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溯源

　　濮院市镇扩容以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般的中巴车就在杭申公路（即现在的320国道）上一停靠，告诉你：濮院到了。第一次到濮院，我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于是，将信将疑地下车，沿着一条繁华的衣裳街入北。我要去的是桐乡的第三中学，在濮院的北面。人家告诉我，三中在有两棵银杏树的地方，很好寻的。

　　那老街真长。牛皮鞋的高后跟好像还是木头制作的，打在石头的街面上，的笃的笃的。街名永乐，我不知道濮院与这个“永乐”的街名有什么关系，反正，那个年代，街名与人名，一律地带有毛时代的语汇特色，比如，建国路、振新路、解放路之类，而眼前的永乐路，文绉绉的，心下狐疑，但也没有特别地去加以注意。

　　我细细考辨“永乐”这个老地名的时候，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日子，濮院日新月异，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羊毛衫市场。永乐路为北横街所阻，与北横街构成一个巨大的“丁”字。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两星期之前，我去濮院，重走了这一条老路，发觉水泥的街面较之以前平坦一些外，倒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仔细观察，永乐路旁边还是多出了几家以“永乐”命名的小宾馆和超市。濮院人对“永乐”这个称呼，看起来很有感情的。但是，我呢，对“永乐”的感情，却完全建立在一本本竖版且未加标点的线装书里。

　　濮院的历史上，濮鑑（字明之）实在是一位关键性的伟大人物。他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看透了政治的黑暗，无心仕进，于是开始了经商。他发了大财，却轻财重义，聚而能散。濮院的寺院，如仁寿寺、福善寺、永福寺、报恩寺、普济寺；道观如玄明观及永安、东岳两祠，都是濮鑑创制的。此人性情明达，“处己以谦，待士以礼”（赵孟頫的评语），在濮院有很高的道德威望。邻里有纷争，他常以理劝和。他还是那个年代的一名大慈善家。大德十一年，浙西发大水，他开仓发米三千石赈灾。他周恤孤寡，办义学，修桥梁，凿井渠，给路毙者、贫死者提供棺木……更为难得的是，史载他的乐于为善，完全出乎他的天性。可惜濮鑑五十一岁就去世了。他的墓志铭，是他的挚友、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撰写。

　　元至大（1308—1311）年间，濮鑑“构居开街，立四大牙行，召民贸易，居民咸聚而依之，以贸迁成市，收购各机户所产丝绸，招来远商近贾”。这就是濮院丝绸市场的雏形。这个市场，中间是濮氏的居宅，四周都是贸易之所。濮鑑为了商人交易的方便，还捐金置舍，类似于现在羊毛衫市场的那些交易大厅吧，当然没有眼前这般的高大轩敞，濮鑑也不会收取巨额的租金。这位濮氏一族承前启后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是为了方便出门在外的客商。从此，远方的商贾，来来往往，再无羁泊之苦了，买方与卖方，大家都高兴，和气生财啊，就将“永乐”这个名字叫开了。永乐立市，濮院的商业经济由此发萌，绵延七百年，终于蔚为大观。我一向觉得，濮院现在的羊毛衫市场如此发达，与此是有关联的。当然，濮家从此开始，从一个纯然政治的家族慢慢地转向一个政治与商业并举的家族，奠定了濮院明清时期作为江南五大镇之一的底气，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商业遗产。

　　根据历史学家樊树志的考证（他对比了至元《嘉禾志》记载的永乐市与万历《秀水县志》记载的濮院镇，发现了端倪），濮院的名称其实久已有之，不过范围很小，只是濮氏宅第的名称，而不是这个江南小镇的名称，明初之前，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聚落，一直称“永乐市”。也就是说，永乐市，作为市场聚落的濮院最初的一个曾用名，是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永乐市与槜李墟、御儿、幽湖、梅泾、濮川等濮院众多的名称一样，都是濮院的前世。

　　永乐立市以后，市业日盛，很快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永乐市的范围，根据《濮氏家乘》：东临大街，西边到义路街，南北两横街之间。有意思的是，经过了七百年的沧海桑田，这些老地名，居然大多保存了下来。为此，我们很容易能够确定它大致的范围。

　　历代的镇志上，也一直有“永乐里”（在北横街东口，通庙桥下，旧为永乐市河，后废为弄。据夏辛铭《濮院志》）、“永乐市”（在百丈河上，即今大街市，有永乐桥，在严家汇西北，今民房天井尚有桥栏莲花石柱存焉。见沈廷瑞《东畬杂记》）、“永乐弄”的记载。濮院的发达源于此，它理所当然是濮院的一个历史遗迹，一个物质文化的历史符号。

　　寺观——以香海寺、翔云观为例

　　濮院的寺、观、庙、堂、院、庵，最早建于宋代，大多建于元明清三代，多数为濮家所创制。根据新编《濮院镇志》列表记载，历代可以稽考的计有八十五座之多，其中镇域内就有四十四座。对于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来说，那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由此可知，咸丰十年（1860）以前的濮院，俨然一个梵呗声声的佛国。其中，最主要的当推香海寺与翔云观。

　　香海寺，本名福善寺，元濮鑑舍宅建寺基二十八亩，根据明代杨述《重修福善寺碑记》，相传寺左右有两庵，一崇福庵，东溟浩上人居之，一积善庵，月庭生上人居之，两位上人都是智性融通、识趣超卓的人物，也都为濮鑑所敬重。寺成之日，濮鑑延之上座，力促两庵合二为一，命名为“福善寺”。明永乐癸巳（1413）僧原体重修，丁酉（1417）建天王殿，庚子（1420）建大悲殿。正统己未（1439）成千佛阁，隆万间僧文渊重建。清康熙三年（1664）增建大悲阁，十七年（1678）僧鹤峰重修正殿，六十一年（1722）敕赐香海寺额。临水为头山门、香花桥，右为韦天殿，过桥为二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当年的右梁上，标明了濮鑑一力盖造佛殿时间的文字：“至大二年岁次乙酉良月辛未吉辰建造。”至大二年，即公元1309年。

　　旧传香海寺的铜钟重一千三百斤，明宣德丙午铸，钟铸成的那一天，因为太重了，谁也没有办法悬挂到高达四寻的钟楼上，正当工匠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老者，工匠依照他的方法，才将大钟挂了上去。铜钟悬挂完毕，老者告知他们，这一昼夜里，万万不能敲钟，但和尚们心急，急于试音，“咣”的一声，铜钟的声音传开了，此时，老者正好步行至陡门桥，听到钟声，就不再往前走了，说：“钟声到此为止了。”果然，运河南岸能听到寺钟的声音，北岸就听不到了。香海寺的铜钟，自从悬挂上去的那一天开始，它的声音，成了方圆二十里内居民的作息时间，直到它灰飞烟灭的那一刻。

　　香海寺毁于咸丰十年（1860）的七月和十月，濮院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团练交战的战场。战争使古寺全毁，原本祈福积德的香火之地，一变而成为杀场。沈梓的《避寇日记》写到咸丰十年的二月廿八日，“……早饭后，团练局及乡人缉获贼匪四名，其一在居家湾剃头，落去竹牌一张，乡人噪而逐之，贼以一小青布包投市肆屋上。寻擒拿余二名，皆于市肆拿获，搜其身皆匿放火具，琐碎似饭球，着木则火发。其一系本镇乞丐，受贼番饼二枚，为乡导者，遂并杀于香海寺天王殿丹墀中。是地遂为杀场。”救人与杀人，不过一转眼之间，且同为兹土。

　　翔云观，本名玄明观，元濮鑑分宅之左偏建造，基凡九亩三分，初止山门及真武殿。元统乙亥（1335），鑑子允中（即濮乐闲）又建三清阁，高数丈，可眺远，覆盖皆五色琉璃瓦。观后有翔云石。杨维祯匾其山门曰“翔云胜景”。明景泰万历崇祯间屡修葺，清康熙二十九年程士枢修三清阁，其三清宝阁、三元宝殿两额仍董文敏（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书，清避高宗讳，遂改称翔云观。此后，屡有修葺。

　　明清两代，濮院的庙会，是在翔云观为首发地的，如佑圣会，第一日，必在翔云观。即使在长毛扰镇的前夕，观里的香火也一反寻常地旺盛：

　　“（咸丰十年二月）初五日……是日东岳大帝抬至翔云观圣帝殿，有庙役金聋子者，执香稽首，颡皆起青紫块。次日关帝亦抬至翔云观，香火甚盛。”（《避寇日记》卷一）

　　翔云观毁于咸丰十年，但清末经过几次修复后的道观，竟奇迹般保存下来，成为人民公社的粮库。“文革”中，翔云观的正殿、轩辕、神农、城隍各殿、太乙古井、炼丹台、倒垂的古柏等翔云观旧物，全遭毁坏，只剩山门一座，单薄地矗立在庙桥河北面。观前比较有特色的一对花岗石狮子被安置在人民公园门口，城隍殿大门两旁的一对竹叶石门当，在今桐乡三中校园。

　　香海寺与翔云观，均始建于元代，且都为濮鑑（明之）所建。我一直觉得，这位年纪只活了五十一岁，为人豪爽、喜欢连日乐饮的明之公，是濮院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写到“（濮鑑）创佛寺曰仁寿曰福善曰永福曰报恩曰普济；创道观曰元明。”如果没有濮家，当然就没有濮院，这个或仍叫“槜李墟”或仍叫“幽湖”的小镇，元明清三代，就不可能达到那样繁华的程度。而如果没有濮鑑，濮院的文化厚度就要大打折扣。要知道，这些寺观，凡为濮氏所建，书额题梁，都出自有元一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手笔，我查了一下濮院的志书，有关赵孟頫墨迹的不完全的统计有：

　　赵文敏墨迹，在香海寺正殿梁上。（见《濮川纪闻》）

　　《南泾道院碑记》，在濮院镇，大德初年，赵孟頫撰，佚文载《寺观》。

　　《福清道院碑记》，延祐七年赵孟頫撰，已佚。

　　《古心禅师塔铭》赵孟頫书并篆额。

　　这是何等的交情，何等的荣幸与荣耀。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吴兴（湖州）人，中国第一流的书法家与画家、文学家。濮氏好客，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濮鑑与子昂当年的交往细节，早已湮没不彰，无可稽考。我曾在美籍华人李铸晋的著作中，看到子昂的父亲赵与訔（1213—1265）曾知嘉兴，且子昂姊嫁崇德张伯淳（1243—1303），则赵孟頫与嘉兴的渊源，原本就是很深的。濮志载子昂与濮鑑交最善，想来不是一句虚语。看得出，子昂对这一位“轻财重义，聚而能散”（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的朋友，是很看重的，这从濮鑑在一个夏天饮酒过度，伤发于项，最终不治，子昂后来应濮乐闲之请给濮鑑撰墓志铭一事可以知晓。赵孟頫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少数艺术家之一，身居高位，本不似沉沦下僚的文士，需要靠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一类过活。且此事，已经在濮鑑去世之后的第八年，再说，仔细揣摩《濮提举墓志铭》的行文，子昂记述濮鑑行状，是有感情的。

　　从濮鑑一方面看，濮氏曾为子昂筑园，让其居住，两人“相与飞觞啸咏其中”。赵孟頫还曾为濮鑑作有一幅《幽湖泛月图》。这里的幽湖，在濮院的东南。《东畬杂记》：“幽湖在濮镇东南，水自北塘运湖来从，永新泾、妙智泾、百花泾、杨家泾、陡门等处分流入镇，皆汇于此，然后南流入于长水，澄泓沆漾，幽不可测，故名。”幽湖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只有到了后来濮氏繁盛之际，才以“濮川”取代之。

　　赵孟頫与濮氏的关系之密切，也可从管夫人在香海寺西壁（一说在两耳房）的粉墙画竹一事窥得。元初，子昂携管夫人（1262—1319）来濮。管道升，字仲姬，与子昂同里，至元二十三年（1286）嫁子昂。管氏以画竹知名，所画之竹劲挺有骨，不似闺秀纤弱之笔。香海寺正殿西壁管夫人的画竹，明清以降，远近称为胜观，嘉禾的诗人、画家包括蒲作英在内均有题咏，几乎成为一个数百年间称颂不衰的艺事佳话。子昂来濮，与夫人同行，除去伉俪情深，从另一个角度，也很可以觉出子昂与濮氏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