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着破包袱从火车上挤下来的时候,心里如释重负:终于走出了那个鸟不拉屎,鬼不出没的穷山沟沟!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所谓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为柴米油盐打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尽管我的劳动力很廉价。
我本来是可以风光地考上个大学的,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在前面,无奈家里穷,就退学出来打工。这样更好,早点挣钱,养家糊口。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伸手等着猛如虎的学费,床上还躺着个奶奶等着无底洞似的高昂的救命药,仅凭爸爸在城里打工寄回来的钱和妈妈在梯田时忙活挣回来的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同村里差不多年纪的人一道出来混。
这城里,还真是个好地方,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繁华似锦,最主要是有电、有水、有水泥路。难怪有那么多人挤破了头也要到城里来。我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工厂打工,并且在干净明亮的三五十平方的职工宿舍住下了。
工厂的生意也真是好,24小时机器不停歇地工作。我常常要在那个机器嗡嗡,声音嘈杂的车间,一刻不停地在机器上忙碌,一呆就呆12个小时,甚至超过。那个车间,夏天就跟个蒸馒头的蒸笼一样,又热又闷,弄得我一身臭汗。可到了冬天,像是有鬼一样,冷风嗖嗖的,成了冰窖,刮得你站不定脚。
这还不算呢,那个动不动就对人龇牙咧嘴的老板最不是人的地方,就是不把外来务工人员当人看。有一回,我在车间工作,不知疲劳过度还是怎么的,脑袋一恍惚,左手手指进了机器里,半截食指,咔嚓就没了。顿时,血狂飙出来,如果村里那口井的水能如此源源不断地渗出来,我们做梦都会笑了。眼下,我疼得脑袋空白一片,几乎晕眩但强忍着痛,从机器的缝隙里找到了那截断指,一兴奋,血喷得更猛了,心更疼了。我被老乡送到医院,还好祖宗保佑接上了。医药费是老乡给垫上的,我初来乍到,到城里讨生活,身上没什么钱。回到厂里,跟老板讨医药费,老板却一本正经地说:“由个人疏忽大意在本厂受伤,本厂概不负责。”我一听,着点气晕过去,手指接缝处疼得更历害了。他是冷血动物吗?不把我们当人看。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谁让他是老板,他最大,况且这是在城里,如果换了村里,我找人把他打一顿好了,在城里安分点的好。想要在城里有一个站脚地儿,你必须先好好打工,挣钱混口饭吃。医药费不给就不给吧,我也强不过你,只要你年底给我工资就行了。这样想着,我又去车间干活了,我可不想扣工资。
那老板不仅和蛇一样冷血,还是一只铁公鸡,发工资简直是扒他一层皮。前几年,还算爽快,虽然那副表情十分痛苦。他把手指放舌头上一舔,一张一张仔仔细细点过,生怕多给一张。不舍归不舍,工资总得发吧,老板也不敢违反我国神圣而庄严的法律。可这几年,赶上金融危机,老板的口袋捂得更紧了。“怎么这么少?”我们数完钱发现比以前少。“现在经济危机,美国佬都裁员了,给你发工资,已经算好了。”我们一听差点气背过去。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钱上,我不知从哪儿来那么大勇气,一拍桌子,火冒三丈地说:“一分也不能少,否则老子烧了你的厂。”我瞪着老板,老板傻了,他一定是在想:平时被他欺负惯了的毛头小子,发起火来这么凶。在我的威逼之下,三天之内,所有兄弟的工资都补齐了。
这什么年头,所有烂事、烂人都让我给摊上了,我不干了,于是我做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自己做老板!
我拿出这八年打工赚来的积蓄,又向老乡借了点钱,买了台机器,给人做加工。跑了几个单位,好不容易拉来了几个单子,眼下就等招工了,可招工启事贴出去一个星期,竟然半个人影子都没有。眼看交货期限快到了,我急得呀,咬咬牙登了报。终于,几天之后,一个皮肤黝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应聘了,我一看很满意:是个干力气活的料。哪知他一坐下来,就连珠炮似地发问了。那架势,来应聘的不是他,是我。“你们这儿,上班时间多长?”“10个小时。”“工资呢?”“一年给你两万,我包吃。”“这么少,现在二线城市打工都不止这么多。”“唉,兄弟,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打过工,知道挣钱不容易,等我们厂稳定了,年底再给你发点奖金。”我诚恳得就像个龟孙子一样。“奖金能有多少?算了。”说罢,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哎,兄弟,哎哎哎……”他箭步如飞,丢给我个背影。
我无奈地摊坐在椅子上,望着桌上一叠单子发慌。
你说咋又赶上“用工荒”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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