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l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当时,我国“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诸如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以及在异国他乡作为弱国子民遭受歧视的苦闷。《苦闷的象征》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一种艺术理论总结。
l924年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苦闷的象征》,9月22日便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还连载于l0月1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上,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与此同时,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后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并同时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多见。
那么,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究竟哪一本更好呢?丰子恺曾说过:“他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但一些读者包括鲁迅本人对此似乎有较为实事求是的评说。如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就在比较后认为,在翻译的某些方面,鲁迅不如丰子恺,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是大家手笔。并且指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译文诘屈聱牙,有些句子还长达百来字。为此,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不仅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由此,也充分表现出鲁迅的谦逊和坦诚。
据说,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还特别安排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让丰子恺的译本先在书店出售。因为自己是已成名的作家,丰子恺当时刚走上文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如果自己的译本先上市,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爱护与关怀,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起步阶段的扶持。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当谈到《苦闷的象征》一书的中译本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丰子恺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敬仰之意溢于言表。可鲁迅却对丰子恺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认为,一本外国书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他俩之间的距离因此缩短了许多。这件事后来传为文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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