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佳节，更是一次情感履约。“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已经牢牢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过年的年货变了，一些看似根深蒂固的习俗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改变。透过这些变化，能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春节前夕，记者走访了桐乡几户普通人家，请他们回忆桐乡人过年变迁，了解过年那些事——

每到腊月，一些人家便开始在自家的大缸里酿制“杜搭酒”，这也意味着新年即将到来了。

　　王阿姨的年货账簿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食不果腹到后来凭票购买紧俏年货，再到如今两个冰箱都装不下的丰盛年货；从一家人挤住在不足15平方米的平房，到现在老两口住在宽敞的楼房；从围坐一桌吃年夜饭，到国内外旅游过春节……一个普通退休职工家庭几十年的生活档案见证了过年的变化。

　　王阿姨名叫王朵金，今年65岁。她翻开厚厚一沓家庭档案，向记者讲述了她家春节生活的变迁。

　　老底子，王阿姨家和众多中国家庭一样，兄弟姐妹多，家庭并不宽裕。“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家里过年杀只鸡烧条鱼那是非常隆重的事了。”王阿姨说，在３年困难时期，能够吃饱饭就很不容易了。不过也正是因为当时大家兄弟姐妹多，穷也穷得开心，一家人嘻嘻哈哈闹腾着，新年很快就过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过年开始有大肉吃了，一般是做个酥黄豆烧肉。如果有人家能端出笋干烧肉，那是相当“霸气”了，因为当时笋干“有关系”的人家才会有。

　　过年穿新衣虽说是个约定俗成的习俗，不过对王阿姨小时候来说那只是个梦想。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外当兵的哥哥会把穿过的军大衣捎回家，父亲穿上几年后再翻个面给她穿。“那时只有条件好的人家才能请裁缝师傅做几件新棉袄，像我们这样的家境，只能由大传小，由新穿到破。”王阿姨说。

　　在那个具有典型时代印记的年代，王阿姨在乡下文宣队工作，“样板戏”成了那代人的特殊记忆。“年前中央下了指示，我们连夜得排出样板戏，过年就得走村串巷演出。”王阿姨掰着手指数着《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在寒冷的冬季，隔壁村的人也会搬着小凳子赶来看戏。一个缺穿缺喝的特殊年代，精神食粮成了过年的寄托。“后来，年货开始丰富起来了。”王阿姨清楚地记得，1986年城河路上开了家卖干货的店，过年那段时间这家店被围得水泄不通。“第一次看到人们那么爽快地花钱，大包大包地买桂圆干、荔枝干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一些单位和部门开始流行过年发年货了，什么大米啊油啊鱼等。“那时都是集体户口，买鱼得拿着户口本一起买。”王阿姨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好笑，一个人0.75公斤鱼，一买就得买10多个人的份，买来后怎么分鱼又成了一件挺闹心的事。

一本本小账簿记载着王阿姨一家的过年往事。

　　“年包头”、甘蔗等成了桐乡农家过年必备的年货。

　　姚师傅家的过年变迁

　　记者采访王阿姨时，也勾起了和王阿姨同一个时代走过来的姚建忠老人的回忆。姚师傅感到过年印象最深的还是电视机的变化。1979年，姚师傅托上海的亲戚买了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花了426元买的电视机，那时在桐乡街上是数一数二的。”姚师傅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过了几年，姚师傅又把这台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电视机，当时过年正好赶上1983年第一届春晚播出。“当时有首歌，可好听了。”姚师傅随即哼唱起来，“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过年的特点是购买自己喜欢的年货了。市场上的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各种礼花、电光炮等高档鞭炮也成为年货市场上的主角，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时期，桐乡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过年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丰富了。有一些市民开始把家里的年夜饭“搬”到酒店吃了。许多酒店看准商机，纷纷推出了年夜饭。许多家庭提前预订年夜饭，大家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了。

　　时光流转至21世纪，让姚师傅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年货的种类越来越齐全了，不仅鱼肉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一些在冬季少有的反季节蔬菜也多了起来，置办年货更加方便了。

　　前年，姚师傅搬进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记者看到，阳台上堆满了他儿子女儿送来的大米、时令水果和鸡蛋。“家里两台冰箱都装满了肉、海鲜等年货，全是儿子和女儿送来的，东西太多，现在都没地方放了。”姚师傅说。

　　照片和录像是姚师傅记录春节生活变迁的见证。在他家书房的书架上有十几本大的相册，里面是多年来他们一家人团圆过春节拍下的场景，还有全家人春节期间外出旅游留下的美好记忆。

　　退休后，姚师傅老两口的业余时间更多了，他们开始四处旅游。“我们最早是在1993年春节去长江三峡旅游，1995年又去上海、苏州和杭州转了半个月。2000年，我们跟着旅游团到新马泰玩了一圈。”姚师傅说，“今年春节，我和老伴商量了下，想去港澳玩玩。”

　　随着几十年来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手头越来越松，姚师傅对生活的期盼也水涨船高。“手里有钱了，更加注重亲戚朋友间的来往了。春节期间除了到邻居家串门拜年外，我总会给远方的一些亲戚朋友打打电话，问候一下他们的身体及家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亲情和友情成为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事情了。”姚师傅说。

　　郑大爷记忆中的年俗

　　“毛焐芋艿杜搭酒”是过去农村过年时的现实写照。辛苦了一年的老农，一边晒着暖融融的太阳，一边凳子上放一壶家酿米酒、几个热腾腾的毛焐芋艿，眯着眼睛抿一口酒、剥一个芋艿沾一点盐，放进嘴里细嚼慢咽，一年的辛苦似乎也随之消散开去，于是也有了下句话“纵使神仙也难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简单而知足的快乐，伴随着桐乡农民的春节。

　　然而现在，这已成为过去式。近日，记者来到河山镇石栏桥村朱炳泉家，没有浓厚的过年气氛，有的只是农闲中的惬意。74岁的朱炳泉是村里的“乐人师傅”，过年是他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初二有家要祝寿，初四有家要结婚……”朱炳泉过年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

　　朱师傅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都喜欢把一些吉利事放在春节里办，如祝寿、订婚、结婚等，一来平时大家都忙，只有过年时人最齐；二来也是沾过年的喜庆气氛。

　　至于自家过年的准备，朱师傅说：“现在农村也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但最基本的年货还是不能少的。”他带记者来到家里的储物间，一个大缸上覆盖着厚厚的稻草。“这是酿的杜搭酒，用了50多公斤新糯米呢。”一旁的篮子里放着一个刚腌好的咸猪头，一捆紫皮甘蔗卧在墙角，还有一盆攒了好几个月的土鸡蛋……

　　打年糕这样的费力活，很多农户家不做了。“等过了腊月廿三，村里会组织人打石臼年糕，到时大家分一下，方便多了。”

　　凤鸣街道中群村67岁的郑善芳老人热衷于收集资料、研究民间习俗，对于农村的过年习俗说起来头头是道。“农村人过年，确切地讲是从腊月开始的。”老人说，置办新衣新帽，更新炊具锅灶，里里外外打扫一下，然后腌大肉、炸丸子、做高粱肉、捏团子……等到土灶烧起、对联往大门上一贴、红红的灯笼一挂，这年才正式登场。

　　老人告诉记者，在蚕桑地区，十二月十二有个特别仪式，就是要“供灶君”，农民会做一些似茧子的南瓜团子，寓意来年蚕茧丰收，现在这种习俗已经简化，很多人家买几个糖团子代替了。到了腊月廿三，就是赤豆糯米饭登场的时候了。小年夜一过，农村过年的各种繁文缛节也悉数登场了。老人拿出了家里过年用的“六神牌”，只见上面画着6位神仙，曾经靓丽的色彩已经泛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请一位画师专门画的。”老人视之为宝，它见证了老人一家过年的变迁。

　　小年夜晚上，农家就要“请六神”。老人记得，当时家里用两张桌子拼成一张大供桌，摆上“年包头”、雄鸡、年糕、活鲤鱼，其他还要三样水果、三样干果和三样糕饼。“请六神”一定要用新的蜡烛，而且越大越好，并且一直会点到后半夜。

　　过了小年夜，供桌上的大肉被切成小块，留到年夜饭时吃。不过那时吃年夜饭，全鱼全鸡这些大菜是不能碰的，主人将之端进端出。若遇上小孩不懂事动筷子，是会被大人打掉筷子的。“那是来客人撑场面用的。”郑善芳说，一直要等到没有客人再来时，这些荤菜才能吃，所以那时走亲戚吃的也不过就是大蒜豆腐干、笋干之类的素菜。

　　“可现在呢，天天像过年，那些油腻的东西反倒没人吃了，大家都喜欢吃素菜吃清淡的了。” 郑善芳说。

　　到了年初一就要出门拜年了，一般在农村提上“一尺拜年糕”就出门了，后来有一扎酥糖就很客气了，如果能拿得出铁盒装的威化饼干，那就算很高档了。

　　新年里农村是最热闹的，穿着新衣、吃着芝麻片和糖、糕，再到茶馆里听段《粉妆楼》或《七侠五义》的劝书，如果赶巧还能再看场花鼓戏、皮影戏，那这年就算过得有滋有味了。

　　“现在生活好了，过年的方式和娱乐活动更多了，今年我们一家想去湖州亲戚家过年了。”郑善芳说，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团团圆圆，什么样的方式过年都一样。

供灶君、“请六神”是桐乡农村过年的一种传统习俗。

　　过年的方式在变化 但过年精髓永不变

　　尽管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过年新方式冲击着一些曾经彰显亲情的过年习俗，但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精神，亲情、团聚仍然是春节的主题。

　　在某中学当老师的杨丽丽，今年春节准备带着父母去海南旅游过年。她说，传统观念里春节是个团圆的日子，举家外出旅游异地团聚与传统居家过年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上也是一种让人高兴的团圆方式。

　　记者发现，近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许多曾经反映传统节日文化的年俗也逐渐披上了新装。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在饭店吃年夜饭，唱通宵卡拉OK守岁，网聚聊天迎新年。农村上供守夜的少了，通宵娱乐迎新年的多了；上门拜年的少了，打电话发信息的多了；春节禁忌的话语少了，祝福话语多了……

　　沈岩和马笑冉是一对80后小夫妻，春节期间他们准备了一套“万元计划”。“现在和以往不同了，过年给父母送礼物，不能再送烟酒之类的东西了，要真正想他们所想，送到他们的心坎里。”马笑冉说，“今年春节她和老公推掉了所有应酬，想好好陪陪老人。父母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费了那么多心，趁春节一定要好好尽尽孝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过年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大家追求团圆、幸福的愿望没有变。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春节的传统意义我们应当保持和传承下去。

　　对于传统年俗，我们应当尽量保护和传承；对于新的过年方式，只要其符合春节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它，并不断创新，这样，年才会过得更有活力，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