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家旧院今何在

       濮院镇古称槜李墟，东三十六里到嘉兴，西十八里至桐乡，正处繁忙的三二〇国道线上。

       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地势低洼，隋大业六年（610）开挖江南运河之前，此地“汪然悉为巨浸”。又，运河南来，因水位有落差，只得置堰蓄水。陡门堰以东入北，悬流层级而下。在古代，河流是要设闸启闭便于行船的，闸至杉青闸止，河道开得顺流。江南运河贯通之后，众多细小的支流总算得到疏通、归位，纷纷注入八百里长河的滚滚水流。从此，“槜李一境，始获安润”。镇，宋建炎以前，不过一个草市。镇西，夹岸多栽梧桐。建炎三年（1129），山东曲阜亲贤乡人濮凤（字云翔）来此。古人以为凤凰非梧桐不栖，也是天缘巧合，濮凤因为大名中的这一个“凤”字，于是卜居兹土，成为濮院开镇的第一人。从此，这个小镇与濮姓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濮凤是扈从宋高宗南渡而来的，其身份，乾隆年间的《东畬杂记》说他是宋著作郎兼羽林中郎、驸马都尉，尚德阳公主。此后的濮院志也都是这么介绍的。濮氏谱称，濮凤由贡入仕，撰有《宣仁太后实录》，典赡风华，仪容雅俊，也就是说，此人有文才，仪表又好。皇帝看了很满意，就把德阳公主许配给他了。王梅溪（王十朋）在宋为官，与濮凤有交往，从他写给濮凤的诗句“深忆去年湖上杯”看，他很可能还来过濮院（当时地名“幽湖”，镇南也确有此湖）吃过酒，其诗《次韵濮十太尉赏梅》有“玉叶金枝”之句可证其人丰神。不过，后世学者对濮凤“驸马都尉”的身份，是否定的，那是家谱的编造，因为“驸马都尉宋代为尚主之官，但北宋诸帝之女无一人下嫁濮姓的，且宋高宗无女，孝、光二帝之女皆年幼夭卒，史有明文”（见附录），这个，暂且不表。单说濮凤与他的六个儿子：濮梧、濮桐、濮樘、濮棣、濮梓、濮榛，均在南宋为官。南宋定都临安（即杭州），嘉禾一带，就成为京畿要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大量地购置田产，修筑宅院，给一个尚不出名的草市带来北方先进的士绅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濮凤可说“濮院之祖”。

       但濮院的得名，是濮凤的后代濮一之（字斗南，濮樘五世孙）的功劳。此人考取进士，封太仆卿，嘉定中，又助宋理宗赵昀登大位被提升为吏部侍郎，很得皇帝的隆宠。庆元中，濮斗南谢政归里，为表他的功勋，理宗下诏赐濮氏的宅第为“濮院”，草市始有濮院之名。话说回来，最初的濮院这个名称，只是濮家的一座大房子，即一个比较大的院落而已，并非全镇的大名。

       理宗皇帝还命地方官在玄明观西边造了一座石坊，赐濮氏“铁劵”。皇恩浩荡，濮氏筑“宝劵楼”，庄敬地供奉着这个圣物。据说清顺治年间，铁劵还在。“清初柱石尚存”，这一句是沈东瑜的记录，他说得很是斩钉截铁，有可能他的父辈或者他本人见过宝劵楼的残迹。后来，“铁劵”就不知去向了。有人干脆说，是随收藏它的某一位濮氏后代殉葬了，姑妄听之吧。

       以上的记载表明，濮家在南宋理宗时代，政治上是显赫一时的。从这个家族此后的发展来看，政坛上的不凡表现，到此为止了。

       宋元之际，大概是看到了政局的不稳，濮家开始从政坛抽身，转而业商。濮凤八世孙濮振，咸淳中（1266～1274）举乡进士，为承节郎，官两浙东路兵马司副都监、婺州住剳。此人是濮院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濮鑑的父亲，生性好客，广交朋友，朋友多得濮院原有的宅院都住不下了，这样，他就大量地建构宅第。镇就此初具规模。至今，旧志上还记载着濮振的“吉蔼堂”、“百客楼”等馆室名，特别是“百客楼”，可以想见其人好客的程度。一些与濮振有交往的名士，多来依附，这中间，甚至还有从此不愿离开濮院而生根落户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等到濮振的儿子濮鑑主持家业的时候，进一步在商业上苦心经营起来。在政治与商业之间，濮鑑显然偏重于后者。濮鑑的立四大牙行，大量建筑寺观等创举，以及延请有元一代伟大的书法家赵孟頫来濮，那都是濮院的经济和文化史上极其厚重的一章。

       濮氏家族是一个有远见的家族，他们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一些局限，当然也跟这个家族乱世中的南迁、好不容易在临安京畿之地站稳脚跟及随后的蒙元易代有关。王朝的不可靠，势必要寻找别的出路。而此时江南遍地的蚕桑业，适时进入他们的视野。明清时期，濮院以绸织业盛极一时，那是政治上已经失势的濮家苦心经营的结果。

       江南的古镇，每到易代之际，必遭毁灭性的破坏。但濮院恰在元末的战乱中独得以保全，这不能不说濮氏的当家人有着清晰的政治头脑。元末，张士诚占领永乐市，濮家权衡利弊，小施手腕，贷粮十万斛给张的女婿潘元绍，濮氏的财产以及这个仍在繁盛之中的小镇因此未遭战火焚毁。濮院躲过了这一场大劫，也径直开出了明清两代绸织业的繁盛。

       搁置在大历史的背景上，一个家族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的。明洪武二年，嘉兴甪里街有一位姓汤的富户嫁女到濮家，那一天，洪武皇帝朱元璋微服私访经此，一路上，朱看到那么多的嫁妆，大为惊骇。他悄悄地跟随着来到濮院，终于见到了“备防富盛”的濮家。洪武皇帝是穷和尚出身，眼下他贵为皇帝，骨子里却是仇富的主儿。回到京城，立即降旨，着濮氏分迁各地。这一招，端的狠毒，这也是皇帝老儿惯用的手法。当年，他出兵讨伐张士诚的檄文里，威吓老百姓使的就是这一招，“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老家伙动不动以“迁徙宗族”威逼，其来有自。《濮川志略》记载有这一次悲惨的迁徙，那是濮氏所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给濮氏另一次毁灭一击的是建文三年（1401），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受株连者八百七十三人。濮氏的姻亲、新塍杨任是方孝孺的同党，濮氏发落去云南，几乎是命定的。宁海方孝孺，宋濂的学生。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初大学士，浦江人，曾读书濮院之梅泾。从宋濂作有《濮川八景诗》来看，这不是一个民间的传说，而是确有其事的。方孝孺是怎么来濮院的，未详，但方没有发迹的时候，来过濮院，那是一定的，方孝孺有《泊舟幽湖》诗：

       十载飘零一梦中，桃花依旧艳东风。

       濮家旧院今何在？到处机杼说女红。 方孝孺的诗，有身世飘零、昨是今非之感，是留给濮院的诗歌中比较有名的一首。濮家旧院今何在？熟料竟成诗谶。这一次，朱棣大开杀戒，濮氏难逃此劫。濮彦仁仲温籍戍云南，两个小妾庞氏和唐氏，上吊自杀。有一位宋安王妃白氏，来濮避难，匿藏其家，终老于此，葬翔云观后，后世称“白妃坟”。我原先并不相信这些类似传说的历史纠葛，读到崇德贝琼《过梧桐泾时官籍濮彦仁宅妾庞氏唐氏自经感而赋之》，才相信是真的，贝诗如下：“天寒水清石齿齿，杏叶初黄豆花紫。舞榭歌台不见人，头白鸟飞月明里。当时豪侠轻王侯，一荣一枯八十秋。绿珠已解死金谷，草露作泪无停留。”诗写得很有感情，当是贝清江晚年所作。贝琼与仲温同为杨铁崖弟子，他虽比仲温小，但年轻时必定相熟，他的记录是可信的。

       这一场劫难给濮氏一脉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其严重的程度从下面这个故事可以推想。

       濮氏家族中有一位寡居三十年、勤事耕织的妇女濮九娘，积资盈万，受此案牵连，也得迁居别地，濮九娘以翁姑夫婿墓庐所在，不忍离家，即把万贯家产分给贫穷人家，自己茹素礼佛筑桥（即濮九娘桥，朱彝尊有诗“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搅客眠”），这才幸免于难。朝廷之恩寡薄到连一个老年寡妇都不放过，可想而知这场灾难的毁灭性程度。

       濮氏经此大难，明初以来，家族中再也没有了鲜明突出的人物出现。不过，濮家奠定的绸织业的基本，却乘势勃兴，这大约也是时势所然。乾隆时，濮院俨然大城市，“茶肆酒楼，不啻百计”，街面之繁荣，为他镇所不及。民国以后，逐渐衰落，这也是时势所必然。

       盛衰有时，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位丰神俊朗的濮凤之开镇伊始，“濮氏在宋有八宅二十六庄，八宅者，一曰旧宅，在西寺后……一曰大宅，在洗碗池上；一曰正宅，即寺观故址，后有濮元帅花园，山沼亭台，备具荷池数十亩……一曰市上宅，在市中，四面皆永乐市房，舍内有松月寮，僻地幽静，不知在市喧中也；一曰南新宅……一曰南河宅；一曰大墙宅，在陆家桥西……一曰西街，宅在定泉桥左，吉蔼堂、知止堂、百客楼、桐香室俱在其内。此乐闲公晚年所构，后有丛桂园至二十六庄，旧图散布四郊，今唯镇东有庄泾之名，余皆不可考矣。”宋元明清以降，濮氏有多少的豪宅别业，九百年后，连一块青砖半片碎瓦都不复见到了。站在今桐乡三中、当年的福善寺（香海寺）故址，手扶着八百八十一年前濮凤手植的银杏树，恍惚之间，眼前的这一棵与百步之遥的那一棵大树，它们像两个巨大的感叹号，又像两个耸入云天的特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