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桐乡市区南十公里处，有一个小集镇叫亭桥镇。北沙渚塘直穿镇中，把小镇分成两半。塘河上原先有一座石板桥，因桥上中间建有一亭子，故得名亭桥镇。

　　亭桥小镇东西全长不足两百米，解放前，镇的东头有一座早已断了香火的毛蓬庵，大门上歪歪斜斜写着“亭桥乡公所”五个黑体字。镇西是一所小学。小镇街道很窄，路面由长条石板铺成，由于往来行人很多，石板面被磨得精光溜滑；两边的店面大多是砖木结构，排列整齐，具有江南水乡小镇的特色。

　　崇德与桐乡两县合并前，亭桥镇地处两县交界外，又依托便利的水上交通，这里自然成为了商品、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尤其是早市特别热闹。但在抗战期间，日本鬼子在一次“清乡”大扫荡中，一把火把好端端的一个小镇一夜间烧成一片废墟。直到抗战胜利后，亭桥小镇才又陆陆续续地重建起来。

　　那时候，我还是学龄前儿童，整天在小镇上和伙伴们东溜西窜，其中最喜欢去的是金老板开设的那家“迎春茶馆”，因为茶馆里常有卖艺演唱，各式人等都有不同表演，有村上人吵架到茶馆评理的，还可以听到各地的社会新闻。

　　有一年春节刚过，迎春茶馆靠街的茶桌上摆了一个香烟摊，卖香烟的是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外地人，以卖当时流行的“金鼠牌”香烟为主。他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金鼠牌”。他做生意与众不同，茶客没有钱可以赊账，所以大家都很欢迎他。大概是跑惯江湖、闯过三关六码头的缘故，“金鼠牌”见多识广，很会讲故事，天文地理天下事什么都知道。约莫过了一个月，茶馆对面的小空地上来了一个摆广货的“小广东”。卖的东西在当时的农村里还不多见，乡里人常称它为“洋货摊”，很受农村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妇女的喜欢。“金鼠牌”与“小广东”很合得来，俩人一搭一档，做好早市后两人就跑乡串村，周围乡间小道上都留有他俩的足迹，也结交了好多农民朋友。

　　一年以后的一天早晨，镇东头乡公所里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镇的杀人事件，乡公所的乡长、乡丁团中队长被杀了。听说乡长的办公桌上还留下一张条子，上面插着一把刀子，条子上写着“鱼肉乡里、草菅人命者决无好下场”，落款署名为“军师排”。顿时乡公所乱成了一锅粥，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边看边窃窃私语。局外人没有看到条子，自然把“金鼠牌”与条子上的“军师排”挂上了号，于是人群又不约而同地像潮水般地涌向小街，来到迎春茶馆探个明白，却不见了“香烟摊”，也不见了“广货摊”，留给人们的只是对他们俩的疑虑，担心他们俩的安危……

　　当天下午，县里开来了足有一个排的警察，领头的吹着巡捕哨子直扑“迎春茶馆”，宣布“迎春茶馆”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系站，摆摊的两个外地人是共产党的“探子”，于是金老板被抓走了，茶馆被封了，金老板被关了两个月。迫于解放军已横渡长江，国民党节节败退，已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金老板托人花了三石大米方才赎了出来。茶馆启了封，金老板重操旧业，茶馆生意比以前更闹猛，除了茶馆的柱子上贴了一张“莫谈国事”告示外，一切照旧。

　　1949年5月4日桐乡解放，亭桥小镇也解放了。庆祝解放的大会是在镇小学操场上临时搭台召开的。这一天好不热闹，台上忙着张罗的是金老板，还有两位解放军，腰间别着匣子枪坐在台上中间，我一眼望去，就认出一个是原先摆香烟摊的“金鼠牌”，另一个是“小广东”，我一看，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大会最后宣布亭桥北片的村建立一个乡人民政府，“金鼠牌”任乡长，“小广东”担任副乡长，金老板担任乡文书，还宣布了各自然村农会临时负责人，这些负责人当然都是他俩下乡时结交的贫雇农。这样，从乡级到村级的人民政权建设就一竿子落实到位，各项工作也随之顺利开展起来了。

　　经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后，乡长和副乡长都调走了，金老板（真名叫“金有贵”）随即升任乡长。后来从迎春茶馆传出来的消息，说“金鼠牌”、“小广东”又奉命到尚未解放的地区开辟新的战场去了。

　　转眼间，风风雨雨六十个春秋过去了，然而，那为了革命隐姓埋名的“金鼠牌”、“小广东”两人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