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浙江石门（崇德），因出了著名思想家吕留良与浙派诗人吴之振而声名远播。近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征集到“江南吴”家族珍藏３００年的《种菜诗唱和诗》系列作品，又把两位乡贤巨子推上了媒介焦点，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这组明末清初浙派诗人吴之振的书法绘画作品，共由十四件标的组成，分为六大类：吴之振唱酬墨迹、吴之振自书墨迹、吴之振画像、吴之振之孙吴兰成墨迹、吴之振后人吴伯滔山水，还有吴昌硕等为吴之振后人所制的十九方印。作品信息庞大、种类丰富、人物众多，如此涉及个人主题成体系的完整性作品在国内拍卖场上未曾见之。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组作品，其背后蕴藏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它的价值意义到底在哪里，吴之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遗民有关系吗？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走进这组作品，走进那个时代的人与事。

       吴之振其人及《种菜诗唱和诗》

　　吴之振(1640—1717)，字孟举，号橙斋，别号竹洲居士，晚年又号黄叶老人、黄叶村农，桐乡洲泉人。幼即聪颖过人，文才隽秀。清顺治九年，13岁应童子试，即与吕留良定交，试后又与黄宗羲兄弟交往。举贡生，敕授征仕郎内阁中书舍人。康熙二年，与吕留良、吴自牧合编《宋诗钞》，康熙十年刊行。康熙十一年又选施国章、宋琬、王士祯、王士禄、陈廷敬、沈荃、程可则、曹尔堪8人诗为《八家诗选》，刊刻行世。筑别墅于石门城西，因爱苏轼诗句“家在江南黄叶村”，便命名为黄叶村庄。吴之振慷慨好施。康熙十年，江南大旱，浙北尤甚，灾民辗转沟壑，吴之振开厂施粥，分区赈米，自正月至麦收，捐粮施食，救活大量灾民。他于筑路、浚河、育婴、恤孤、施药、助葬等善事无不乐为。卒后葬于洲泉镇西学字圩。因而吴之振不仅是清代的著名诗人，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出版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

       江南吴家的“黄叶村庄”是300年前的文化地标，也是当时文人达士雅集的重要场所。而《种菜诗唱和诗》系列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完整性、体系性、家族性透露出大量的历史信息，是对那段历史情况的还原。尤其是作品和史实的印证，更显示出其真实而弥足珍贵。整组作品流传有序，品相保存完好。尤其《种菜诗唱和册》、《为吴之振送行诗》册以及禹之鼎《橙斋先生像》等作品中的唱和与题跋，为我们保留了当时诸多遗民中的文学巨子，如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珍贵墨迹，并透露出珍贵的历史信息，像这样流传有序、脉络清晰的作品的出现，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礼赞，对振兴传统文化有积极作用。

　　特别是明末理学家吕留良的墨宝极其珍贵，因他受文字狱牵连，遭开棺戳尸株连九族，相关书籍纸张都被清朝付之一炬，余者也因其持有者害怕受到牵连而尽数销毁，因而吕氏墨迹极罕见。目前，除上海博物馆存有一件吕留良的书法墨迹《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外，只上海图书馆藏还有半封书信。在“唱和诗”中他的遗墨被隐去了上下双款，但字里行间，仍使我们看到了明末遗民文人的铮铮铁骨和他桀傲不训的个性、卓尔不群的才华，还为我们展示了他以隶带草遒劲秀美的行书艺术，这不仅给研究吕留良和明末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而且也给桐乡的人文历史了一笔抹浓重色彩。

       《宋诗钞》推动宋诗学发展

       吴之振生平锐意于著诗，诗骨清逸，新不伤巧，奇不涉偏，学宋人，又不专于一家，推动了宗宋诗学的发展与浙派诗人的形成。撰有《黄叶村庄诗集》、《寻畅楼杂着》、《德音堂琴谱》，辑有《八家诗选》、《重订瀛奎律髓》、《宋诗钞》。清初诗坛崇宋风气的转变，一方面是对明代中晚期以来拘泥于盛唐旗帜的一种反拨，另一方面则是宋诗本身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和清初诗人的契合。在这个风气转变的过程中，《宋诗钞》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宋诗钞》的出版，可视为清初诗风由尊唐转向崇宋的分水岭。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到：“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

       据吴氏作于康熙十年的序言，是有感于“宋诗向无总集，亦无专选”而作。之前的选集如明人李蔉的《宋艺圃集》、曹学佺的《十二家诗选》和潘士仁的《宋元诗集》，三书所选宋诗标准不离唐诗风格，漏选了具有宋诗特点的作品。

       《宋诗钞》于康熙十年仲秋刊行完毕，吴之振携带进京，分送诗坛巨子与诸名公。在北京，吴之振住在华阳馆，遍游京都。据吴氏《京俗诗》以及《赠行诗》中诸人诗作，知他去过翰林院、太学、长安街、报国寺、土地庙、琉璃厂、卢沟桥等地，留下不少诗作，且在北京度过了辛亥年的除夕。

       在北京任御史的劳之辨与吴之振是姻亲，对于他的北行交游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吴之振与归安的吴光有昆仲之谊，吴光于顺治十八年中探花，任翰林院编修。因这层关系，吴之振去翰林院分送《宋诗钞》，得到了众翰林的礼遇并获得了非常高的赞誉。据《黄叶村庄诗集》和《赠行诗》，可知他拜访结交的人中有徐倬、徐干学、姜希辙、程可则、宋琬、汪懋麟、陈论、周在浚、严我斯、师若琪、陈廷敬、张玉书、卫既齐、高珩、王士禄、王士禛、宋实颖等数十位当世名卿。 吴之振从北京回语溪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一年的二月，在这之前，王士禄、王士禛、宋琬、陈廷敬等诸人于梁园宴饮论诗并为吴之振赠行，写下了可以在清诗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赠行诗》，这些诗都对《宋诗钞》赞誉有加。

       康熙三年的探花周弘在《赠行诗》中直言“世变激颓波，体制日趋下”。《宋诗钞》自康熙年间刊行以来，一直在诗史以及文献的收集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化了人们对宋诗的认识，推动了宋诗学史的发展，流传广、影响大。及至民国，胡适把《宋诗钞》作为开列的38种“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钱锺书在1957年的《宋诗选注序》里还谈到《宋诗钞》对今人的惠泽：“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今人严迪昌在《清诗史》中说：“在宗宋诗风的‘浙派’形成过程中，吴之振是有功绩的，不仅如此，其《宋诗钞》的刊刻，也是‘宋诗学’史的一件大事。”

       受吕留良、黄宗羲影响颇深

       这组作品交叉式地记录了吴之振的人生，遥远的明清之际一个有抱负的文学青年的成长经历及其生存状态：一个和遗民交往密切、深受遗民文学家思想影响的清初浙派诗人。康熙二年，54岁的黄宗羲应吕留良之请，由余姚北上，在崇德东南一里许的语溪吕氏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旋又迁至水生草堂，后复移至东庄。在语溪的三年间，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高占中经常诗文酬唱。康熙三年，黄宗羲还偕同吕留良、吴之振去常熟探望了病重的钱谦益。

       名留后世的《宋诗钞》的编撰也凝聚了黄宗羲的心血，吴之振在《宋诗钞·凡例》中说：“癸卯之夏，余叔侄与晚村读书水生草堂，此选刻之始也。时甬东高旦中过晚村，姚江黄太冲因旦中来会，联床分檠，搜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焉。”黄宗羲还为吕留良亲自编选过诗集，吕留良亦托黄宗羲整理刊刻刘宗周的遗著。在吕留良的《友砚堂记》中，还记载了因黄宗会病重，黄宗羲急欲回乡，吕留良将卣砚及文、沈画作卖掉凑钱，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真挚友情。

       在《复秦灯严书》中黄宗羲、吕留良两人同和《种菜诗》，但反映出了的人生态度已然有别：黄宗羲已由早年的积极抗清，转向了著书立说，并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而吕留良在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即全力投入到程朱理学的研究与推广中，并与清廷采取对抗态度。综上所述，此《种菜诗》在黄宗羲、吕留良两人的思想转变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价值。

       而吴之振幼年即喜读诗书，少年时遇满腹诗学、颇有志节的吕留良，他小留良11岁，诸事皆肩随而兄事之，这一时期无论在学业还是思想上，吕留良对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青年时代又结交到大文豪、大思想家黄宗羲，共聚吕家水生草堂，品诗鉴画，切磋学艺，写下了不少欢聚时的诗作。这一时期是吴之振开阔眼界、诗艺大进、确定宏图伟略的阶段。时机一成熟，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宋诗钞》编纂刊行的成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吕留良和黄宗羲是吴之振青少年时代人生观形成时两个极有影响的人物。 

       展现文人风采　彰显文化价值

　　吴之振善书精画，涉笔成趣，精娴六书，笔法秀润，深得晋人笔意。他早年为吕晚村书《卖艺文》，至晚年愈圆润，喜书东坡诗赠人，“识者皆珍如球壁”。如吴之振当年携《宋诗钞》北上一举成名，由此而来的《唱和诗》基本是当时官场名流的手迹，而《种菜诗》则是回乡后诗坛名人的唱和，表达了典型的隐居者的心态。

       这套作品涵盖了近50位当时文化名人的手迹，其中包括吕留良、黄宗羲、陈廷敬、王士禛、梁清标、汪琬、尤侗等人的墨迹，吴之振自书墨迹与画像，以及与吴氏后人有关的书画、印章等，这些作品在博物馆也很少能看到。其中至少有一半名人的手迹是从没见过的，横跨了清代尤其是清初的地方上、京城中诸多名人手迹。而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吴之振的书法诗迹受到苏东坡端庄流丽、逸兴遄飞风格的影响最大。其《后赤壁赋》则受到董其昌疏朗沉着、颜真卿秀美练达的书风影响，所以从书法成就来说，也代表了明末清初的典型书风。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视吴之振的形象，从吴之振的形象可以想见清初绝大多数文人的身影，他们的身影又可构筑那个时代文人生活的模式。应当说这组作品的生成于书画界都是非常罕见的，其主要价值意义就是于作品中历史文化大事件的承载在当代的体现。其名人手迹与印鉴款识不仅是一部书法篆刻大典，更是嘉兴文化史资料保存的一个大事件，希望通过深入探讨相关历史文脉，深度发掘《种菜诗唱和诗》系列作品及明遗民书画的文化历史价值，传承历史精髓和文化精神，使这件代表嘉兴明清时期文化的精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