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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金仲华的笔和友


  一九六一年五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右起:毛泽东、柯庆施、金仲华、陈望道、曹荻秋、周谷城


  一九四九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邓拓、杨刚、胡乔木、金仲华、王芸生;中排:徐铸成、徐迈进、恽逸群、邵宗汉、赵超构;后排:张磐石、刘尊棋、陈克寒、储安平


1955年金仲华在维也纳和平理事会中国书记处


1938年,金仲华(右)与邹韬奋、胞妹金端苓在武汉合影


金仲华与《世界知识》杂志总编冯宾符


  1956年金仲华与长女、本文作者金立勤摄于定陵


  1960年1月27日,宋庆龄由金仲华陪同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度过了她67岁生日


  1958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金仲华(左二)与胡愈之(左)、许广平(右)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我父亲金仲华是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

  1978年为我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新世纪的2010年1月,我看北京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锣鼓巷》中,辛家的长孙思聪在参加抗日游行被打伤后,对他的女友艺玲说:“我借些新书给你看看,像邹韬奋先生的《新生》,还有金仲华先生的《世界知识》,都是体现新思潮的现实主义作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仍觉着他就在身边……

  走进新闻行列

  我父亲是浙江桐乡人。我是在他逝世后的七十年代,才第一次回到家乡。那是一个多么典型的江南水乡:幽静的古镇、蜿蜒的水巷……我们家坐落在县城的东南街上,这里有着一排排虽然陈旧,但富有生气的古宅。我走进三开四进的晚清民居,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了二层,家人告诉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低矮的楼上。现在这座故居,因市政建设已迁至新区依原样建成金仲华纪念馆。我祖父是一位教师,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据我叔叔讲,父亲四岁就能认识千余字。放学后时常在祖父备课的西厢楼里翻阅经史子集,客人来了都叫不岀来。十七岁在嘉兴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因家境并不富裕,在大学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学业成绩很好:“我在大学学文科,趁机读了些书,也学会了英文。”正因为勤奋好学,父亲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并不费力,他在桐乡家中翻阅上海报纸,见到商务印书馆招聘编辑人员广告,立即前往投考,很快被录取,从此父亲便走进新闻传媒的行列了。

  父亲进商务印书馆,先后在《妇女杂志》《中学生》《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任编辑。这期间,父亲在与叶圣陶、胡愈之、邹韬奋的合作中,得益匪浅,遂结下终生友谊。叶圣陶“文革”后在《追念金仲华兄》中写道:“我在家里常对至善满子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其中交情最深的二位,一位是仲华,一位是老舍。”而父亲生前告诉我们,叶老是他最早共事的老朋友、老同志,也是他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长者。

  还有一位是邹韬奋。1935年,邹伯伯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上海,就在生活书店认识了我父亲,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在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共同事业中形影不离,携手并进。父亲一直在邹伯伯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抗战三日刋》任编辑,杂志从上海办到武汉,又办到香港;杂志被勒令停刊,又办另一个。其间,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马戏班子的演讲团,一件是邹伯伯到我父亲那里“坐索”等稿。

  1937年冬上海沦陷,父亲与一批友人从香港经广西梧州、柳州、桂林,到达武汉。对此,邹伯伯在文章中写道:“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谈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谈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先生谈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谈妇女问题,我(韬奋)谈团结抗战问题。”

  关于坐索文稿,那是1937年在武汉生活书店的亭子间里发生的。我父亲主编《世界知识》;邹伯伯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那是三天要出一期,每期都要有一篇三日战局分析,是特约我父亲撰写的。为了包括最新、最后的消息分析,总要到最后一天才执笔。往往一期全部文稿到齐,战局分析尚未交去,邹伯伯急得来催稿,把办公室的椅子放在墙边坐着,两手在膝上一撑,说:“我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独缺你这篇‘三日战局’了。我正在等米下锅,非留在这里‘坐索’不可!”我父亲就大笔一挥而就,这是当时在办公室的钱小柏先生认为最有趣的事。60年代,在解放后的上海,我父亲要纪念这位文化巨人,策划拍摄电影《邹韬奋》受到阻挠,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邹韬奋还要纪念吗?”我父亲很无奈!

  胡愈之伯伯是《世界知识》的创建人,我父亲正是接的他的班;也正是胡愈之引导我父亲走进国际问题研究的行列。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从该杂志创刊至我父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前,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

  在香港的聚会

  八年抗战时期,我家跟随着父亲办报的行踪,四处迁徙。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生活书店的领导人胡愈之、邹韬奋,把属下的杂志撤到大后方的汉口。我父亲负责的《世界知识》就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办刊。半年后,战事又逼迫到武汉,生活书店将内迁,为了方便取得外文书报资料,《世界知识》由我父亲带着两位工作人员钱小柏、金端苓(我姑姑)去香港,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只能昼停夜行,三天后才到达广州。我父亲来往于香港、广州,办理杂志登记手续。正在困难之际,香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办的《星岛日报》要聘一位总编辑,经廖承志推荐,我父亲进了《星岛日报》任总编辑,《世界知识》也顺势在香港落脚。

  这时我从上海到香港,上了小学。我家住一座公寓的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路上驶往美丽浅水湾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

  当时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聚集香港,我父亲的朋友特别多,《星岛日报》的副总编辑邵宗汉就住在我们家中,他有个绝技,会拿大顶,让我惊叹不已。还有就是《世界知识》的乔木,乔木就是名声很大的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他的个子特别高,我见他那么高很害怕,到处躲藏,他就追,我跑进我的小屋里把门关上,抬头一看,门上面的玻璃窗竟露出乔木叔叔的头发,吓得我大哭起来。还有漫画家叶浅予和夫人舞蹈家戴爱莲、电影明星金山和王莹都来过我家。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次是1941年3月10日邹韬奋伯伯从重庆脱险到香港,我家设宴请了《星岛日报》的羊枣、郁风、恽逸群、张光宇,《世界知识》的张仲实、张明养、胡仲持、郑森禹,还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从下午开始,他们互相道别后的情况、交换对时局对香港状况的看法,建议邹伯伯在香港恢复办《大众生活》杂志。大家兴致盎然,谈笑风生;我虽然不懂,却坐在一旁听着。到了晚餐的时候,我的祖母可是烧菜能手,当时就摆岀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有梅干菜烧肉、芙蓉蒸蛋、白果烩发菜,最精彩的是嵌宝鸭,就是把香菇、火腿、虾米、莲子和糯米填塞在鸭肚里蒸熟,吃着让人赞不绝口。饭后,娱乐开始,有的打麻将、打桥牌,有的把留声机打开,跳交际舞。我记得邹韬奋伯伯的舞姿最好看,他嘴里还轻喊着“slow slow quick quick slow”;从那时起我就学会跳交际舞了。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大多在我家,有时在杂志办公室,有时在酒店,人员有多有少,廖承志、夏衍也召集过。这样的聚会主要是讨论时局并约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父亲于1942年一月中旬乘小艇经澳门飘海到广东台山。他写道:“我们是在胜利的行军啊!”

  封不住的笔

  1986年12月,郁风姑姑给我写了一封信,随信寄来了1941年6月1日刊登在《星岛日报》上,由金仲华、羊枣、邵宗汉、郁风写的《告别读者》启事。她还在信中写:“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复印启事寄给我的,她从事搜集和研究抗日时期香港文化多年,今后如有令尊事迹的文集岀版,希望能寄给她一册。”因我当时年龄太小,对于父亲为何辞职《星岛日报》之事,并不知晓,于是九十年代初去香港,在香港图书馆,把1942年的微缩《星岛日报》一一阅览。这事起因是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全国人民同声斥责国民党,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害怕真相败露,下令媒体禁发此词。我父亲不顾禁令,将周恩来题词制成锌版,在《星岛日报》头版大字刊登,并揭露国民党一小撮投降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于是国民党指使在港的《国民日报》向《星岛日报》发岀一连串攻击,双方大战三个月。这时胡文虎被请到重庆,蒋介石待为上宾,胡文虎同意蒋派cc系程沧波到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郁风姑姑说:“……《告别读者》刊岀后,社会读者也很震动。以金仲华同志为首的这一行动是得到党的首肯的,这篇启事主要也是他起草的。”

  1942年春末,我和父亲在桂林相聚,当时的桂林,可称为抗战文化城,当然也是文化人的中心。我感觉,日子总是沸沸腾腾的,刚躲了警报,又赶去看演岀;今天募捐了,明天又集会了。各种报刊在岀版,各种书店在营业;奇怪的是《世界知识》,当局就不给注册登记。笔是封不住的,嘴也是封不住的;我父亲就开始自由写作了。我们家住在桂林的丽泽门外丽君路的文化供应社宿舍楼上,楼下是宋云彬,对面楼上是邵荃麟和葛琴夫妇,我叫葛伯伯,他们楼下住的是茅盾夫妇,大家共同围簇着一个天井,像是一个大家庭。楼外的竹篱笆围着一幢房子住着柳亚子一家,我父亲曾让我给他送过信,那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文化人聚居在这里,文化氛围很浓,父亲自然能安定下来写作。同时我父亲任《广西日报》的抗战形势和时事方面的社论主笔,两年多,他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并岀版金端苓绘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地图册》。

  1949年年初,父亲离开香港前,1月8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因为全国解放在即,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父亲买了蛋糕,还点上14根小蜡烛,给我过生日。正是这时,他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随后去北京的。但是当时我和哥哥立诚随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周而复带领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时,父亲已跟着解放军进入上海了。

  父亲在建国初期曾任《新闻日报》主编,后又为《文汇报》社长,再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随着柯庆施到上海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管文教宣传口,阶级斗争的调子日益增高;父亲在工作上一如既往,但心情有些压抑。在上海他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那就是巴金、杜宣、孔罗荪。

  当1999年,金仲华纪念馆在故乡桐乡开馆时,邹家华同志题写了馆名,巴金伯伯题写书名,杜宣叔叔还亲往参加。


  “文革”开始后,特别到1968年江青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提岀要揪三朝元老当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国,父亲被勒令参加运动陪斗,审问,抄家步步升级……直到噩耗传来。“四人帮”倒台后,上海市委查清了父亲死因,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召开了金仲华骨灰安放仪式,为父亲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让我们家属万分痛心的是:在骨灰盒中,代之以骨灰的是父亲的一枚图章和一支钢笔。父亲一生就是用笔杆来评论天下事的啊!他说过:“写国际问题文章,就是分析国际局势发展的动向,来帮助读者对变动中的世界加强认识……”至今,我仍关心国际形势,我总觉得父亲还在写……

  【作者简介】

  金立勤 金仲华长女。1949年毕业于原华北大学。后长期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从事专业文艺表演和创作。1980年起任文化部民族文化司艺术处处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参与撰写《中国民族节日大全》《佛教与中国舞蹈》等专著;筹备组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中国艺术节”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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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民晚报 作者: 金立勤 编辑: 宋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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