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纪念馆

王会悟用过的放大镜、眼镜和闹钟。

少女时期的王会悟和晚年时期的王会悟

　　7月1日，坐落于乌镇西栅景区的王会悟纪念馆，不时有游客前来参观留影。“王会悟对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党的‘功臣’。”广州游客李明说。对他来说，在党的生日造访王会悟纪念馆，有着特殊的意义。

　　“王会悟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在学生中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反对缠足，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国茅盾研究会会员、桐乡市茅盾研究会理事汪家荣说。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共“一大”没有妇女代表，但作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写下了传奇篇章。史学家称她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第一位安全保卫工作者”。

　　破旧俗的“小王先生”

　　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这年的7月8日，在桐乡县乌镇镇常新街，一幢普通的民宅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这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的第5个孩子，王彦臣给孩子取名“会悟”。

　　王家世代以教书为业，名闻乡里。王彦臣教书认真严谨，对子女及门生要求都很严格，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到王彦臣开办的私塾就读，使得私塾人满为患。

　　王会悟的母亲丁允宝贤淑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这位勤劳善良的母亲共生养了9个孩子，由于当时经济和卫生条件的限制，只有5个孩子存活了下来。

　　旧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王会悟的父母思想比较开明，4个女儿中有2个（王会悟与妹妹王会真）自小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王会悟6岁时进入父亲的私塾学习。在良好的家教熏陶下，王会悟自小形成了耿直和坚韧的性格，这对于她以后追求妇女解放、自强自立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代文豪茅盾的家和王会悟的家相隔很近，出王家后门10多米的距离就到茅盾家了。茅盾比王会悟大2岁，但按辈份，茅盾得称王会悟为“表姑母”。茅盾幼年时曾到王彦臣的私塾读过半年书，因而与王会悟同窗。放学后，茅盾和王会悟常一起在桑园地里玩耍。

　　在父母的支持下，王会悟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12岁的她第一次告别父母，开始了异地求学生涯。天有不测风云。没等王会悟毕业，刚过不惑之年的王彦臣突然病故。王家失去了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十分拮据。残酷的现实迫使王会悟中途辍学。回到乌镇后，王会悟决定女承父业，接替父亲重新把私塾办起来。王会悟向镇里宝阁寺借了一个殿堂，独立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小王先生”。

　　有一次，王会悟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被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布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一听乐了：“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桐乡县教育部门很支持这所口碑较好的女子小学，每月给教员5元钱的津贴。镇上一位秀才听说有5元津贴，便四处造谣说王会悟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还向县里提出由他替代教书，每月只需3元。没想到，县里竟然同意了他的提议。

　　赴外地接受新思想

　　1918年，不堪受人藐视的王会悟毅然选择外出求学。她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湖州湖郡女校读书。这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主。王会悟在学校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兼做清洁工作，以此补贴学费。

　　机遇总是垂青勤奋之人。学校老师看王会悟中文功底不错，便将她推荐给了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学习中文，办一个“娘娘班”，王会悟欣然答应。

　　在校期间，王会悟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她最喜欢的杂志之一。《新青年》对压迫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进行猛烈怦击，提倡恢复妇女“独立自主之人格”。这种对妇女解放的民主呼唤引起了王会悟的强烈共鸣。

　　王会悟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回信夸赞她“有胆识”，陈独秀在信中这样写道：“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

　　志同道合遇知音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王会悟无心再在湖郡女校这所为上流社会培养淑女的教会学校里呆下去了。她提前结束了女校的学业，只身前往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开始探寻女子独立解放的途径。

　　在茅盾的引荐下，王会悟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文秘工作，真正涉足妇女解放工作。聪明能干、工作认真负责的王会悟深得会长徐宗汉（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的器重。

　　1920年，王会悟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最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之一。

 
　　有缘千里一线牵。其间，湖南人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从日本回到上海办事，当时，李达寄住在陈独秀的寓所。王会悟和李达因工作而相识、相知。李达经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的道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

　　一个是知识渊博的爱国热血青年，一个是秀外慧中、知书达理的新女性，李达和王会悟在工作交往中擦出了爱的火花。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总是认认真真帮他抄清。1920年下半年，相识还未满半年的李达和王会悟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婚礼。一桌酒席，三五好友，而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

　　“一大”会议的“哨兵”

　　上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李达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选为书记。不久，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共产党》在上海创刊。李达和王会悟的新房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12月，陈独秀离沪去穗联系有关经费事项，先后由李汉俊、李达任代理书记。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成为“一大”的具体筹划者。

　　李达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开会地点及其他一些事情交给王会悟去办。当时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的王会悟，早从李达那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分散各地，单找住宿场所，王会悟就颇费了一番工夫。几经选择她找到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时值学校放暑假。王会悟以“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开个学术研讨会”的名义向校长黄绍兰租借了学校的3间教室。

　　会址的确定更让王会悟动了不少脑筋。一连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后来她想到了也是“一大”代表的李汉俊所寄居的胞兄李书城的家。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刚买下法租界望志路上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那里环境僻静，行动十分方便。王会悟找李汉俊商量，李汉俊满口答应。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家召开了。当时从全国50多名中共党员中产生的13名代表及2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围坐在一起，拉开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的序幕。

　　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口望风。7月30日，上海正值酷暑天气。这天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李公馆，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王会悟问他找谁，来人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

　　王会悟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

　　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2辆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事后，李达向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革命声传画舫中

　　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

　　休会时，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在上海的，有提议去杭州西湖的，但最终担心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王会悟想到了她曾就读的女子师范学校所在地——嘉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上海嘉兴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王会悟提议去嘉兴南湖，董必武、何叔衡等代表都赞成，“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8月1日一早，王会悟与部分代表到上海火车北站，各自买票乘火车去嘉兴。

　　到达嘉兴后，王会悟带领代表们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间房间休息，又托旅馆账房帮忙雇船，因为没有预订，只租到一条中型画舫式游船。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南湖名胜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围坐在中舱客堂间的八仙桌前安心开会。

　　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哨兵”，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里拿把纸折扇轻敲船板，提醒代表们注意。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就连午餐预订的酒菜，她也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到大船上。

　　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到下午6时多会议结束。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成立。而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惟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一大”以后，王会悟更加主动积极地投身于中国革命运动，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学，李达任校长。平民女学是由王会悟出面联系，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的。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学终于开课了。李达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并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平民女学为时只有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而且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早在1921年12月13日，党组织就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由李达、王剑虹、王会悟参加编辑工作。《妇女声》对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新消息，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经验，引导和团结广大被压迫妇女反抗封建礼教，反对剥削压迫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2年冬，李达去湖南长沙协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王会悟随同前往，在该附属中学教英语。他们夫妇长期坚持在白区工作，传播马列主义，印刷各种革命刊物，并由王会悟将印刷品寄往延安，署“发信人王啸鸥”。毛泽东收到书后曾复信：“你们是真正的人。”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王会悟的家里。当时王会悟刚刚生下她的第二个女儿，她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家门口放哨，为中共“二大”担任了警卫工作。

　　1946年春，王会悟从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她热爱故土，对家乡的姐妹仍然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深感不安。王会悟不顾体弱力衰，四处走访发动。在她的努力下，1947年秋，桐乡县青镇妇女会诞生了，她们以座谈会、联欢会、演讲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争取恢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

　　鲜为人知的是，在1948年出版的《桐乡民报》上，曾先后刊登2篇王会悟要求妇女摆脱封建的束缚和枷锁、寻求妇女解放的文章。在同年3月8日名为“青镇妇女”的《三八特刊》上，登载了王会悟撰写的《我们应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文章。5月16日，在名为“青镇妇女”的《母亲节特刊》上，再次出现王会悟的文章《哭点儿》。

　　一生简朴安于平淡

　　抗战爆发后，王会悟曾与李达多年流离失散。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她独自带着儿女，在山影交错的乡间，孤独地与粗粝尖锐的生活抗争。

　　1949年，李达写信给王会悟：“润之（即毛泽东）来看我，问起你，希望你早日来北京为好。”是年5月，乌镇解放，王会悟北上与丈夫团聚，被安排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李达和王会悟这对时聚时离的患难夫妻，终于在北京重逢了。

　　1966年“文革”开始，李达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王会悟也受到了牵连。但她坚信如此是非颠倒的混乱日子一定会过去，教育子女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为李达平反，也恢复了王会悟的名誉。国内外友人时有到访，王会悟皆热情接待，回忆往昔，言辞平和。

　　王会悟晚年生活简朴，安于平淡。进入耄耋之年的王会悟，左眼虽失明，仍每日用放大镜阅读政协发下的学习资料。她晚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整理党史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积极为党史、妇女运动史、中共“一大”会址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溘然长逝，享年96岁。

 
　　王会悟一生为人低调，克勤克俭，功绩卓然，却从不主动向国家、向他人索取什么。她不是一名党员，却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建树的功绩，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本版照片均由梁英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