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桐乡地处越国和吴国交界之地，向有吴疆越界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全市范围内已发现20多处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可惜这些珍贵文物除了部分出土于墓葬以外，其余的大多为采集品，缺乏科学发掘的依据，除了能证实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有人类频繁活动以外，还不足以支撑桐乡就是吴越交界之地的说法。

　　2003年10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乡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石门镇墅丰村董家桥组，经过45天的发掘，揭开了董家桥遗址的神秘面纱，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史志记载的史实：桐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的交界之地。

　　事情还得从1976年的冬天说起，董家桥村利用农闲时节进行冬修水利，在拓宽河道过程中，发现了几件青铜矛、原始瓷等重要文物；2002年，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不少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碎片。文物部门高度重视，随即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董家桥周边进行勘查。经过地下勘探，发现遗址范围很大，面积有数万平方米，涉及墅丰村董家桥、坟头村两个自然村所在的高地。为了更好地保护董家桥遗址，弄清楚地下遗址的堆积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乡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董家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从而拉开了揭示董家桥遗址吴越春秋的序幕。

　　发掘地点在居民区后面的高地，共布5米×10米的探方10个，发掘总面积500平方米。通过发掘，发现董家桥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堆积层丰富的古文化村落遗址，堆积的主体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最下层有部分良渚文化的堆积。

　　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铜器和石器三类。陶器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以及少部分泥质陶，器型有印纹陶坛、罐，原始瓷碗、杯、盖，夹砂陶鼎、釜等；青铜器除了一件青铜小鼎是日常生活用器外，其余都是生产工具和兵器，生产工具有刀、镰、锸、鱼钩等，兵器主要有矛、镞等；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有锛、凿、刀、镰、破土器等，共计300余件。另外还发现了一批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灰坑、水井等遗迹。

　　在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绳纹陶鬲引起了专家极大的兴趣，这件陶鬲其貌不扬，高12厘米左右，敞口卷沿，腹斜收，底档较平，下有三个袋状矮足，略外撇，表面拍打绳纹，制作不是非常规整，略显粗糙。陶鬲出现于新石器晚期，消失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人烧汤煮饭的一种炊具。一般来说，陶鬲可以直接支在地上，方便填柴引火。这种陶鬲只在浙江境内的湖州发现过，在传统的越文化中，炊器均为鼎、釜、甑等，陶鬲是吴文化炊器的主要代表，在吴文化中最为常见。作为考古主要依据的炊具，学界有“越鼎吴鬲”的说法，肯定了陶鬲隶属吴文化的地域特点。董家桥遗址出土的绳纹陶鬲，应是受吴文化影响的结果，也为桐乡吴越疆界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距离董家桥遗址3公里处，就是石门镇，这里曾留下了“垒石为门”的传说。史书记载：“春秋时，吴拒越，垒石为门，即此处也。或谓之石夷门。”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石门就为吴越两国的交界，其西属越，其北属吴。战国时期，吴越纷争，越国为了抵抗吴国，垒石为门。在石门，至今还保存有“垒石弄”的地名。20世纪90年代在垒石弄边上拓宽马路时，曾发现一块长4米，宽2米，厚0.3米的石块，石块凿有边框，疑似石门。如果真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在此“垒石为门”，在垒石弄这样的地点，发现了这样一扇门一样的石块，似乎真的与石门有关。

　　董家桥遗址是桐乡发现的一处大型春秋战国文化遗存，不仅堆积丰厚，而且包含物丰富，这样的遗址在浙江省极为少见。从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石器的种类，加之先前发现的青铜矛等文物判断，这里人类活动频繁，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我们判断，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创造了繁荣与富庶。

　　青铜兵器的发现，证明这里在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青铜矛、青铜镞，使人联想到当年古战场上杀声震天、剑戈相碰的惨烈场面。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473年，吴越两国曾在这里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史称“吴越之争”，所以这里是古战场遗址。尽管经历了２５００多年的风雨洗刷，古迹大多无存，但当时留下的一些地名一直沿用了下来，最有名的要数“天荒荡”了。清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天荒荡，东荡界桐乡、海宁，西荡界石门、桐乡。荡地甚大，故又称南荡、北荡。相传为吴白喜教车战处。土人耕地，往往得败甲朽镞。”

　　这些记载中的“朽镞”，与董家桥遗址出土的青铜镞等兵器一样，成了记录那个时代兵家之争的历史，不但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而且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桐乡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时期的特殊地理位置。2010年，董家桥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越霸业，早成南柯一梦。今天的董家桥，田野纵横、屋舍俨然，到处呈现出祥和、恬静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