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临走时交代我，不要把老屋拆了，她说老屋防震又暖和。这就像人与人，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在老屋里住久了，也就不忍失去这个家园。

　　母亲走后，我就离开了苏北。对故乡的思念是人之常情，而老屋，就是故乡一道独特的风景。虽然母亲不在了，但老屋还在，它顶风冒雨、披星戴月、一如继往地护守着家园，仿佛是在等候着游子的归来。

　　老屋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盖起来的。在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开始筹划盖屋了。先是批土地、量宅基，这些前期工作我们帮不上，是母亲一次次地跑大队、跑公社，才跑来了三间屋的宅基地。地势极好，在村子的尽西头，一面近村，三面邻田，是一块风水宝地。

　　接下来是垫宅基、买石料、打基础。宅基是包给邻村人垫的，听母亲说共花了两百块钱。石料是用拖拉机运的，共运了四车，两车乱石，两车料石。母亲还怕不够用，又用平板车到三十里外的官山拉了两车。记得母亲是和大姐一同去的，天还没亮就起床，到了天黑还没有回到家。我和二姐摸黑迎出七八里地，一路上，不知错认了多少拉平板车的，总算迎到了一身汗水的大姐和母亲。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时正怀有身孕，因过度劳累而流产了。

　　买完石料，家中的钱也用完了，盖屋的工程也就停了下来。这时，母亲开始了养猪，她要用养猪积攒的钱来盖屋。两年后，我们终于开始在基础上垒墙了。墙垒是土墙，共需垒三次。第一次完工后就垒好了一行墙。一行墙起来后，我已在村里上小学了。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去看墙，不让调皮的孩子爬上墙头，不是怕他们从墙顶上摔下来，是怕他们踩塌了墙壁。遇到刮风下雨，别人家的孩子都想法躲雨，我和姐姐们却要向风雨中跑去，去给墙头上加稻草、压石头，不让雨水淋塌了墙壁。风雨中，我和姐姐们都是满身的汗水、雨水、泥水，落汤鸡般认不出你我来了。最可恨的是刚刚把墙头盖好，却出了太阳，害得我们又要把刚放上去的稻草再抱下来。待到第一行墙干透、结实了，母亲就出钱或是管饭，请村里的大劳力再帮我们垒第二行墙、第三行墙了。

　　为了节省开支，垒墙用土全是我们一家人搬运的。在距宅基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我们挖了一个池塘般的大坑。每天晚上，母亲和大姐，我和二姐，分别用布兜子从这里向宅基上抬土，有时抬到公鸡打鸣了才歇息。星期天，母亲还会找来一辆手推胶轮车，大姐在后面推，我在前头拉，母亲和二姐专门上土，一干就是一整天。

　　到第三行墙垒好后，就开始盖屋面了。盖草还是盖瓦面，母亲一时拿不定主意。母亲知道瓦面比草结实，只是要多花些钱，她征求了许多老人的意见，就是看这多花的钱值不值得。经过反复多次的核算、筹划，母亲终于决定盖瓦屋。瓦屋盖好后，全村人都说母亲有远见。

　　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屋基本上没有大修过，但小的装修却不曾间断，比如换瓦片啦，粉刷墙啦，铺上水泥地面啦……母亲总想把老屋打扮得完美些、漂亮些。遇到暴风雨，哪怕是深更半夜，母亲也要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手电筒，绕着老屋转上一圈，看到墙脚没有进水，墙壁没被淋湿，她才睡得踏实。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的家乡也开始防震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全县人都住进了防震棚，但母亲还住在老屋里，她不相信老屋会被震倒。结果那一年老屋平安无事，其实许多房屋都平安无事，可母亲偏偏说老屋防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家中盖起了楼房，老屋就抬不起头来了，但母亲丝毫没有拆除它的意思。母亲病重时，担心我在她走后会拆除老屋，才告诉我，说老屋防震又暖和。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我和姐姐们都不忍失去老屋这个家园。在母亲走后，我们又对老屋进行了一次装修，专门用来存放母亲用过的锄头、镰刀、扁担、铁锹等农具，以此来纪念劳苦一生的母亲。

　　在远离故乡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老屋。想起老屋，心里就感到分外的温馨，也许老屋真如母亲说的那样，防震又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