重重挤压之下，像灵安老店这种小作坊，它的生存空间实在太小太小了。记者在市文化馆的非遗办公室里，看到了赵宝荣的彩染手艺已被列入我市非遗名录，然而，这并不能为像赵宝荣这样的老手艺人带来任何生活上的改善。
赵宝荣不是文化人，但他的手艺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他的苦苦支撑并不是为了传承，而是为了生存。
有时候，文化与手艺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市文化馆负责我市非遗项目的张剑秋对记者说的话直白却耐人寻味，他说：“文化人的手是白的，染印师傅的手却是蓝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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