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五，太阳快要落山了，章翔把礼品袋往车把上一挂，骑车去朋友汪健家吃晚饭。

　　章翔的老家在山区，离工作的小镇有数百里之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顿饭对章翔来说特别珍贵，因为再过三个月，章翔从老家来小镇工作已经一周年了，身在他乡的章翔深深地体会到了举目无亲的滋味。

　　章翔今年25岁，大学刚刚毕业，还未找上对象，上无老，下无小，家里大小事务基本不用操心。于是，春节刚过去三天，章翔便在年初四就来到他的第二故乡——他工作的那个小镇上。

 
　　在汪健家一起吃晚饭的还有赵宇、沈鹏、陈涛等几个青年教师，章翔和他们几个混得较熟，空闲时间经常泡在一起，大家年龄相仿，又都有稳定的工作，作息时间也大致相同，渐渐地成了一个自由的单身群。

　　赵宇兼任小镇上一所中学的团支部书记，而章翔时任镇里的团委书记，但两人在业余交往时却毫无这层关系，因为章翔心里深知，自己这个团委书记缺乏社会经验，既无人事权，又无经济权，故而任凭自己怎么严格要求自己，基层的同志见了章翔还是不怎么样。

　　酒足饭饱后，几个年轻人先后来到汪健的房间。章翔找来两副扑克，然后在面前的小方桌旁坐下，随意洗了几遍后示意他们几个也坐下，招呼道：“来来来，打牌了，打‘红五’了。”

　　几个年轻人正在一旁说笑，一听章翔招呼打扑克，便一一坐好。章翔把扑克迅速切成两堆，汪健第一个抓牌，接着赵宇抓牌，轮到陈涛了，他迟迟不抓牌。

　　“陈涛，傻愣什么呀？快抓牌啊！”赵宇说的话，陈涛似乎没听见，心里只有“红十”：“我看还是打‘红十’吧，我们小来来怎么样？”

　　“要打‘红十’可以，不过章翔怎么办呢？”赵宇说。

 
　　“‘红十’我也会的。”章翔说。

　　“你又不来钞票，他们要来钞票的。”赵宇常常参加章翔主持的共青团会议，知道章翔这人比较认真，沉思一下对章翔说。

　　“那还是打‘红五’吧，这样既不来钞票，玩起来也蛮有趣的。”章翔又说。

　　“一点‘药头’不放，完全空来来，太没劲了！”陈涛不满地说。

　　“我倒无所谓，放不放‘药头’，我都乐意参加。”汪健慢悠悠地说。

　　“红五？我不打。”陈涛坚定地说。

　　几个年轻人中赵宇的年龄较大一些，社会资历也相对丰富些，他说：“今天还只有大年初五呢，据说年初五之前，公安不会抓赌，大家放心好了。”

　　“我把打‘红五’的准备工作也已做好了，你们好意思不和我一起娱乐一回？要知道，还是不来钞票好！”章翔知道，眼前的这几个人太爱“小来来”，所以故意坚持着说。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哪一个机关干部是一点也不沾赌的？像你这样，怎么与下面打成一片啊？”陈涛看了看章翔，嗔怪道。

　　“我们又不是职业赌博，随便玩玩而已，输赢数目不大，要好的朋友之间，谁输一点都无所谓。”陈涛又说。

　　过新年大家难得聚一下，眼看几个人之间快成了僵局，汪健忙打起了圆场：“章翔，我看这样吧，要么你坐着与我们一起打‘红十’，要么你到边上去看电视，让其他人打吧。”

　　“章翔，你不来钞票，还是到旁边看电视去吧！新年里的节目蛮好看的。”赵宇一边和气地说着，一边用手轻轻地推了推章翔的肩膀。这几个人中，因为赵宇和章翔最熟，撵章翔离开牌桌也只能由赵宇做了。

　　章翔终于寡不敌众，只好离开座位，让其他几个朋友打“红十”，自己在旁边看起电视来。

　　不一会儿，外面冲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身着警服。几个小伙子面对突然闯进来的民警，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因为桌面上现钞、扑克俱在，很难推脱。赵宇用余光看了一下民警后，站起身来想离开座位走出房间。

　　“不要走！坐下、坐下！”带班的民警命令道。

　　就这样，小伙子们一个也没有起身，大家乖乖地坐着，在民警的询问下，一一自报起姓名、单位和住址来。

　　“明天上午十时前，请你们几个报过名字的到派出所来一趟。”登记完毕，民警甩下一句话后走了。

　　“奇怪，我们在后面中间的楼上，民警怎么会知道？”赵宇有些疑惑。

　　“我们的摩托车都停在廊檐下呢，他们肯定猜想有人在这里赌博。”陈涛分析道。

　　“汪健你也真是的，为啥不防备一点，把一楼的大门关关好？”一向沉默寡言的沈鹏开了口。

　　“一开始大门的确是关好的，而且关得严严实实。”汪健遗憾地说。

　　“那后来呢？”赵宇追问。“后来，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父亲担心大家的摩托车被淋湿，再说考虑到夜已深，为防止大家的摩托车被偷掉，便打开大门想把这些摩托车移至屋内，谁知，警察恰巧巡逻至此，便径直闯进来了。”汪健说出了原委。

　　当晚，几个小伙子彻夜未眠，忙着商量起对策来。

　　“现在快零时了，明天一早，陈涛你得抓紧联系上你的叔叔，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化解问题？”赵宇说。

　　陈涛内疚地说：“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虽然估计是没有用的，我那个在公安局里当领导的叔叔平时经常告诫我：小赌也不要沾，沾了你自己负责。这回去找他，不挨他一顿臭骂已经是大幸了。”

　　“汪健，你去联系一下你的舅舅看，他在教育局当头儿，你把情况告诉他，让他想想办法吧。”赵宇对汪健说。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我看不说比说也许更好，我是教师，如何开得了这个口？不说上面也许不知道，如果说了，不处理就是包庇了。”汪健一脸无奈，低声说。

　　第二天，四个小伙子按时来到派出所，做了笔录，每人还被处罚了3000元。办案民警说，保证将这事保密。

　　几天过去了，章翔碰到赵宇，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下意识地问了句：“上次的事，结果怎么样啊？”

　　“真是哑巴吃黄连，被公安罚了款还不能说出来。”

　　“为啥？”“要是说出来，传远了，教育局里知道了，还不是要开除，要丢饭碗？”

　　“有这么严重的吗？”“这是新规定，出台还不到三个月。”　　　　　

　　“没事的，教育局听到小道消息是不会当真的，只要镇里不上报。”

　　“唉！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父母知道了，会心疼这些被罚掉的钱，他们起早摸黑的白辛苦一场呢。学校领导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同事知道了，还不被他们笑话？”　

　　“章翔，早知如此，当时哪怕能听你半句话，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尴尬样！”

　　“这便是‘小来来’付出的代价，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章翔对赵宇不无感慨地说。

　　（注：本文根据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我市某镇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文中人物均系化名，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