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７日５时５５分，沈雁冰——一颗中国文坛巨星陨落了。４月１０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约２０００人向沈雁冰遗体告别。沈雁冰的遗体安卧在松柏与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正是这面鲜艳的党旗，指引着他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１８９６年７月，诞生在桐乡县乌镇一个半官半商的大家庭里的沈雁冰，从小就有“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１９１６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沈雁冰走上街头参加集会，听北京来的学生代表讲演。“五四”风暴改变了他的思想，他开始学习和翻译、介绍马列主义著作。１９２０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回上海，不久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雁冰是该会的负责人之一。同年８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９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改组为它的机关刊物，沈雁冰是这一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１０月，沈雁冰经陈独秀邀请和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马上投入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作的准备工作中。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沈雁冰就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当时，他和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人在一个支部，支部会常在渔阳里２号陈独秀家里召开，后这里被法捕房查抄。此时，各省的党组织也陆续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中央考虑到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就派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他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都由他安排、转接。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写沈雁冰的名字，也由他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另一项任务是协助中央派来的徐梅坤组织上海印刷工人工会。

　　沈雁冰在积极参加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继续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和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等于１９２０年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当时文坛上的复古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鸳鸯蝴蝶派”等进行坚决斗争。当年１１月，他接办和改革了原由“鸳鸯蝴蝶派”控制的《小说月报》，为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桐乡青年社的创始者

　　“五四”运动以后，沈雁冰和弟弟沈泽民受长沙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的启发，深感家乡落后和闭塞，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团体以改造家乡。１９１９年暑假，沈雁冰夫妇和沈泽民、杨朗垣以及沈雁冰的小学老师、时任乌镇植材小学校长的徐仲英等１０多人相聚在乌镇植材小学。经过充分酝酿，以“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和地方恶势力”为宗旨的进步社团——桐乡青年社，终于诞生了。

　　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还决定出版不定期铅印刊物《新乡人》。《新乡人》社由徐仲英任干事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和杂志的印刷发行，沈雁冰任编辑负责人。在沈雁冰、徐仲英等人的积极筹备和社内外进步青年的热心支持下，《新乡人》杂志第一期很快就正式出版了。

　　１９２２年春，桐乡青年社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开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接纳金仲华、王会悟、郑明德和孔另境等约５０名桐乡籍进步青年为桐乡青年社新的社员。会议还经沈雁冰提议，决定把《新乡人》改名为《新桐乡》，扩大发行。刊物统稿由沈雁冰负责。南湖烟雨楼会议后，桐乡青年社社员已发展到６０多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吹响了“改造旧桐乡，建设新桐乡”的战斗号角。

　　领导商务印刷馆大罢工

　　“五卅”运动后，党中央为重新掀起上海工人运动高潮，派徐梅坤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沈雁冰、廖陈云等取得联系，组织工会、临时党团，发动、领导罢工斗争。沈雁冰担任了秘密的罢工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８月２２日，罢工由商务发行所廖陈云等首先发动，印刷所立即响应，不久又波及编辑所和总务处，参加人数达４０００人。这是出版业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运动。

　　罢工实现后，党为了确保斗争胜利进行和便于统一领导，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任执委。在罢工过程中，沈雁冰曾多次在职工大会上陈述罢工的进展情况，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他担负了罢工中一系列文件的起草、誊写和宣传工作，并以罢工中央执委代表身份，直接参加同馆方进行交涉谈判活动，以及罢工胜利果实——复工条件十六条的签字仪式。

　　革命生涯成就一代文学巨匠

　　沈雁冰的政治生涯从1920年开始，其中重大的政治活动集中在1925年至1927年间，这三年，他几乎放弃了文学活动。1927年以后，政治家沈雁冰“消失”了，中国文坛则出现了一位笔名叫茅盾的文学家。

　　1927年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沈雁冰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路途阻塞，遂从牯岭潜回上海。这时，国民党通缉共产党人，沈雁冰亦在通缉名单之中，为此他只好转入地下，根据组织安排，隐蔽起来。当时由于蒋介石对革命的血腥镇压，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沈雁冰在组织上与党失去了联系，使他思想上处在深深的苦闷之中，但他对革命并没有动摇。而是决定“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随后，沈雁冰就开始了创作。

　　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开始写作，9月发表《幻灭》，至次年6月，完成《动摇》、《追求》——三部曲《蚀》的创作，并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7月，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沈雁冰接受陈望道建议，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在日期间，沈雁冰听到国内正掀起新的革命高潮，甚为激动。他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清理思想，苦闷的情结逐步消退。1930年4月，他毅然回到上海，重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

　　沈雁冰回上海后，不久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底，他的长篇小说《子夜》脱稿，第二年１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以上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展现了３０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这部革命现实主义巨著的出版，无论对沈雁冰本人的文学道路，还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同时，沈雁冰为揭露日寇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罪行，创作了《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著名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和《子夜》一起，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沈雁冰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撤离重庆，经桂林飞往香港，开辟第二战线，参与建立新的宣传阵地《华商报》，担任复刊后《大众生活》的编委。在香港的９个月中，他发表了《腐蚀》、《如是我见我闻》、《客座杂忆》，还有散文、杂文和文学评论１２０多篇。其中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是他继《子夜》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又一次取得的独特成就。

　　沈雁冰和鲁迅的战友情

　　沈雁冰一生朋友众多，其中弥足珍贵的是他与鲁迅在并肩作战的历程中结下的深厚战友之情。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时期，沈雁冰有意识地自觉担当起支持和配合鲁迅战斗的角色。“左联”成立之初，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热衷于“飞行集会”、撒传单等与文艺无关的活动，更认为“左联”不是作家组织，还对作家的创作热情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１９３１年５月，沈雁冰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与鲁迅一道对“左联”的“左”倾纲领进行了重大修正，剔除了其中的极左内容，强调创作的重要性和反对关门主义。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报《申报》的老板史量才，决心改革副刊《自由谈》。沈雁冰和鲁迅受主编黎烈文邀请，经常在《自由谈》中发表文章，抨击劣政，针砭时弊，矛头直指向国民党。为了协调斗争步伐，两人常在一起研讨可作杂文的材料，及如何互相配合等问题。在两人的带动下，改革后的《自由谈》，吸引了许多作家也来尝试着写杂文，并蔚然成风，使得杂文渐渐地成为一些左翼作家用来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把锋利匕首。

　　１９３３年底，国民党加紧了文化“围剿”，严厉查禁左翼作家的书刊，沈雁冰和鲁迅的大部分著作在查禁之列。为了应对，两人在多次商讨后，在大陆新村共同创办《译文》，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这样一来，就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下，开辟出一条反“围剿”的新战线。

　　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雁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此后，他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而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和文化使者，他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沈雁冰亲自主编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杂志和文协创办的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还一度兼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在文学理论、学术研究方面，他也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主要收集在《鼓吹集》、《鼓吹续集》中，撰写了《夜读偶记》和《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两本学术性著作。

　　沈雁冰还悉心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帮助他们进步成长。１９６１年，他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１９６０年短篇小说漫评”，拔擢了一大批新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沈雁冰也横遭诬陷，被打成“头号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沈雁冰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却从此靠了边。他虽然横遭诬蔑，但不为“四人帮”的淫威所慑服，不随风转，而是保持冷静和沉默。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沈雁冰又焕发了青春，重新活跃在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场合中，他的创作欲望又趋旺盛。在短短的４年多时间里，他整理出版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写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５０多篇，并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请，把他过去的著作，编成《茅盾散文速写集》、《茅盾译文选集》和《茅盾评论文集》等。同时还写了《可爱的故乡》等一些优美的散文，《过河卒》等４０多首新诗和旧体诗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恢复党籍：一生追求的最大荣耀

　　从１９８０年上半年开始，沈雁冰就病魔缠身，身体日益消瘦，几种综合症并发，治愈已经困难。此时，他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１９８１年２月２日，沈雁冰在家中突然昏迷，被急送医院抢救。３月１４日上午，精神略有好转的沈雁冰，对儿子韦韬说：“我的身体恐怕不行了，我有两件事一直放在心里，现在要说一说，你们拿笔来，我亲自写出。”他原本坐起来想亲自给党中央写信，但他的手已经不听指挥，写出来的字无法辨认。不得已，改为由他口述，韦韬进行笔录。

　　其中一件事，就是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沈雁冰在信里说：“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第二件事是为了繁荣长篇小说创作，他向中国作家协会表达了最后的肺腑之言：“为了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我将我的稿费２５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沈雁冰去世当天，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这一不幸的消息。３月３１日，中央根据沈雁冰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１９２１年算起。沈雁冰儿子韦韬回忆，他的父亲从1928年脱党后，因多种原因，曾４次与恢复党籍失之交臂，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件事的努力，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是沈雁冰一生都在追求的荣耀。

　　这份对党的忠诚，让沈雁冰一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